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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梅关高高的石槛,南面便是南雄。离南雄不远的曲江有南华寺——佛教“顿悟”禅的祖庭。在宗教哲学上,“顿悟”能与“渐悟”分庭抗礼。但于人生而言,大概是“渐悟”居多吧。宗教之所以能有“顿悟”,在于宗教存在“终极的境界”;而人生无此终极,各人自有境界,故只能“渐悟”。而又与宗教的“渐修而后有渐悟”相异,人生应是修悟相参,常有悟一理,而后以一生修行之。我自觉东坡居士之一生便是如此。
佛典言:“漸悟如登九层之台,足履渐高,所见渐远”。人生类似,但有差别:禅悟乃理之生灭,一理生,则前所执之理灭;而人生所悟,则如上山拾果,背篓里新感旧知往往相混。都道东坡一生的心灵有三个归宿:“归故山”、“归田园”及“此心安处是吾乡”。其产生自是有先后之分,但却不是领悟了后者便看淡了前者。可以说,虽然“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东坡一生最高的境界,但“归故山”与“归田园”是东坡居士思想中持续一生的两种情愫。
先谈“归故山”。东坡宦海沉浮的一生中,“思乡”之情都不曾在他的思想中隐退。“归故山”之情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若单从中国人性格的根基来看,衣锦尚须还乡,在外漂泊而不得志,产生“归故山”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东坡笔下,这份不移的情怀的表现形式却是有所变化的:早期词作中,多有“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从来直道不辜身……年来事事与心违”及“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将还乡之意述于言表,多少有几分牢骚蘸在笔尖,就好像说:“既然宦途这般不如意,还不如辞官归家算了。”经历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的东坡居士笔下的“思乡”获得新的载体:“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他在《与范子丰书》中写道:“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岷峨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哉。”以“故乡之水”慰思乡之情,这与早期的直言相比,更为含蓄、厚重了。此后半生辗转飘零,离故乡愈加遥远,戴罪之身,归乡谈何容易。所以,他临终留遗言:“即死,葬我嵩山下”,遥望故乡眉山,也算是他欲归乡而不得的权宜之策了。
“归田园”是苏轼平生又一夙愿。熙宁十年,他因为弟弟苏辙的来信中所透露的情感过于悲伤,所以回信中安慰道:“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早退而相从之乐为慰”。另外,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也说:“既壮,将游宦四方,……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意识到“归田园”是人生一大理想,这是“悟”;而参悟之后,东坡以大半生去修行,以此实现人生的价值。宗教为“悟”而“修行”,这是“人生”与“宗教”之区别。
在黄州,初历一场关乎性命的牢狱之灾的苏轼为罪官身份所囿,但同时也为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令其能将“归田园之悟”付诸“田园之修”,修筑“东坡雪堂”,才有了“东坡居士”这一称号。元祐八年,远贬岭南,先是南雄、惠州,而后儋州。在许多的挫折面前,苏轼可能需要面临心灵上“出世”与“入世”的痛苦抉择,但这次的远贬,实际上是由不得苏轼去抉择出世与入世了,纵有入世之心,也不能为入世之业。这一次的“归田园”,彻底成就了一位“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的东坡居士。
元祐元年,王定国的侍儿柔奴说了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当时东坡一听有感,便将其记于词中。然而,他真正的领悟,还需等到人生更为最艰辛的时刻。
东坡待人,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但对于地域,豁达的东坡也难以相信“天下无一不是好地方”。面对岭南,梅关以北的东坡居士所想与众人无异:“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岭南应不好”。因此,自北向南踏过梅关之前,东坡居士大概也曾于某些瞬间心怀恐惧吧。蛮荒之地,总能成为流放文化的承载体,见证着曾经风光的文人经历一场身体与心灵双重的煎熬。比如贬官雷州的秦观就在任上为自己写了《挽词》。
对于东坡居士,我们往往容易被其词作的平澹所迷惑,将其某篇文字之“超然”视作平生一贯心态之“超然”。东坡到岭南,道“岭南万户皆春色”,又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其中,几分言语是发自内心的欣喜,但或许是更有几分,是东坡居士借来聊以慰藉“此心”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对此话亲身的参悟许是在游松风亭时。《游松风亭记》中写道:“‘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这个瞬间,倒有几分顿悟的味道,而禅语,是他几年前记于词作中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儋耳夜游》中,上元夜,东坡居士与几位老书生“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而后“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相比于熙宁八年在密州感叹“寂寞山城人老也”的苏轼,若不是参透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何来儋耳上元夜这“放杖而笑”的东坡居士呢?
东坡一生,有着“渐悟与修行”的智识,而谪居之时,则又有自酿酒、自制墨之趣,更有因发现烹羊脊的好方法而专门写信告知子由之事,他始终热爱着生活。因此,他可敬,亦可爱。
主编点评
此文阐述了苏东坡的独特的人生体悟,远离朝廷的权利纷争和世俗的喧嚣,寄情于山水,在诗词中抒发自己的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洒脱的人生态度。
佛典言:“漸悟如登九层之台,足履渐高,所见渐远”。人生类似,但有差别:禅悟乃理之生灭,一理生,则前所执之理灭;而人生所悟,则如上山拾果,背篓里新感旧知往往相混。都道东坡一生的心灵有三个归宿:“归故山”、“归田园”及“此心安处是吾乡”。其产生自是有先后之分,但却不是领悟了后者便看淡了前者。可以说,虽然“此心安处是吾乡”是东坡一生最高的境界,但“归故山”与“归田园”是东坡居士思想中持续一生的两种情愫。
先谈“归故山”。东坡宦海沉浮的一生中,“思乡”之情都不曾在他的思想中隐退。“归故山”之情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若单从中国人性格的根基来看,衣锦尚须还乡,在外漂泊而不得志,产生“归故山”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东坡笔下,这份不移的情怀的表现形式却是有所变化的:早期词作中,多有“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从来直道不辜身……年来事事与心违”及“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将还乡之意述于言表,多少有几分牢骚蘸在笔尖,就好像说:“既然宦途这般不如意,还不如辞官归家算了。”经历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的东坡居士笔下的“思乡”获得新的载体:“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他在《与范子丰书》中写道:“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岷峨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哉。”以“故乡之水”慰思乡之情,这与早期的直言相比,更为含蓄、厚重了。此后半生辗转飘零,离故乡愈加遥远,戴罪之身,归乡谈何容易。所以,他临终留遗言:“即死,葬我嵩山下”,遥望故乡眉山,也算是他欲归乡而不得的权宜之策了。
“归田园”是苏轼平生又一夙愿。熙宁十年,他因为弟弟苏辙的来信中所透露的情感过于悲伤,所以回信中安慰道:“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早退而相从之乐为慰”。另外,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中也说:“既壮,将游宦四方,……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意识到“归田园”是人生一大理想,这是“悟”;而参悟之后,东坡以大半生去修行,以此实现人生的价值。宗教为“悟”而“修行”,这是“人生”与“宗教”之区别。
在黄州,初历一场关乎性命的牢狱之灾的苏轼为罪官身份所囿,但同时也为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令其能将“归田园之悟”付诸“田园之修”,修筑“东坡雪堂”,才有了“东坡居士”这一称号。元祐八年,远贬岭南,先是南雄、惠州,而后儋州。在许多的挫折面前,苏轼可能需要面临心灵上“出世”与“入世”的痛苦抉择,但这次的远贬,实际上是由不得苏轼去抉择出世与入世了,纵有入世之心,也不能为入世之业。这一次的“归田园”,彻底成就了一位“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的东坡居士。
元祐元年,王定国的侍儿柔奴说了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当时东坡一听有感,便将其记于词中。然而,他真正的领悟,还需等到人生更为最艰辛的时刻。
东坡待人,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但对于地域,豁达的东坡也难以相信“天下无一不是好地方”。面对岭南,梅关以北的东坡居士所想与众人无异:“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岭南应不好”。因此,自北向南踏过梅关之前,东坡居士大概也曾于某些瞬间心怀恐惧吧。蛮荒之地,总能成为流放文化的承载体,见证着曾经风光的文人经历一场身体与心灵双重的煎熬。比如贬官雷州的秦观就在任上为自己写了《挽词》。
对于东坡居士,我们往往容易被其词作的平澹所迷惑,将其某篇文字之“超然”视作平生一贯心态之“超然”。东坡到岭南,道“岭南万户皆春色”,又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其中,几分言语是发自内心的欣喜,但或许是更有几分,是东坡居士借来聊以慰藉“此心”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对此话亲身的参悟许是在游松风亭时。《游松风亭记》中写道:“‘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这个瞬间,倒有几分顿悟的味道,而禅语,是他几年前记于词作中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儋耳夜游》中,上元夜,东坡居士与几位老书生“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而后“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相比于熙宁八年在密州感叹“寂寞山城人老也”的苏轼,若不是参透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何来儋耳上元夜这“放杖而笑”的东坡居士呢?
东坡一生,有着“渐悟与修行”的智识,而谪居之时,则又有自酿酒、自制墨之趣,更有因发现烹羊脊的好方法而专门写信告知子由之事,他始终热爱着生活。因此,他可敬,亦可爱。
主编点评
此文阐述了苏东坡的独特的人生体悟,远离朝廷的权利纷争和世俗的喧嚣,寄情于山水,在诗词中抒发自己的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洒脱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