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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挥动大手笔，以“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为由，连续4次以拍卖方式向市场抛售共计近7万吨铜。原因很简单，正如有媒体分析所言，“北京的拍卖意在压低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价，如果铜价维持高位或继续上扬，意味着国储局将面临数亿美元的损失。”
尽管如此，铜市价格至今还没有被压下来。国家发改委随后表态，此次压低铜价是“国家行为”，政府将不断加大干预力度。
索罗斯对刘其兵下手
事情的起因大体是这样的：此前，中国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唯一在LME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下单资格的交易员刘其兵，对国际市场铜价看跌，打算利用卖出日与交割日的差价猛赚一笔，在LME下了卖出15~20万吨期铜空头单。不幸的是，这张空单被索罗斯、巴菲特等国际炒家立即盯上，索罗斯们不断抛出买单将铜价推高。
刘其兵由此面临四面楚歌之境地，被曝失踪后，国际炒家继续兴风作浪。11月18日，LME期铜猛蹿到每吨4243美元，国储中心已蒙受1.5亿美元浮亏。12月2日，LME期铜再创历史新高每吨4442美元，带动上海交易所0601合约上冲到每吨3.9万元人民币。据说，交割日（12月21日）前铜价可能被多头炒到每吨5000~6000美元区间，国储中心损失将高达2亿美元以上。
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之所以拼命盯住这个“位低权重”的交易员偶然疯狂抛出的巨额空单，是看准了中国市场的结构性扭曲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和LME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空间。
必须看到这场对决是在两个适用不同规则的市场中进行的。对于刘其兵来讲，LME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非常规延伸，他在这两个被人为阻隔、割裂的市场上同时打着两场不对称的战争，演绎其光荣、梦想与毁灭。
刘其兵与“西方那些扰乱市场的流氓交易员”不同，他彬彬有礼。LME是个超道德的投机场所，愿赌服输，他气定神闲，并非缘于输赢与个人无关或者存在“大不了逃离LME”的心态。问题是，刘其兵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输。
怎么会输呢？他在过去两年一直利用LME和上海这两个被人为阻隔、割裂的市场，利用铜价倒挂的情况，进行跨市场负套利——稳稳当当地在LME卖出铜、上海买进铜。这种“外盘抛空、内盘做多”的市场操作，即便在铜价单边走牛之下——形成LME空头头寸亏损、上海多头头寸盈利的局面——只要谨慎从事，就可以墙外损失墙内补，稳赚不赔。冲不出去的国内民间资本只能在这个不对称的市场上挨宰，冲不进来的国际炒家只有通过这个“绞肉机先生”才能分一杯羹。
于是，刘其兵忽略了伦敦与上海的差异，以为在LME也能吃霸王餐，只要自己拍屁股走人，国储局则以不承认这笔交易——逼对方有话好商量，同时大量抛售现货打压铜价。
国储铜陷入索罗斯的机会模型
很显然，索罗斯用以大赚其钱的机会模型，就是利用市场扭曲和对手犯错误赚钱。
其实，早在1980年代，索罗斯就以令高层疑虑重重的慈善家面孔进入中国，试图以倒贴方式推销他那套带有苏格兰启蒙思想色彩的开放社会价值观。
大名鼎鼎的索罗斯有几副面孔：金融投机家、慈善家和哲学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这几副面孔作出截然不同的审视。
1997~1999年，从泰国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摧毁了若干国家经济的虚假繁荣并引起极度恐慌。这些国家均实行汇率与美元挂钩机制，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不同货币之间的错位，国际炒家在金融市场上恰恰是利用这种错位赚钱的。
执政者需要一个敌人，以便逃避政治责任、缓解社会焦虑，经营对冲基金业绩不凡的索罗斯成了替罪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指责他制造了麻烦。这时，人们看到一副被妖魔化的“金融大鳄”面孔。
金融风暴刮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王宇女士翻译出版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书中将索罗斯别开生面的哲学家面孔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本书中，索罗斯在导言中劈头就说：“这是一本实践的哲学著作……我本人的赚钱活动和慈善活动都一直受着这一框架的指导。”
事实上，索罗斯曾经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是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他在波普尔“可证伪性”知识增长理论和开放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可错性”假说和“反射性”概念。
如果说，缘于索罗斯的如上哲学理论基础，以致于他在国际金融市场四处制造玄机，那么这两个抽象的哲学名词基本上可作如下描述：人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认识本身内在地具有不完备性，无法获得终极真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反射性的……给参与者的认识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都添加了不确定因素。”思维影响社会现实，会自我证实、自我加强和自我毁灭。他运用这套概念框架对均衡理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把金融市场理解为结果背离预期的历史过程等等。
索罗斯很清楚：“商业活动是由利润驱动的。”拷问投机活动是否道德，不如看看他如何利用“可错性”和“反射性”在金融市场上预测或“贴现”未来：“我会以我提出的某一个假说作为投资的理论基础，这一假说必须不同于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潜在利润越大……一个错误的假说不可能永远流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依据那些有望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却有缺陷的假说进行投资的原因，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知道它的缺陷是什么。这一观点可以使我及时脱手。”
关于“下一个”的宿命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体系和相关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扭曲。前者源自对市场均衡的迷信，即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
后者则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亚洲模式”，一种扭曲的市场模式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是超道德的，它能有效提供私人产品，却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如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索罗斯凭借灵敏的嗅觉，利用造成危机的因素狠狠地赚了一笔。他预测危机应该提前爆发，仓促转为做马币林吉特的多头，“放弃了大部分已经到手的潜在收益”。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政府不断向市场注入资金，推迟了危机的爆发并增加了严重性。这是一个“自我证实、自我加强和自我毁灭”的过程。
那么索罗斯在对刘其兵下手之前，看到了什么呢？
中国进行了26年的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目标就是重建市场和使产权明晰，解决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
关于角色定位，两端的状态是这样的：在“接近均衡”的市场经济体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府和市场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在宪法框架内通过公共选择程序为个人和社会提供包括安全和保护、产权界定和执行、司法救济在内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市场则通过竞争机制配置资源、提供私人产品。很显然，在这种格局之下，市场参与者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利用分立的财产和分散的信息追逐利益最大化，既不能单方面制定交易规则，也不能在发生纠纷时充当裁判。
而在“静态非均衡”的计划经济体中，凯撒就是上帝，用全能政府来包打天下，不存在政府和市场的不同角色问题。
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索罗斯看到了国储局是个渐进改革的畸形产儿：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纠缠不清，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负责战略物资和大宗商品储备与管理的政府部门，市场化改革后，国储局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内设机构，其下属的国储中心又是发改委直属事业单位，在这种复杂的管理架构下面，国储局身上却压着“扮演调节大宗商品价格、确保长期供求稳定”的担子。
此次刘其兵事件，凸现了这副担子的脆弱。至目前，双方胜负依然难料，而且，毕竟铜储备不像外汇那样丰富、方便划拨。据说，国储局干预市场最终可能使损失加大到10亿美元，并使国内市场铜供应中断。
现在，各方人士都在关注谁是最后的赢家。只有摆正国家与市场、公权力与私权利、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关系，把市场游戏看成市场游戏，不把竞争对手妖魔化，也不把某些市场主体道德化，才能在“接近均衡”的市场上公平交易。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件事过去之后，国储局的下一步如何不令索罗斯们有下一步呢？
尽管如此，铜市价格至今还没有被压下来。国家发改委随后表态，此次压低铜价是“国家行为”，政府将不断加大干预力度。
索罗斯对刘其兵下手
事情的起因大体是这样的：此前，中国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唯一在LME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下单资格的交易员刘其兵，对国际市场铜价看跌，打算利用卖出日与交割日的差价猛赚一笔，在LME下了卖出15~20万吨期铜空头单。不幸的是，这张空单被索罗斯、巴菲特等国际炒家立即盯上，索罗斯们不断抛出买单将铜价推高。
刘其兵由此面临四面楚歌之境地，被曝失踪后，国际炒家继续兴风作浪。11月18日，LME期铜猛蹿到每吨4243美元，国储中心已蒙受1.5亿美元浮亏。12月2日，LME期铜再创历史新高每吨4442美元，带动上海交易所0601合约上冲到每吨3.9万元人民币。据说，交割日（12月21日）前铜价可能被多头炒到每吨5000~6000美元区间，国储中心损失将高达2亿美元以上。
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之所以拼命盯住这个“位低权重”的交易员偶然疯狂抛出的巨额空单，是看准了中国市场的结构性扭曲以及上海期货交易所和LME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空间。
必须看到这场对决是在两个适用不同规则的市场中进行的。对于刘其兵来讲，LME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非常规延伸，他在这两个被人为阻隔、割裂的市场上同时打着两场不对称的战争，演绎其光荣、梦想与毁灭。
刘其兵与“西方那些扰乱市场的流氓交易员”不同，他彬彬有礼。LME是个超道德的投机场所，愿赌服输，他气定神闲，并非缘于输赢与个人无关或者存在“大不了逃离LME”的心态。问题是，刘其兵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输。
怎么会输呢？他在过去两年一直利用LME和上海这两个被人为阻隔、割裂的市场，利用铜价倒挂的情况，进行跨市场负套利——稳稳当当地在LME卖出铜、上海买进铜。这种“外盘抛空、内盘做多”的市场操作，即便在铜价单边走牛之下——形成LME空头头寸亏损、上海多头头寸盈利的局面——只要谨慎从事，就可以墙外损失墙内补，稳赚不赔。冲不出去的国内民间资本只能在这个不对称的市场上挨宰，冲不进来的国际炒家只有通过这个“绞肉机先生”才能分一杯羹。
于是，刘其兵忽略了伦敦与上海的差异，以为在LME也能吃霸王餐，只要自己拍屁股走人，国储局则以不承认这笔交易——逼对方有话好商量，同时大量抛售现货打压铜价。
国储铜陷入索罗斯的机会模型
很显然，索罗斯用以大赚其钱的机会模型，就是利用市场扭曲和对手犯错误赚钱。
其实，早在1980年代，索罗斯就以令高层疑虑重重的慈善家面孔进入中国，试图以倒贴方式推销他那套带有苏格兰启蒙思想色彩的开放社会价值观。
大名鼎鼎的索罗斯有几副面孔：金融投机家、慈善家和哲学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这几副面孔作出截然不同的审视。
1997~1999年，从泰国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摧毁了若干国家经济的虚假繁荣并引起极度恐慌。这些国家均实行汇率与美元挂钩机制，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不同货币之间的错位，国际炒家在金融市场上恰恰是利用这种错位赚钱的。
执政者需要一个敌人，以便逃避政治责任、缓解社会焦虑，经营对冲基金业绩不凡的索罗斯成了替罪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指责他制造了麻烦。这时，人们看到一副被妖魔化的“金融大鳄”面孔。
金融风暴刮过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王宇女士翻译出版了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书中将索罗斯别开生面的哲学家面孔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本书中，索罗斯在导言中劈头就说：“这是一本实践的哲学著作……我本人的赚钱活动和慈善活动都一直受着这一框架的指导。”
事实上，索罗斯曾经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是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他在波普尔“可证伪性”知识增长理论和开放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可错性”假说和“反射性”概念。
如果说，缘于索罗斯的如上哲学理论基础，以致于他在国际金融市场四处制造玄机，那么这两个抽象的哲学名词基本上可作如下描述：人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认识本身内在地具有不完备性，无法获得终极真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反射性的……给参与者的认识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都添加了不确定因素。”思维影响社会现实，会自我证实、自我加强和自我毁灭。他运用这套概念框架对均衡理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把金融市场理解为结果背离预期的历史过程等等。
索罗斯很清楚：“商业活动是由利润驱动的。”拷问投机活动是否道德，不如看看他如何利用“可错性”和“反射性”在金融市场上预测或“贴现”未来：“我会以我提出的某一个假说作为投资的理论基础，这一假说必须不同于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越大，潜在利润越大……一个错误的假说不可能永远流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依据那些有望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却有缺陷的假说进行投资的原因，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知道它的缺陷是什么。这一观点可以使我及时脱手。”
关于“下一个”的宿命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体系和相关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扭曲。前者源自对市场均衡的迷信，即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
后者则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亚洲模式”，一种扭曲的市场模式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是超道德的，它能有效提供私人产品，却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如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索罗斯凭借灵敏的嗅觉，利用造成危机的因素狠狠地赚了一笔。他预测危机应该提前爆发，仓促转为做马币林吉特的多头，“放弃了大部分已经到手的潜在收益”。国际金融体系和各国政府不断向市场注入资金，推迟了危机的爆发并增加了严重性。这是一个“自我证实、自我加强和自我毁灭”的过程。
那么索罗斯在对刘其兵下手之前，看到了什么呢？
中国进行了26年的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目标就是重建市场和使产权明晰，解决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
关于角色定位，两端的状态是这样的：在“接近均衡”的市场经济体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府和市场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在宪法框架内通过公共选择程序为个人和社会提供包括安全和保护、产权界定和执行、司法救济在内的公共产品，与此同时，市场则通过竞争机制配置资源、提供私人产品。很显然，在这种格局之下，市场参与者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交易主体，利用分立的财产和分散的信息追逐利益最大化，既不能单方面制定交易规则，也不能在发生纠纷时充当裁判。
而在“静态非均衡”的计划经济体中，凯撒就是上帝，用全能政府来包打天下，不存在政府和市场的不同角色问题。
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索罗斯看到了国储局是个渐进改革的畸形产儿：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纠缠不清，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负责战略物资和大宗商品储备与管理的政府部门，市场化改革后，国储局成为国家发改委的内设机构，其下属的国储中心又是发改委直属事业单位，在这种复杂的管理架构下面，国储局身上却压着“扮演调节大宗商品价格、确保长期供求稳定”的担子。
此次刘其兵事件，凸现了这副担子的脆弱。至目前，双方胜负依然难料，而且，毕竟铜储备不像外汇那样丰富、方便划拨。据说，国储局干预市场最终可能使损失加大到10亿美元，并使国内市场铜供应中断。
现在，各方人士都在关注谁是最后的赢家。只有摆正国家与市场、公权力与私权利、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关系，把市场游戏看成市场游戏，不把竞争对手妖魔化，也不把某些市场主体道德化，才能在“接近均衡”的市场上公平交易。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件事过去之后，国储局的下一步如何不令索罗斯们有下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