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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原名李承萱,重庆巴县人。 1921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肖楚女、张闻天、杨闇公等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反帝爱国宣传活动。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由党组织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夏与杨尚昆结婚,1930年奉命调回上海,从事党的工运工作,不久调往瑞金担任中央《红色中华》报编辑,继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时期,李伯钊在文艺工作上表现突出。她是中央苏区三大文艺创作者之一,也是重要的文艺领导人之一。她凭借出色的舞蹈表演能力获得“红色舞星”之誉。
李伯钊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这与她在中央苏区的突出表现是分不开的。
一、不断学习、努力创作
在中央苏区时期,她不仅善于向群众学习,而且善于向实践学习。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再加上自己的艺术天赋,她逐渐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张闻天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换言之,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就必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党的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于刚从苏联回国的李伯钊来说,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李伯钊并未畏难而退,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进行弥补,并很快适应了革命宣传的需要。一方面,她积极向群众学习,特别是学习群众所喜爱的表演形式。对此,李伯钊后来曾回忆道:“我那时在江西学会了好多兴国山歌,有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都很好听,配上新编的词,唱给红军战士听,他们都很欢迎。”她认为,上述形式最受群众喜爱,有利于进行革命动员。她曾指出:“群众的革命歌谣,力量最大。当时每首诗都起了推动革命的作用。这些歌谣能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人,在人的意识中起作用,使人们愿意为革命事业自觉地牺牲。这些歌谣广受欢迎,下至官兵,上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会唱。”另一方面,她还努力向革命实践学习。在中央苏区,李伯钊跑遍了赣南的梅坑、西江、洛口、庄埠、朱兰埠、会昌、武阳等地,她每到一处,就要调查当地的社会关系、地方反动势力欺压穷人的情况以及当地老百姓最感到痛苦的问题。调查完毕,再将相关的材料艺术化,编成作品进行演出。像《战斗的夏天》就是她深入农村,了解到查田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之后创作的。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战斗的夏天’,写查田运动,贫、雇、中农联合起来对富农的斗争。这个戏与政治运动配合,演员出身于农村,用江西方言,家乡人演家乡事,战士们欢迎得不得了。”当然,李伯钊在演出之后还经常根据群众的反映进行修改。1934年3月,她率团到西江等县巡回演出。其间就有干部群众认为,剧团的表演鼓动性不够,不热闹,缺少杂耍,尤其是对戏剧的内容解说不够,导致部分人看不懂。对此,李伯钊积极采纳建议,并进行完善。
在文艺宣传过程中,鉴于文艺宣传作品严重缺乏,李伯钊开始根据形势需要走上创作之路。她的创作多体现在戏剧和音乐方面。其戏剧作品以活报剧为主,多反映时事。李伯钊曾回忆道:“我从瑞金时期就喜爱歌剧,我觉得这种形式通俗,比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容易为农民群众所接受。”苏联的留学经历,使她对戏剧和音乐有过较多的接触,这也成了她的专长。另外,当时的苏区民众普遍认为话剧与京、评、越、昆等封建剧不同,是进步的东西,因此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剧本的演出不要道具、幕布、舞台、乐队,完全可以因陋就简。这一时期,李伯钊创作的作品比较丰富。像由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黑人吁天录》改编而成的戏剧《农奴》。这幕剧有利于激发苏区人民的阶级觉悟,呼吁他们起来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有利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戏。除此之外,在活报剧方面,李伯钊创作的《骑兵歌》、《无论如何要胜利》、《武装保卫秋收》、《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以及《志愿当红军》等等,这些作品,形式单纯、明快有力、风趣活泼,颇受苏区群众的喜爱。而舞蹈创作,也是李伯钊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央苏区,她联同刘月华、石联星等人创作了许多反映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舞蹈,像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演出的《村女舞》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她所创作的作品,有的供蓝衫团自己排演,也有的印发给各地方和各部队的剧社、剧团,供他们排演使用。
对于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学习和创作,老红军李志民曾指出:“李伯钊在戏剧音乐方面当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胡底之外,那就是李伯钊啦!她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些曲子是使用苏联的曲子,戏剧的编写特别是活报剧方面她是下了功夫的,编了些活报剧。……在苏区时代,作为文艺方面的代表人物,恐怕要数胡底、李伯钊、赵品山这几个人。”
二、致力宣传,坚持本色
作为一个文艺宣传工作者,李伯钊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倡导人。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一个普通的党员,她在鼓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同时,自己更是主动地服从党的工作安排,任劳任怨,踏实地干好每一件党交给她的革命任务。
在中央苏区,李伯钊从事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文艺宣传,当时的文艺宣传工作主要分三类:一是日常演出,即大量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群众的疑虑,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有基本的了解。对此,她曾谈到:“我们将这些材料用艺术的武器,把反革命的阴谋露骨的揭破,另一方面我们对那种强迫、命令、官僚、隐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坏蛋,也给予无情的打击,由此我们的表演在群众中,更有信仰,群众对我们的表演也愈加爱看了。”二是巡回演出,即围绕着中心工作的需要,到各地巡回演出。1934年4～5月,她到赣南的梅坑、西江、洛江、庄埠、朱蓝埠、会昌、踏岗、武阳等地进行巡回演出,表演了《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压迫和毒打童养媳》、《不识字的害处》和《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等。因为上述剧本的材料取之于生活,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她后来回忆道:“群众非常感动,显露憎恶、喜欢、愤激、痛恨等各种不同表情。戏做完了,他们常常会‘还要’‘还要’的叫起来,我们又添新的表演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三是特别演出,即为完成某项特殊使命而进行的演出。像宁都起义之后,两万多国民党士兵编入红军,驻扎在瑞金云集、九堡等地。这些人投到红军后,对一些制度不习惯,生活也不习惯(多为北方人,不爱吃大米,也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做他们的政治工作很困难,他们的情绪也很不稳定。为此,中央派李伯钊等人前往进行安抚演出。为此,他们编了一个叫《为谁牺牲》的剧本,由李伯钊主演,每天三场为起义士兵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安抚效果。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这个戏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戏,下雨天他们也等着看,场场有人看,场场哭。收到了很大效果。”对于这个戏,她自己也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戏。”
在鼓动别人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同时,李伯钊还以身作则。1931年春,她从上海经香港转到汕头,又从汕头步行进入闽西苏区。由于通往中央苏区的路被封锁,故服从党的安排,任闽西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并兼任彭杨军事学校的教员。到了瑞金后,又根据组织安排到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兼做红军俱乐部工作。不久,《红色中华》创刊,她又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那里当编辑兼校对。对于这段经历,她后来在《我的戏剧之路》中回忆道:“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报纸是新办的,毛主席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校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万字,不仅编辑苏区消息。晚上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苏区的其他工作。像1934年,她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就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礼拜六运动”。对此,她曾谈到:“在帮助红军家属做礼拜六的时候,更和当地群众取得了亲密的联系,我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分配了工作,有的上山砍柴,有的在山下井边挑水,有的在塘边挑塘泥,有的在田野里引水,到田心淋菜,大家配合着革命的牧歌和土调,劳动热忱非常紧张,小演员也不愿落人后拼命铲草皮。”更不容易的是,在巡回演出期间,她也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走到哪里就睡在那里,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待遇和辛劳。
作为一个文艺宣传工作者,李伯钊既是革命的倡响人,同时又是革命的参与者。在两大角色的扮演中,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三、领导文艺、活跃文化
在中央苏区时期,李伯钊既是文艺宣传的参与者之一,也是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工作,苏区的文化开始活跃,党的文艺事业也得到了不断发展。
到了瑞金后,李伯钊在担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苏区的文艺活动。由于在文艺上表现出色,她很快成为红军学校俱乐部中的戏剧管理委员会成员,开始迈出了领导苏区文艺的第一步。对于这段经历,她回忆道:“红军学校政治部里设有俱乐部,俱乐部里又设有戏剧管理委员会,专门组织热心戏剧工作的同志进行戏剧演出。那时几乎每周都有晚会,每次晚会都要演戏。一演戏,周围的干部群众,甚至住在叶坪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会来看戏,影响很大。红军学院俱乐部主任是赵品山、我、沙可夫、钱壮飞、胡底几个人,我们都是戏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红军学校是初期苏区的文艺活动中心。”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办一个正规的戏剧学校,以满足革命宣传的需要。这样,李伯钊就被调出《红色中华》,并负责筹建这所戏剧学校。后来,该校取名为蓝衫团学校。学校成立后,李伯钊全身心地投入到苏区的文艺工作中。对此,她曾回忆道:“蓝衫团学校初创时期,排演了一些简单的戏,学员们学政治、学文化、学山歌、练舞蹈、排话剧,还学习和表演从苏联学来的大众化的‘活剧’,这种形式很活泼。” 为搞好苏区的文艺宣传,李伯钊非常重视对文艺人才的培养,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提倡文艺要向群众学习,为现实的革命服务。对此,她曾著文写道:“我们开始在新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表演更能深入人心,群众欢迎它,模仿它,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刚刚起步,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八个活报、三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之后,她又担任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职。在她的领导下,苏区的文艺迅速发展。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她回忆道:“当时,来自群众方面的雏形的文艺创作,简直象雨后春笋,势如汪洋大海,他们扭秧歌、踩高跷,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宣传白军的溃败,红军的胜利。”
除了领导苏区的文艺工作外,李伯钊活跃了苏区的文化生活。胡德兰在谈到苏区文艺时曾指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幕那天晚上工农剧社的演出,……唱歌完了就是红色舞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表演的《村女舞》、《骂军阀》,一拍一跳,表演得很精彩,特别是李伯钊的表演,受到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对于这一情景,1934年1月28日《红色中华》也给予了详细的报道:“尤其出色的,是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三同志的苏维埃中国农民舞蹈,引得大家频呼:‘再来一个!’”从有关回忆和记录来看,李伯钊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苏区文艺表演的台柱。老红军战士韩进指出:“李伯钊在苏区是三个有名的女演员之一,另外二个是石联星、刘月华(她牺牲了)。”李伯钊不但积极参与苏区的文艺活动还积极为苏区培养文艺人才。在蓝衫团学校成立后,李伯钊作为剧团里重要的舞蹈编导和戏剧学校的舞蹈教师,她总是亲自为学员授课。她自己回忆说:“我们一方面给地方和红军培训骨干,一方面也向地方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吸取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充实我们的教材。”对于这位老师,老红军战士彭生相曾回忆道:“我们学习了十几天,给我们讲课的是两个女教师,一个是李伯钊,中等个子,胖胖的,因为她从苏联学习回来,有人在背后称她为‘苏联婆子’。”而另一名“红色舞星”石联星则回忆道:“一九三三年初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蓝衫团也成立了,……教员除伯钊同志什么都教外,还有台湾来的几位女同志和男同志,还有我。”正是因为李伯钊等人的努力,苏区的文艺人才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苏区的文艺不断活跃起来。
对于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工作,汪木兰老师曾评价道:“她是苏区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戏剧、舞蹈的主要创作者和党的艺术教育的奠基者。她在中央苏区工作时间不长,只有三年,但对苏区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除创作了十一个剧本外,她的纯熟的戏剧、舞蹈的表演艺术,给苏区人民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区域,在短短的几年间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文艺比较繁荣的地方。在这里面,包含了千千万万个文艺革命者的辛勤劳动,其中,李伯钊的贡献不可低估。□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褚永慧
在中央苏区时期,李伯钊在文艺工作上表现突出。她是中央苏区三大文艺创作者之一,也是重要的文艺领导人之一。她凭借出色的舞蹈表演能力获得“红色舞星”之誉。
李伯钊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这与她在中央苏区的突出表现是分不开的。
一、不断学习、努力创作
在中央苏区时期,她不仅善于向群众学习,而且善于向实践学习。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再加上自己的艺术天赋,她逐渐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张闻天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的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换言之,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就必须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党的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于刚从苏联回国的李伯钊来说,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李伯钊并未畏难而退,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进行弥补,并很快适应了革命宣传的需要。一方面,她积极向群众学习,特别是学习群众所喜爱的表演形式。对此,李伯钊后来曾回忆道:“我那时在江西学会了好多兴国山歌,有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都很好听,配上新编的词,唱给红军战士听,他们都很欢迎。”她认为,上述形式最受群众喜爱,有利于进行革命动员。她曾指出:“群众的革命歌谣,力量最大。当时每首诗都起了推动革命的作用。这些歌谣能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人,在人的意识中起作用,使人们愿意为革命事业自觉地牺牲。这些歌谣广受欢迎,下至官兵,上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会唱。”另一方面,她还努力向革命实践学习。在中央苏区,李伯钊跑遍了赣南的梅坑、西江、洛口、庄埠、朱兰埠、会昌、武阳等地,她每到一处,就要调查当地的社会关系、地方反动势力欺压穷人的情况以及当地老百姓最感到痛苦的问题。调查完毕,再将相关的材料艺术化,编成作品进行演出。像《战斗的夏天》就是她深入农村,了解到查田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之后创作的。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战斗的夏天’,写查田运动,贫、雇、中农联合起来对富农的斗争。这个戏与政治运动配合,演员出身于农村,用江西方言,家乡人演家乡事,战士们欢迎得不得了。”当然,李伯钊在演出之后还经常根据群众的反映进行修改。1934年3月,她率团到西江等县巡回演出。其间就有干部群众认为,剧团的表演鼓动性不够,不热闹,缺少杂耍,尤其是对戏剧的内容解说不够,导致部分人看不懂。对此,李伯钊积极采纳建议,并进行完善。
在文艺宣传过程中,鉴于文艺宣传作品严重缺乏,李伯钊开始根据形势需要走上创作之路。她的创作多体现在戏剧和音乐方面。其戏剧作品以活报剧为主,多反映时事。李伯钊曾回忆道:“我从瑞金时期就喜爱歌剧,我觉得这种形式通俗,比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容易为农民群众所接受。”苏联的留学经历,使她对戏剧和音乐有过较多的接触,这也成了她的专长。另外,当时的苏区民众普遍认为话剧与京、评、越、昆等封建剧不同,是进步的东西,因此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剧本的演出不要道具、幕布、舞台、乐队,完全可以因陋就简。这一时期,李伯钊创作的作品比较丰富。像由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黑人吁天录》改编而成的戏剧《农奴》。这幕剧有利于激发苏区人民的阶级觉悟,呼吁他们起来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有利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戏。除此之外,在活报剧方面,李伯钊创作的《骑兵歌》、《无论如何要胜利》、《武装保卫秋收》、《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以及《志愿当红军》等等,这些作品,形式单纯、明快有力、风趣活泼,颇受苏区群众的喜爱。而舞蹈创作,也是李伯钊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央苏区,她联同刘月华、石联星等人创作了许多反映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舞蹈,像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演出的《村女舞》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她所创作的作品,有的供蓝衫团自己排演,也有的印发给各地方和各部队的剧社、剧团,供他们排演使用。
对于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学习和创作,老红军李志民曾指出:“李伯钊在戏剧音乐方面当时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胡底之外,那就是李伯钊啦!她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些曲子是使用苏联的曲子,戏剧的编写特别是活报剧方面她是下了功夫的,编了些活报剧。……在苏区时代,作为文艺方面的代表人物,恐怕要数胡底、李伯钊、赵品山这几个人。”
二、致力宣传,坚持本色
作为一个文艺宣传工作者,李伯钊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倡导人。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一个普通的党员,她在鼓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同时,自己更是主动地服从党的工作安排,任劳任怨,踏实地干好每一件党交给她的革命任务。
在中央苏区,李伯钊从事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文艺宣传,当时的文艺宣传工作主要分三类:一是日常演出,即大量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群众的疑虑,使他们对共产党的纲领有基本的了解。对此,她曾谈到:“我们将这些材料用艺术的武器,把反革命的阴谋露骨的揭破,另一方面我们对那种强迫、命令、官僚、隐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坏蛋,也给予无情的打击,由此我们的表演在群众中,更有信仰,群众对我们的表演也愈加爱看了。”二是巡回演出,即围绕着中心工作的需要,到各地巡回演出。1934年4～5月,她到赣南的梅坑、西江、洛江、庄埠、朱蓝埠、会昌、踏岗、武阳等地进行巡回演出,表演了《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压迫和毒打童养媳》、《不识字的害处》和《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等。因为上述剧本的材料取之于生活,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她后来回忆道:“群众非常感动,显露憎恶、喜欢、愤激、痛恨等各种不同表情。戏做完了,他们常常会‘还要’‘还要’的叫起来,我们又添新的表演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三是特别演出,即为完成某项特殊使命而进行的演出。像宁都起义之后,两万多国民党士兵编入红军,驻扎在瑞金云集、九堡等地。这些人投到红军后,对一些制度不习惯,生活也不习惯(多为北方人,不爱吃大米,也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做他们的政治工作很困难,他们的情绪也很不稳定。为此,中央派李伯钊等人前往进行安抚演出。为此,他们编了一个叫《为谁牺牲》的剧本,由李伯钊主演,每天三场为起义士兵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安抚效果。对此,李伯钊曾回忆道:“这个戏演到哪里,哭到哪里,只要演戏,下雨天他们也等着看,场场有人看,场场哭。收到了很大效果。”对于这个戏,她自己也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戏。”
在鼓动别人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同时,李伯钊还以身作则。1931年春,她从上海经香港转到汕头,又从汕头步行进入闽西苏区。由于通往中央苏区的路被封锁,故服从党的安排,任闽西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并兼任彭杨军事学校的教员。到了瑞金后,又根据组织安排到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兼做红军俱乐部工作。不久,《红色中华》创刊,她又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那里当编辑兼校对。对于这段经历,她后来在《我的戏剧之路》中回忆道:“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报纸是新办的,毛主席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校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万字,不仅编辑苏区消息。晚上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苏区的其他工作。像1934年,她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就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礼拜六运动”。对此,她曾谈到:“在帮助红军家属做礼拜六的时候,更和当地群众取得了亲密的联系,我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分配了工作,有的上山砍柴,有的在山下井边挑水,有的在塘边挑塘泥,有的在田野里引水,到田心淋菜,大家配合着革命的牧歌和土调,劳动热忱非常紧张,小演员也不愿落人后拼命铲草皮。”更不容易的是,在巡回演出期间,她也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走到哪里就睡在那里,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待遇和辛劳。
作为一个文艺宣传工作者,李伯钊既是革命的倡响人,同时又是革命的参与者。在两大角色的扮演中,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三、领导文艺、活跃文化
在中央苏区时期,李伯钊既是文艺宣传的参与者之一,也是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正是因为她的努力工作,苏区的文化开始活跃,党的文艺事业也得到了不断发展。
到了瑞金后,李伯钊在担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的同时,也积极参与苏区的文艺活动。由于在文艺上表现出色,她很快成为红军学校俱乐部中的戏剧管理委员会成员,开始迈出了领导苏区文艺的第一步。对于这段经历,她回忆道:“红军学校政治部里设有俱乐部,俱乐部里又设有戏剧管理委员会,专门组织热心戏剧工作的同志进行戏剧演出。那时几乎每周都有晚会,每次晚会都要演戏。一演戏,周围的干部群众,甚至住在叶坪的中央负责同志都会来看戏,影响很大。红军学院俱乐部主任是赵品山、我、沙可夫、钱壮飞、胡底几个人,我们都是戏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红军学校是初期苏区的文艺活动中心。”不久,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办一个正规的戏剧学校,以满足革命宣传的需要。这样,李伯钊就被调出《红色中华》,并负责筹建这所戏剧学校。后来,该校取名为蓝衫团学校。学校成立后,李伯钊全身心地投入到苏区的文艺工作中。对此,她曾回忆道:“蓝衫团学校初创时期,排演了一些简单的戏,学员们学政治、学文化、学山歌、练舞蹈、排话剧,还学习和表演从苏联学来的大众化的‘活剧’,这种形式很活泼。” 为搞好苏区的文艺宣传,李伯钊非常重视对文艺人才的培养,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提倡文艺要向群众学习,为现实的革命服务。对此,她曾著文写道:“我们开始在新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表演更能深入人心,群众欢迎它,模仿它,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刚刚起步,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八个活报、三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之后,她又担任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等职。在她的领导下,苏区的文艺迅速发展。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她回忆道:“当时,来自群众方面的雏形的文艺创作,简直象雨后春笋,势如汪洋大海,他们扭秧歌、踩高跷,自编自演各种文艺节目,宣传白军的溃败,红军的胜利。”
除了领导苏区的文艺工作外,李伯钊活跃了苏区的文化生活。胡德兰在谈到苏区文艺时曾指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开幕那天晚上工农剧社的演出,……唱歌完了就是红色舞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表演的《村女舞》、《骂军阀》,一拍一跳,表演得很精彩,特别是李伯钊的表演,受到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对于这一情景,1934年1月28日《红色中华》也给予了详细的报道:“尤其出色的,是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三同志的苏维埃中国农民舞蹈,引得大家频呼:‘再来一个!’”从有关回忆和记录来看,李伯钊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苏区文艺表演的台柱。老红军战士韩进指出:“李伯钊在苏区是三个有名的女演员之一,另外二个是石联星、刘月华(她牺牲了)。”李伯钊不但积极参与苏区的文艺活动还积极为苏区培养文艺人才。在蓝衫团学校成立后,李伯钊作为剧团里重要的舞蹈编导和戏剧学校的舞蹈教师,她总是亲自为学员授课。她自己回忆说:“我们一方面给地方和红军培训骨干,一方面也向地方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吸取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充实我们的教材。”对于这位老师,老红军战士彭生相曾回忆道:“我们学习了十几天,给我们讲课的是两个女教师,一个是李伯钊,中等个子,胖胖的,因为她从苏联学习回来,有人在背后称她为‘苏联婆子’。”而另一名“红色舞星”石联星则回忆道:“一九三三年初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蓝衫团也成立了,……教员除伯钊同志什么都教外,还有台湾来的几位女同志和男同志,还有我。”正是因为李伯钊等人的努力,苏区的文艺人才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苏区的文艺不断活跃起来。
对于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工作,汪木兰老师曾评价道:“她是苏区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又是戏剧、舞蹈的主要创作者和党的艺术教育的奠基者。她在中央苏区工作时间不长,只有三年,但对苏区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除创作了十一个剧本外,她的纯熟的戏剧、舞蹈的表演艺术,给苏区人民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区域,在短短的几年间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文艺比较繁荣的地方。在这里面,包含了千千万万个文艺革命者的辛勤劳动,其中,李伯钊的贡献不可低估。□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