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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落脚生根。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催生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同时，延安也成为外国新闻界聚焦的重点区域。其中，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对延安的采访成为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采访活动。
中外记者参观团有21人组成，其中有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国民党宣传部4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领队。6名外国记者包括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记者武道。
这次记者团来访接待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在安排具体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并指定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出面接待。从1940年底开始，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经过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几年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面貌得到很大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朱德同志曾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并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1944年6月6日，记者团抵达南泥湾。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南泥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新景象，纷纷写文章以敬佩的字句来描述南泥湾。
6月9日，记者团在叶剑英和王震的陪同下顺利到达延安。斯坦因对延安的第一印象是：“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随后他们被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南边交际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虽然条件简陋，但非常整洁、卫生。6月10日，在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的第二天，他们在延安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牛奶、面包、鸡蛋、酥油等。经过解释，他们才明白自己被国民党“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的虚假宣传所骗了。他们对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在延安时期，记者团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斯坦因这样描述了他看到延安的工厂：“这个330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十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此外，延安人民安居乐业、意气风发、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共产党领导人的艰苦朴素，这些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观感，引起了外国记者极大的兴趣。爱泼斯坦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外国记者们还从延安的娱乐生活——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交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斯坦因说：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的美军尉官和军士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和在美国的家庭；将军的妻子们穿着棉布制服和布裤子，没有口红，没有社交的姿态，但是是快乐的，女子气的；那些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跃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舞会，每逢那时所有人，党的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天哪！跟那边多么不同呀！”这些外国人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展览选取的13位外国记者中，贝特兰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1936年1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年底采访西安事变，并同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撰写的《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一文，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发表。在文章中，他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七七事变”后，贝特兰立即启程从日本到北平采访，并以观察家的独到眼光指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西北。”
抗战初期，贝特兰接受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毛泽东就贝特兰提出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起延安留给他的第一印象，贝特兰写道：“我从没看见过像延安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仿佛一幅宋人山水画似的。它伏在悬崖峭壁之下，位于两条大河河流的要道。在西面，参差不齐的城墙蜿蜒而上，一直伸到一座突出的山峰绝顶，在那里有一座瞭望台控制着附近海浪似的山群。这个居民稠密的城市就建造在山谷的绝底，她的东面是河，城墙是紧接着水边建筑起来的。在河的对岸却又是陡立的山崖，上面点缀着一些庙宇和一座孤零零的宝塔。”
贝特兰抵达时，延安作为边区首府已经差不多八个月了。当时的延安正处于迅速发展中，人口激增了近三倍（大约三万人），商业也逐渐繁盛起来。贝特兰曾在著作《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描述道：“在原有的各种商店之外，沿着弯曲的大街，各种杂货摊接接连连地摆成一条线，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延安商业的繁荣了。”贝特兰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西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组织了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商业虽很活跃，却没有人能赚额外利润。贝特兰总共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岁月里，延安给他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进步的实验区”的印象。
中外记者参观团有21人组成，其中有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国民党宣传部4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领队。6名外国记者包括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记者武道。
这次记者团来访接待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在安排具体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并指定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出面接待。从1940年底开始，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经过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几年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面貌得到很大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朱德同志曾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并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1944年6月6日，记者团抵达南泥湾。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南泥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新景象，纷纷写文章以敬佩的字句来描述南泥湾。
6月9日，记者团在叶剑英和王震的陪同下顺利到达延安。斯坦因对延安的第一印象是：“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随后他们被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南边交际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虽然条件简陋，但非常整洁、卫生。6月10日，在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的第二天，他们在延安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牛奶、面包、鸡蛋、酥油等。经过解释，他们才明白自己被国民党“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的虚假宣传所骗了。他们对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在延安时期，记者团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斯坦因这样描述了他看到延安的工厂：“这个330人的小兵工厂有十几间低矮的房屋和我从未见过的各种最奇怪的机器：老式的车床、刨床、钻床和冲床，有中国造的，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造的，这些机器是在国民党封锁前，在西安经过两三次，或者也许十次转手才买来的；还有一些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或边区的一个新建的机械车间造的各种简易的新机器。所有的机器都保养得很好。这些机器由一个旧卡车发动机和附加的土造烧木炭的装置带动运转的。”此外，延安人民安居乐业、意气风发、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共产党领导人的艰苦朴素，这些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观感，引起了外国记者极大的兴趣。爱泼斯坦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外国记者们还从延安的娱乐生活——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交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斯坦因说：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的美军尉官和军士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和在美国的家庭；将军的妻子们穿着棉布制服和布裤子，没有口红，没有社交的姿态，但是是快乐的，女子气的；那些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跃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舞会，每逢那时所有人，党的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天哪！跟那边多么不同呀！”这些外国人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展览选取的13位外国记者中，贝特兰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1936年11月，贝特兰来到中国，年底采访西安事变，并同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撰写的《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一文，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发表。在文章中，他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进行了大胆的预测。“七七事变”后，贝特兰立即启程从日本到北平采访，并以观察家的独到眼光指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西北。”
抗战初期，贝特兰接受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毛泽东就贝特兰提出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起延安留给他的第一印象，贝特兰写道：“我从没看见过像延安这样风景如画的中国城市，仿佛一幅宋人山水画似的。它伏在悬崖峭壁之下，位于两条大河河流的要道。在西面，参差不齐的城墙蜿蜒而上，一直伸到一座突出的山峰绝顶，在那里有一座瞭望台控制着附近海浪似的山群。这个居民稠密的城市就建造在山谷的绝底，她的东面是河，城墙是紧接着水边建筑起来的。在河的对岸却又是陡立的山崖，上面点缀着一些庙宇和一座孤零零的宝塔。”
贝特兰抵达时，延安作为边区首府已经差不多八个月了。当时的延安正处于迅速发展中，人口激增了近三倍（大约三万人），商业也逐渐繁盛起来。贝特兰曾在著作《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描述道：“在原有的各种商店之外，沿着弯曲的大街，各种杂货摊接接连连地摆成一条线，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延安商业的繁荣了。”贝特兰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西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组织了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商业虽很活跃，却没有人能赚额外利润。贝特兰总共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岁月里，延安给他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进步的实验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