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以往文学批评的经验，在阅读煤矿作家老九新近发表的小说《差点以为是他杀》（载《雨花》2015年第10期，以下简称《他杀》）时，我感到我的批评常识遇到了困惑和难题：虽然我凭一个文学批评人的直觉，感到这是一篇有价值的小说，但是却不能够用我们一贯的方法去归纳和界定它，因为，我的批评设想越是蓄意接近它的某一个特征，便越是觉得这样做就会掩盖或遮蔽它的另一些——虽然不一定是强烈的、成熟的，但已经雏形初见的——特征，如果要把这个多面体文本不同的方面归纳为一个统一体的话，那么其他的方面与特征一定是彼此连带和不可或缺的，是它们一起共同支撑和呈现了这个“统一体”……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综述的方式。
　　《他杀》是老九复兴煤矿的系列小说当中最新的一部，一个七千多字的短篇，但细读之后就会感到明显的“扎手”，它携带了一种新的辐射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当今工业文学几成洼地的低谷状态下，这篇写国企煤矿集团的小说露出了某些峥嵘之气与现代先锋小说的叙事品质，但是“工业文学（小说）”的模型肯定套不住它;它还具有明显的“案例小说”的特征，甚至其名字“差点以为是他杀”都带有扑朔迷离、声东击西的“刑侦”色彩。
　　《他杀》的梗概其实是一起死亡故事的快速回放：主人公老九在两场喜宴、一次暴力之后的“意外死亡”，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星期六，复兴矿矿长、书记的孩子分别在亚洲风大酒店和红都湾大酒店举行婚礼，老九像往常一样懒散地告别妻子烈霞去参加婚宴，被“自然地”安排在复兴集团的老领导董事长、党委书记马长鸣、副书记左文星、副总经理骆祥驼等公司“头面人物”的包间，按照程序，一阵旋风似的炫耀权力式的“闯圈儿”喝酒之后，又杀向了另一个酒场，在“亚洲风”各种恩怨是非借着酒精的膨胀骤然爆发，酿成一次冲突，老九从杯盘狼藉的现场晕晕乎乎逃也似的回到家里，却被老领导马长鸣的女儿——靓女马雅带着两个马仔冲进家中一顿猛打，在打斗推搡当中伴着突发性地震的惯性，老九从九层楼的阳台上“颠”下来。整个故事按照婚宴——暴力——死亡三步曲起承转合，尘埃落定，由婚宴酒场急剧转入暴力和死亡的现场。一切都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却又像设计好的规定程式一样，生命走马灯似的在这三个场所快速地来往穿梭，有命运的偶然性驱使，也有必然性使然，生者与死者、赴宴者与施暴者熙熙攘攘，萍水相逢却又紧紧地被束缚到大型国企复兴集团的磁场上。作者没有执意安排更多复杂的情节、恩怨的脉络，也没有奢华地引入和渲染存在的奥秘、哲理的说教，而是尽快地还原过程，回到现场，小说迅速、干净、一意孤行，凸显了现代叙事的魅力，你看到的不是缓慢的“一灯如豆”或“走马灯似的”夜景，而留下列车穿越隧洞般的疾驰与眩目……
　　《他杀》令人激赏和执意渲染的，恰恰就是这种叙述的节奏，一系列应接不暇的情节、对话、人物和往事在书页上奔驰，从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每一个步骤、辗转腾挪都显得密不透风，有一种神采飞扬的野性和不容置疑的蓬勃生气。并且我们能够感到这样的“密集”是确切地出于小说的本文，而不是刻意地对是非的梳理、道德的判断和对暴力与权力的谴责，文学速度和力场飞快地穿越了它们，通过在它们缝隙间迂回出入使它们的粘结更为自然、紧密，并能够在更自然和紧密的连续性当中传递出生命、权力及其社会结构和过去、现在，以及延及到未来的更多信息。
　　《他杀》也确实像是一部“从死亡和坟墓里回来的小说”（卡尔维诺语），因为作者是从自己的“死亡”开始叙述的，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快就要死了，很快。此刻，我从九层阳台的窗口‘颠’了出来。”随后是死亡的具象化：“……感谢上苍，我总算摔在垃圾堆上，头上的血、嘴里的血、身上的血顿时四射，暗红诡异，一次前所未有的下坠恐惧和恐惧下坠终于结束。”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在生命结束之后，“依然活着”的主人公带领我们返回婚宴与暴力的现场，使小说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虚无感和魔幻性质，这让一篇本来力道沉雄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形式上生出了现代主义文学闪烁不定的枝节。其实，这是煤矿作家老九一贯的方式，是一个老到的叙事者的“狡黠”和其在执意而为的“靡丽叙事”当中为文本豁敞预留的某种“多情的线索”。
　　我认为，主人公的死亡不是小说的结束，而是一个切入点，一个狭窄的入口，通过这个切入点和入口，小说的主题已经穿越权力场的迷雾，小说的高音区并不在于权力场对人性与生命力的压迫和窒息，而在于对主人公死亡方式的微妙处理，因为在这里，生命的终结其实是一个神话：“我知道，我很快就会成为垃圾堆上一朵白色‘睡莲’，沉沉睡去，永远睡去。似乎还有什么事，我潜意识里还有一件事，我死不瞑目，总算想起来，硬撑着用右手的中指哆哆嗦嗦伸向腹部黏黏糊糊的稠血，在我布着污点、水渍、酒渍的白色衬衣右襟写下了歪歪扭扭、状若鸡爪的若干大字：地震把我颠下，与别人无关。我一丝一毫的劲儿都没有了，最后几秒钟感觉是楼下一个男人紧紧捏着我的中指，又蘸了几次黏黏糊糊的稠血才把后边几个字勉强写完……那朵遥不可及的‘睡莲’在我眼前渐渐消失，我像小孩一样在天堂开始微笑。”
　　通过死亡来见证权力的任性、人性的乖张、信任的没落，代价确实是太大了，也太残忍了。这不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也许正因为如此，老九在此埋下曲折的伏笔：主人公在最后时刻写下了自己的交代，蓦然间让一个人的死亡具有了肃穆的宗教感和再生的意义，“睡莲”的意象使一次意外的死亡在“自杀”和“他杀”之间的滑动空间一时间变得更为广阔和犹疑。
　　可以说《他杀》这个结尾不仅让小说的整个转述视角发生了转变，而且也让作者与读者返还现场的方式、路径变得开放。在这里，主人公对施暴者的宽容实质上是对暴力、权力的一种蔑视;在这里，在一切即将或已经结束的地方，作家抑制住“人性”或欲望的入口，向更高的地方敞开了。一个失去生命的人，通过死亡才能返还了生活、生命的现场，也让我们通过死亡见证与检验了一个作家的抱负和文学可能的价值观。一部旨在批判权力秩序，声讨暴力的小说在最后却原谅了它们，“地震把我颠下，与别人无关”几个字是神来之笔。随之补上的“楼下一个男人紧紧捏着我的中指，又蘸了几次黏黏糊糊的稠血才把后边几个字勉强写完。”也让施暴者及其背后的膨胀权力文化显得更加卑劣。小说的这个结尾其实也是一种控诉，尽管这样的“控诉”已经近似于在接近“正法”的同时的一点点修补。从这样的原则与立场返回生活“现场”——当然也是文学 “现场” ——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
　　王建旗：男，河北邢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协副主席、诗学研究会会长。著有诗集《大水》《老苍会》，文论集《抒情与分析》，诗论《神明的俗语》《说出了它就战胜了它》，理论批评《禁欲、苦行与信仰——车尔尼雪夫斯基批评》，文学批评《小说的魅力》。作品获河北省金牧文学奖、河北省十佳作品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多篇作品入选《中国诗选》等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