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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仪式作为族群认同塑造的重要方式，为族群认同研究提供了观察点。随社会发展，仪式的变迁使族群认同亦产生变化。以京族哈节为例，国家在场使哈节仪式融入新符号，仪式的公共性增强，并由传统民俗转化为文化名片。因此，随仪式变迁，京族的族群认同产生从自觉到自信的演进，具体表现在身份认同、族群行为、文化认同这三个方面。在仪式的变迁中可以捕捉族群认同演进的轨迹，也可洞见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整合与再塑造。
关键词：仪式 族群认同 京族哈节 自觉 自信
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长期聚居于偏远乡村地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固定的民俗活动和群体秩序，并抽象出独特的族群文化和族群意识。仪式是诸多少数民族民俗生活中最鲜明的文化烙印，同时也作为不断延续与发展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随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各种利好政策下加速发展，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直观且具体地反映在仪式的变迁中。与仪式深刻关联的族群认同自然也将随仪式变迁发生变化，那么，仪式中何种变化影响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又将朝着什么轨迹演进？
一、族群认同：既有研究回顾
族群被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看作是对人分群的一种工具性概念。族群是其组成成员自认为有共同血缘、历史记忆、文化特征的群体，同时也是具有互动性的社会组织过程及其现实形态。因而社会诸多群体问题首先要从族群本身出发。同样，族群认同的研究伊始对族群的探索，从族群的界定中延伸出对族群认同的解释。在马克斯·韦伯对族群（Ethnic Group）定义中已有迹可循：族群是建立在它的成员共享某种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是族群成员主观意识中关于来源于同一祖先的共同认同。族群认同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聚讼不已。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族群界定的主观认同，形成“边界论”。巴斯认为族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边界。后来关于族群认同如何产生与变迁的问题又发展出两种理论分野，即“原生论”和“工具论”。“原生论”中的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学派偏重于分析族群成员因历史与文化所产生“原生情感”或赋予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意义;“原生论”的另一学派——社会生物学派，以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族群认同根植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是自爱或自恋的延伸。“工具论”将族群认同看作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认为族群认同是由政治功能带来的感召力，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则强调族群认同的功利性。随后，持“建构论”观点的学者发现前两者共同忽略了族群认同中的另一种力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看做是“政治单元与文化边界的重合”，强调政府对民族认同有构建作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是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同或缺的认知过程。以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为代表的 “族群—象征主义”派别指正“建构论”的非历史性观点：强调族群的历史性及族群认同中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的作用，进一步指出族群的历史记忆——包括与之紧密关联的神话、象征等，难以避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重新解释的情况，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或者内部的群体及权力重新组合，都会刺激新解释的产生。因而，纳日碧力戈认为一个族群的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可以保持稳定并附着在不同的原有或外来的文化特征上。基于“族群—象征主义”的观点，能更好探知在仪式的变迁中，历史记忆在社会演进过程产生新的解释是否会导致族群认同产生变化抑或保持变动中稳定。
族群认同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是诸多学科的经典议题。国内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的差异、民族节日或仪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方面。目前已有研究认为，仪式的展演是加深族群认同的方式。国家利好政策扶持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伴随着传统民族文化的被开发，这使仪式的展演中新增政治、社会方面的因素，对族群认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族群认同的建构或发展中，仪式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为我们探知族群认同提供了视角，让族群认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有迹可循。
二、仪式：族群认同塑造的重要方式
仪式的研究一直沿神话仪式的历史纽带、宗教仪式的社会行为与功能两条路径发展，借助仪式可以透视社会。随着各个领域对仪式的探究逐漸深入，其被解读与赋予的意义也愈加复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观点中，仪式行为建立在信仰之上，是一种族群内的功能性表演，用于满足群体的基本需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观察到人们举行仪式来过渡身份，凭借仪式的形式以换取对附着其中的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仪式能够提供社会群体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认同。仪式在一个社会群体内不断展演，并与族群内的信仰、认同息息相关。将仪式与认同的研究置于国内土壤，可以发现仪式的确在不断形塑族群认同。在关于少数民族仪式的经验研究中，族群通过仪式的展演构建独特的神话象征系统等来维持内部认同。
我们所知悉的一个经验事实是：历史传统在族群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集体记忆是一种重要的群体认同的文化资源。仪式是用历史传统塑造集体记忆的特殊形式，具有重复性，重复意味着延续历史。因此，群体认同依托仪式来不断维持和塑造。仪式中的制度文化、观念习俗留存了族群共同信仰的神话起源证据，区分“我群”和“他群”的文化异殊，同时也在构建族群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的特性有源可溯，但族性时刻随社会文化和历史条发生变迁。社会发展使民族仪式不可能因循旧章，而族群认同亦随之呈现动态。
京族作为国内唯一的海洋民族，同时是广西独有的世居少数民族，在传统生产生活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和多神崇拜。哈节仪式则是二者的集中体现，是族内的祀神、祭祖的祈福禳灾、团聚族人的具体实践，以此不断建构族群认同。近年，京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备受地方政府的关注，京族的民俗活动、族群意识、文化发展也因此产生不一样的走向。哈节仪式中某些内容被重新建构，族群认同也注定有所改变。因为这样深刻的勾连，能够从仪式变迁的微观描述中洞察一个族群的社会心理尤其是族群认同的变化。
关键词：仪式 族群认同 京族哈节 自觉 自信
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长期聚居于偏远乡村地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固定的民俗活动和群体秩序，并抽象出独特的族群文化和族群意识。仪式是诸多少数民族民俗生活中最鲜明的文化烙印，同时也作为不断延续与发展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随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各种利好政策下加速发展，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直观且具体地反映在仪式的变迁中。与仪式深刻关联的族群认同自然也将随仪式变迁发生变化，那么，仪式中何种变化影响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又将朝着什么轨迹演进？
一、族群认同：既有研究回顾
族群被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们看作是对人分群的一种工具性概念。族群是其组成成员自认为有共同血缘、历史记忆、文化特征的群体，同时也是具有互动性的社会组织过程及其现实形态。因而社会诸多群体问题首先要从族群本身出发。同样，族群认同的研究伊始对族群的探索，从族群的界定中延伸出对族群认同的解释。在马克斯·韦伯对族群（Ethnic Group）定义中已有迹可循：族群是建立在它的成员共享某种信仰的基础上，这种信仰是族群成员主观意识中关于来源于同一祖先的共同认同。族群认同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聚讼不已。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族群界定的主观认同，形成“边界论”。巴斯认为族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自我归属和由他人归类（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边界。后来关于族群认同如何产生与变迁的问题又发展出两种理论分野，即“原生论”和“工具论”。“原生论”中的以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学派偏重于分析族群成员因历史与文化所产生“原生情感”或赋予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意义;“原生论”的另一学派——社会生物学派，以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的观点为代表，认为族群认同根植人类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是自爱或自恋的延伸。“工具论”将族群认同看作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认为族群认同是由政治功能带来的感召力，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则强调族群认同的功利性。随后，持“建构论”观点的学者发现前两者共同忽略了族群认同中的另一种力量：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看做是“政治单元与文化边界的重合”，强调政府对民族认同有构建作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是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同或缺的认知过程。以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为代表的 “族群—象征主义”派别指正“建构论”的非历史性观点：强调族群的历史性及族群认同中神话、记忆、价值和符号的作用，进一步指出族群的历史记忆——包括与之紧密关联的神话、象征等，难以避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重新解释的情况，由于外部事件的作用或者内部的群体及权力重新组合，都会刺激新解释的产生。因而，纳日碧力戈认为一个族群的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可以保持稳定并附着在不同的原有或外来的文化特征上。基于“族群—象征主义”的观点，能更好探知在仪式的变迁中，历史记忆在社会演进过程产生新的解释是否会导致族群认同产生变化抑或保持变动中稳定。
族群认同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中，是诸多学科的经典议题。国内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的差异、民族节日或仪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方面。目前已有研究认为，仪式的展演是加深族群认同的方式。国家利好政策扶持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伴随着传统民族文化的被开发，这使仪式的展演中新增政治、社会方面的因素，对族群认同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族群认同的建构或发展中，仪式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为我们探知族群认同提供了视角，让族群认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有迹可循。
二、仪式：族群认同塑造的重要方式
仪式的研究一直沿神话仪式的历史纽带、宗教仪式的社会行为与功能两条路径发展，借助仪式可以透视社会。随着各个领域对仪式的探究逐漸深入，其被解读与赋予的意义也愈加复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观点中，仪式行为建立在信仰之上，是一种族群内的功能性表演，用于满足群体的基本需求;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观察到人们举行仪式来过渡身份，凭借仪式的形式以换取对附着其中的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仪式能够提供社会群体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认同。仪式在一个社会群体内不断展演，并与族群内的信仰、认同息息相关。将仪式与认同的研究置于国内土壤，可以发现仪式的确在不断形塑族群认同。在关于少数民族仪式的经验研究中，族群通过仪式的展演构建独特的神话象征系统等来维持内部认同。
我们所知悉的一个经验事实是：历史传统在族群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集体记忆是一种重要的群体认同的文化资源。仪式是用历史传统塑造集体记忆的特殊形式，具有重复性，重复意味着延续历史。因此，群体认同依托仪式来不断维持和塑造。仪式中的制度文化、观念习俗留存了族群共同信仰的神话起源证据，区分“我群”和“他群”的文化异殊，同时也在构建族群的文化认同。一个民族的特性有源可溯，但族性时刻随社会文化和历史条发生变迁。社会发展使民族仪式不可能因循旧章，而族群认同亦随之呈现动态。
京族作为国内唯一的海洋民族，同时是广西独有的世居少数民族，在传统生产生活中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和多神崇拜。哈节仪式则是二者的集中体现，是族内的祀神、祭祖的祈福禳灾、团聚族人的具体实践，以此不断建构族群认同。近年，京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备受地方政府的关注，京族的民俗活动、族群意识、文化发展也因此产生不一样的走向。哈节仪式中某些内容被重新建构，族群认同也注定有所改变。因为这样深刻的勾连，能够从仪式变迁的微观描述中洞察一个族群的社会心理尤其是族群认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