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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那年算起，这已是老人经历的第92个寒冬。与过去的每一个寒冬一样，老人“小气”得连空调都舍不得打开，依旧紧裹着有些褪色的老旧棉服安坐在沙发上。老人用温润有些湿冷的双手拉住我时，那股淡淡的热量传向我的掌心，绵柔却坚定。一张口，老人的心绪汩汩而出，满是对时光细嚼慢咽近百年的从容不迫。
老人名叫周永开，离休前曾任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和老伴儿吴应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做过地下工作。没见到本人以前，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走过了近八十年革命生涯的周永开夫妇竟是这样一对寻常的邻家老夫妻。
“虽然得罪少数人，但让党和人民满意就行了”
一小时后，老人要到达川实验小学给孩子们讲一堂课。没有电梯，必须步行下楼。从五楼到一楼，周永开一步没停，大气都没出。从小区门口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还有20多米距离，周永开像是被岁月催促的“老顽童”，竟然小跑起来，“让人家等着不好”。
那是一堂红色教育课，周永开讲了半个多小时，声如洪钟。对我们而言，他讲到的很多人都是定格在历史书上的先烈和前辈，但那些人很多都曾是他的战友。讲到动情处，他不禁抹了抹眼睛。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份筚路蓝缕的人才能理解，是怎样的深厚沉淀才能让他的漫长岁月以这样一种方式奔腾而出……
1945年初秋的一个黎明，在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朴庵领誓下，十七岁的周永开宣誓入党。在那个特殊环境下，宣誓必须刻意压低声音，但周永开的血液却为之“燃烧了一辈子”。上世纪80年代，周永开被任命为原达县地区纪委书记。作为当地党的纪律维护群体的“头雁”，他主持查处了当年轰动全国的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李作乾违法乱纪案。
“李作乾是原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头顶光环无数，从中央到省、地、县拿的奖状有50多张。但这样一个人却丧失党性原则，违法乱纪。”1984年，收到群众举报后，原达县地区成立调查组进驻罐头厂，周永开任组长。“‘保护伞’天天来阻拦。我们顶着压力把案情查清后，在对李作乾的处理上又出现分歧。”
“这样的人如果不办下来，我这个纪委书记也不干了，陪着乡亲们一起进京‘告状’。”在为案情召开的多次党委会上，周永开拿出确凿证据，证明李作乾不仅违纪更涉嫌违法。“后来，李作乾被逮捕法办，罐头厂放了三天鞭炮。”
担任纪委书记是党交给他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很考验人，”周永开看得很透，“虽然得罪了少数人，但能让大多数人满意，能让党和人民满意，就行了。”
“党员永不离休，要把绿色还给大山”
“人可以离休，共产党员永不会离休。”1991年，周永开从原达县地区纪委书记任上离休。“我才60岁出头，难道就养老去？那不成了‘老废物’了？”如何再为老百姓做点儿事儿？他把目光投向了洒满烈士鲜血的花萼山。
海拔2380米的花萼山位于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市，是长江中上游两大一级支流嘉陵江和汉江的源头分水岭。亿万年造山运动堆叠的褶皱将一座座大山揉成了一块块“千层饼”，岩层间隐约可见的贝类化石伴随山谷风声吟唱着古老地质历史的歌谣。遍布荫蔽角落的苔藓和地衣令这座大山格外湿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攀上山峰。
眼前的花萼山林木葱郁，此起彼伏的野生动物叫声与山脚下农民家的狗吠鸡鸣相映成趣。任谁也难以想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花萼山却是另一番模样。“那时候穷，当地老百姓就把树砍掉当柴烧，开荒种粮食，生态破坏严重。”1993年11月的一天，离休两年有余的周永开登上花萼山，本想开发大山搞旅游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他被眼前的景象刺痛，“这还是那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吗？我们要把绿色还给大山！”
保护这座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山谈何容易！此后半年时间里，周永开不知往花萼山里跑了多少趟，苦口婆心劝导乡亲们“要保护生态环境”。别看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性子依旧火爆。眼见好说歹说没啥效果，他“憋不住炸毛了好几次”，有时甚至还要脸红脖子粗地和乡亲们“唇枪舌剑”一番。
花萼山的老百姓为啥沉溺于“靠山吃山”的惯性思维里难以自拔，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恰当的脱贫致富途径。想让乡亲们放弃砍树开荒的“旧路”，就必须为他们找一条通往康庄大道的“新路”。面对满山的宝贝——各种珍贵中药材，周永开有了主意。萼贝价值高，是花萼山的“原住民”之一，以前都是野生繁殖，为啥不人工培育呢？
1995年，周永开买来一批萼贝种子，带到大山腹地的项家坪村，时任花萼山项家坪村文书的项尔方还记得“当时乡亲们都没啥热情”。为了说服乡亲们，周永开就找村干部“开刀”，“从早讲到晚，最长一次他连续讲了八九个小时，饭不吃、水不喝”。吐沫星子翻飞却没啥效果，万般无奈的周永开找到村民李如银：“老李，你先试种。我联系了一家中药材种植基地，你去学，费用不用操心。”李如银硬着头皮种了一块地，结果成效不错。于是许多人家纷纷种起了萼贝。如今，项家坪村成立了川陕萼贝专业合作社，萼贝年产值数百万元。
“要是他不来，花萼山不是这个样子”
从登上花萼山那一刻起，周永开就开始了他的“守山人”生涯。“说是守山，更像是巡山，到处查看有没有毁林开荒的情况发生。”虽然个别老百姓“烦他”，但他一直没放弃。没过多久，退休干部余世荣、退伍老兵楚恩寿两名同志跟随他踏上了保护花萼山的征程。
山上的条件异常艰苦。有时候巡山一巡就是一整天，餓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累了休息一小会儿再继续赶路。晚上只能将木板铺在地上，垫上棉絮睡觉。山高气寒，这三个老伙计时常感冒咳嗽。“可不能事儿没办好就把这把老骨头‘交代’在了大山里。”对个人生活一向甚为“抠门儿”的周永开竟然花钱买了三间破旧民房，乡亲们笑他终于为老伙计搞了个“体面”的栖身场所。
有了“根据地”，周永开在大山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一上山就半年不下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查看。”十几年来，周永开走遍了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行政村51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日子久了，乡亲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老头儿，每年不见他几次，大家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泥腿子再勤快也架不住年事已高。一年又一年，花萼山的乡亲们发现周永开的步速越来越慢了。不知从何时起，周永开手上多了个伙伴——拐杖。1995年初，为了再对山上冬季资源摸一次底，周永开带着一名向导徒步穿越花萼山，途经国家梁、小窝凼、长池子、九龙池等险要之地，最后不小心深陷在积雪中动弹不得，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第二天我醒来找自己的拐杖准备下床，发现杖底与以前不一样了，提起一看，杖底多了一颗防滑铁钉。”谈起二十多年前的这件事，周永开仍无比激动，“我的19根拐杖上都有老百姓悄悄钉上的防滑钉。”
痊愈后，周永开又钻进花萼山当他的“守山人”去了。十多年后，周永开有一次真的“差点儿把老命‘交代’在了他笃爱的大山”。2006年的一天清晨，78岁高龄的周永开起了个大早，便独自一人拄着拐杖上山巡护去了。清晨的山路泛起了露水，湿滑异常，周永开一脚踩空便栽进了近3米高的石坎下：“脑袋砸在地上，动弹不得，连呼救的力气也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村民蒋大兵家的大白狗“巡查地盘儿”到了石坎旁边，望着这个经常和自己玩耍的“老熟人”，大白狗极为灵性地冲着主人家方向吠叫不止，乡亲们纷纷赶往狗吠传来的方向，发现了满头鲜血、不省人事的周永开。大家立即用简易担架接力把他扛进了医院。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周永开基本康复。当乡亲们再一次看到他走在山路上，才算放下心。
二十多年，周永开与花萼山以及花萼山上的乡亲们早已难以分离。在他的带领下，项能奎等5名村民主动加入护林行列，成了义务护林员，村民们逐渐养成了保护山林的习惯和自觉，每逢季节适宜，大家就要上山植树。在一个山坡上，周永开早早就认领了1300亩坡地，种满了各种林木6万株，乡亲们称之为“清风林”。就在第一批树苗长到碗口粗的2007年，花萼山成功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生活有滋有味的乡亲们对周永开充满了敬意。用蒋大兵的话说，“要是他不来，花萼山保证不是这个样子，花萼山人民也不是这个样子”。
“守山人”守出好苗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山上的树木生长速度比较慢，可这里孩子的成长速度却不会比平原上的慢。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周永开一边植树护林，一边捐资助学，与小树苗一同长成参天大树的还有一茬一茬的山里娃。
现在在万源市委巡察办工作的蒋宁聪患有先天性近视，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里的家人一直以为他有残疾，小学毕业他就“被辍学”了。巡山途中的周永开听说后，将他带到达州医院检查。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后，蒋宁聪的世界从此变得清晰。然而家庭困难的他依然难以继续学业，周永开二话没说就开始资助他。眼镜帮蒋宁聪看清楚了世界，周永开则帮他坚定了求学的决心，最终他成为花萼山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党性淬炼精神。”周永开的工作经历让蒋宁聪对纪检监察工作心驰神往。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乡亲们说，蒋宁聪那些娃娃就是“守山人”周永开“守”出的好苗子。
不光是花萼山里，大巴山区哪一个困难学生不曾牵动着周永开的心呢？2014年，周永开在巴中化成小学散步时，看到一名学生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角落里，经过向老师询问才得知那孩子是因家庭条件非常差而自卑。穷困人家长大的周永开告诉那孩子：“人穷，但志不能穷。”从那年起，每年开学，学校都会准时收到周永开寄去的用于资助那孩子的3000元钱。不仅如此，周永开还在巴州区奇章中学、化成小学倡导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骨干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这十多年来，周永开先后捐资18.9万余元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
在别人眼里，周永开“挺有钱”“到处撒钱”。但这个老人对自己和家人却是出奇的“抠门儿”。结婚七十七年，老伴儿没收到过一件首饰;三十多年来，孙辈没收到过爷爷的一分压岁钱。甚至连他自己应得的待遇，周永开都“推出去”了。周永开居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分配的，2005年，达州市纪委集资建房，论资历和职级，周永开可以第一个选。但周永开执意要求“退出”。孙女周婧问他为啥，他说：“我又不是没地方住。我退出了，年轻同志就多一个机会嘛。”
相差整整一个甲子的周永开和我相处得融洽而投机，老人家似乎早已把我当成忘年交。当我问“近百年的人生，还有啥想干的事儿”时，周永开抬起眼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再上一趟花萼山”，说罢哈哈大笑。“我是放不下那座大山了”，这句淡淡的话语听不出一丝波澜，然而周永开浑浊的眼睛却慢慢变红了……
又到一年深冬時节，五座山头构成的大山花萼暂时失去了绚烂的色彩。霜雪路滑，已经92岁高龄的周永开很难再爬上花萼山了。当东风吹来，清风林新叶的欢笑必将带去大山的问候，因为这座大山和这个老人的心早已连在一起。
花萼山上养花的村民告诉我，花的最外一轮叶状构造称为花萼，包在花蕾外面，保护花蕾;花儿开放以后，姹紫嫣红，花萼却会自动退至花的下方乃至枯萎掉落，“从不争抢显要位置，却是绚丽的最佳保卫”。在乡亲们心里，周永开就是花萼山的“花萼”，永不凋萎的“花萼”。（责编/冯雅可）
老人名叫周永开，离休前曾任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和老伴儿吴应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做过地下工作。没见到本人以前，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走过了近八十年革命生涯的周永开夫妇竟是这样一对寻常的邻家老夫妻。
“虽然得罪少数人，但让党和人民满意就行了”
一小时后，老人要到达川实验小学给孩子们讲一堂课。没有电梯，必须步行下楼。从五楼到一楼，周永开一步没停，大气都没出。从小区门口到停靠在路边的车辆还有20多米距离，周永开像是被岁月催促的“老顽童”，竟然小跑起来，“让人家等着不好”。
那是一堂红色教育课，周永开讲了半个多小时，声如洪钟。对我们而言，他讲到的很多人都是定格在历史书上的先烈和前辈，但那些人很多都曾是他的战友。讲到动情处，他不禁抹了抹眼睛。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份筚路蓝缕的人才能理解，是怎样的深厚沉淀才能让他的漫长岁月以这样一种方式奔腾而出……
1945年初秋的一个黎明，在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王朴庵领誓下，十七岁的周永开宣誓入党。在那个特殊环境下，宣誓必须刻意压低声音，但周永开的血液却为之“燃烧了一辈子”。上世纪80年代，周永开被任命为原达县地区纪委书记。作为当地党的纪律维护群体的“头雁”，他主持查处了当年轰动全国的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李作乾违法乱纪案。
“李作乾是原达县地区罐头厂厂长，头顶光环无数，从中央到省、地、县拿的奖状有50多张。但这样一个人却丧失党性原则，违法乱纪。”1984年，收到群众举报后，原达县地区成立调查组进驻罐头厂，周永开任组长。“‘保护伞’天天来阻拦。我们顶着压力把案情查清后，在对李作乾的处理上又出现分歧。”
“这样的人如果不办下来，我这个纪委书记也不干了，陪着乡亲们一起进京‘告状’。”在为案情召开的多次党委会上，周永开拿出确凿证据，证明李作乾不仅违纪更涉嫌违法。“后来，李作乾被逮捕法办，罐头厂放了三天鞭炮。”
担任纪委书记是党交给他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很考验人，”周永开看得很透，“虽然得罪了少数人，但能让大多数人满意，能让党和人民满意，就行了。”
“党员永不离休，要把绿色还给大山”
“人可以离休，共产党员永不会离休。”1991年，周永开从原达县地区纪委书记任上离休。“我才60岁出头，难道就养老去？那不成了‘老废物’了？”如何再为老百姓做点儿事儿？他把目光投向了洒满烈士鲜血的花萼山。
海拔2380米的花萼山位于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市，是长江中上游两大一级支流嘉陵江和汉江的源头分水岭。亿万年造山运动堆叠的褶皱将一座座大山揉成了一块块“千层饼”，岩层间隐约可见的贝类化石伴随山谷风声吟唱着古老地质历史的歌谣。遍布荫蔽角落的苔藓和地衣令这座大山格外湿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攀上山峰。
眼前的花萼山林木葱郁，此起彼伏的野生动物叫声与山脚下农民家的狗吠鸡鸣相映成趣。任谁也难以想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花萼山却是另一番模样。“那时候穷，当地老百姓就把树砍掉当柴烧，开荒种粮食，生态破坏严重。”1993年11月的一天，离休两年有余的周永开登上花萼山，本想开发大山搞旅游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他被眼前的景象刺痛，“这还是那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吗？我们要把绿色还给大山！”
保护这座早已千疮百孔的大山谈何容易！此后半年时间里，周永开不知往花萼山里跑了多少趟，苦口婆心劝导乡亲们“要保护生态环境”。别看当时他已年过花甲，性子依旧火爆。眼见好说歹说没啥效果，他“憋不住炸毛了好几次”，有时甚至还要脸红脖子粗地和乡亲们“唇枪舌剑”一番。
花萼山的老百姓为啥沉溺于“靠山吃山”的惯性思维里难以自拔，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恰当的脱贫致富途径。想让乡亲们放弃砍树开荒的“旧路”，就必须为他们找一条通往康庄大道的“新路”。面对满山的宝贝——各种珍贵中药材，周永开有了主意。萼贝价值高，是花萼山的“原住民”之一，以前都是野生繁殖，为啥不人工培育呢？
1995年，周永开买来一批萼贝种子，带到大山腹地的项家坪村，时任花萼山项家坪村文书的项尔方还记得“当时乡亲们都没啥热情”。为了说服乡亲们，周永开就找村干部“开刀”，“从早讲到晚，最长一次他连续讲了八九个小时，饭不吃、水不喝”。吐沫星子翻飞却没啥效果，万般无奈的周永开找到村民李如银：“老李，你先试种。我联系了一家中药材种植基地，你去学，费用不用操心。”李如银硬着头皮种了一块地，结果成效不错。于是许多人家纷纷种起了萼贝。如今，项家坪村成立了川陕萼贝专业合作社，萼贝年产值数百万元。
“要是他不来，花萼山不是这个样子”
从登上花萼山那一刻起，周永开就开始了他的“守山人”生涯。“说是守山，更像是巡山，到处查看有没有毁林开荒的情况发生。”虽然个别老百姓“烦他”，但他一直没放弃。没过多久，退休干部余世荣、退伍老兵楚恩寿两名同志跟随他踏上了保护花萼山的征程。
山上的条件异常艰苦。有时候巡山一巡就是一整天，餓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累了休息一小会儿再继续赶路。晚上只能将木板铺在地上，垫上棉絮睡觉。山高气寒，这三个老伙计时常感冒咳嗽。“可不能事儿没办好就把这把老骨头‘交代’在了大山里。”对个人生活一向甚为“抠门儿”的周永开竟然花钱买了三间破旧民房，乡亲们笑他终于为老伙计搞了个“体面”的栖身场所。
有了“根据地”，周永开在大山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一上山就半年不下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查看。”十几年来，周永开走遍了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行政村51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日子久了，乡亲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老头儿，每年不见他几次，大家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泥腿子再勤快也架不住年事已高。一年又一年，花萼山的乡亲们发现周永开的步速越来越慢了。不知从何时起，周永开手上多了个伙伴——拐杖。1995年初，为了再对山上冬季资源摸一次底，周永开带着一名向导徒步穿越花萼山，途经国家梁、小窝凼、长池子、九龙池等险要之地，最后不小心深陷在积雪中动弹不得，送到医院后经过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第二天我醒来找自己的拐杖准备下床，发现杖底与以前不一样了，提起一看，杖底多了一颗防滑铁钉。”谈起二十多年前的这件事，周永开仍无比激动，“我的19根拐杖上都有老百姓悄悄钉上的防滑钉。”
痊愈后，周永开又钻进花萼山当他的“守山人”去了。十多年后，周永开有一次真的“差点儿把老命‘交代’在了他笃爱的大山”。2006年的一天清晨，78岁高龄的周永开起了个大早，便独自一人拄着拐杖上山巡护去了。清晨的山路泛起了露水，湿滑异常，周永开一脚踩空便栽进了近3米高的石坎下：“脑袋砸在地上，动弹不得，连呼救的力气也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村民蒋大兵家的大白狗“巡查地盘儿”到了石坎旁边，望着这个经常和自己玩耍的“老熟人”，大白狗极为灵性地冲着主人家方向吠叫不止，乡亲们纷纷赶往狗吠传来的方向，发现了满头鲜血、不省人事的周永开。大家立即用简易担架接力把他扛进了医院。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周永开基本康复。当乡亲们再一次看到他走在山路上，才算放下心。
二十多年，周永开与花萼山以及花萼山上的乡亲们早已难以分离。在他的带领下，项能奎等5名村民主动加入护林行列，成了义务护林员，村民们逐渐养成了保护山林的习惯和自觉，每逢季节适宜，大家就要上山植树。在一个山坡上，周永开早早就认领了1300亩坡地，种满了各种林木6万株，乡亲们称之为“清风林”。就在第一批树苗长到碗口粗的2007年，花萼山成功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生活有滋有味的乡亲们对周永开充满了敬意。用蒋大兵的话说，“要是他不来，花萼山保证不是这个样子，花萼山人民也不是这个样子”。
“守山人”守出好苗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山上的树木生长速度比较慢，可这里孩子的成长速度却不会比平原上的慢。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周永开一边植树护林，一边捐资助学，与小树苗一同长成参天大树的还有一茬一茬的山里娃。
现在在万源市委巡察办工作的蒋宁聪患有先天性近视，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里的家人一直以为他有残疾，小学毕业他就“被辍学”了。巡山途中的周永开听说后，将他带到达州医院检查。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后，蒋宁聪的世界从此变得清晰。然而家庭困难的他依然难以继续学业，周永开二话没说就开始资助他。眼镜帮蒋宁聪看清楚了世界，周永开则帮他坚定了求学的决心，最终他成为花萼山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党性淬炼精神。”周永开的工作经历让蒋宁聪对纪检监察工作心驰神往。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纪检监察干部。乡亲们说，蒋宁聪那些娃娃就是“守山人”周永开“守”出的好苗子。
不光是花萼山里，大巴山区哪一个困难学生不曾牵动着周永开的心呢？2014年，周永开在巴中化成小学散步时，看到一名学生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角落里，经过向老师询问才得知那孩子是因家庭条件非常差而自卑。穷困人家长大的周永开告诉那孩子：“人穷，但志不能穷。”从那年起，每年开学，学校都会准时收到周永开寄去的用于资助那孩子的3000元钱。不仅如此，周永开还在巴州区奇章中学、化成小学倡导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骨干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这十多年来，周永开先后捐资18.9万余元资助山里的贫困学生。
在别人眼里，周永开“挺有钱”“到处撒钱”。但这个老人对自己和家人却是出奇的“抠门儿”。结婚七十七年，老伴儿没收到过一件首饰;三十多年来，孙辈没收到过爷爷的一分压岁钱。甚至连他自己应得的待遇，周永开都“推出去”了。周永开居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分配的，2005年，达州市纪委集资建房，论资历和职级，周永开可以第一个选。但周永开执意要求“退出”。孙女周婧问他为啥，他说：“我又不是没地方住。我退出了，年轻同志就多一个机会嘛。”
相差整整一个甲子的周永开和我相处得融洽而投机，老人家似乎早已把我当成忘年交。当我问“近百年的人生，还有啥想干的事儿”时，周永开抬起眼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再上一趟花萼山”，说罢哈哈大笑。“我是放不下那座大山了”，这句淡淡的话语听不出一丝波澜，然而周永开浑浊的眼睛却慢慢变红了……
又到一年深冬時节，五座山头构成的大山花萼暂时失去了绚烂的色彩。霜雪路滑，已经92岁高龄的周永开很难再爬上花萼山了。当东风吹来，清风林新叶的欢笑必将带去大山的问候，因为这座大山和这个老人的心早已连在一起。
花萼山上养花的村民告诉我，花的最外一轮叶状构造称为花萼，包在花蕾外面，保护花蕾;花儿开放以后，姹紫嫣红，花萼却会自动退至花的下方乃至枯萎掉落，“从不争抢显要位置，却是绚丽的最佳保卫”。在乡亲们心里，周永开就是花萼山的“花萼”，永不凋萎的“花萼”。（责编/冯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