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经历了最高层的巨变，在这样的一年里，它的政治系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仔细检查。在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已在新岗位就位之际，人们注目的焦点，现已转向明年3月进行的政府高官重整。
　　但即使在明年3月之后，许多隐秘难明之处依然会继续存在。中国的权力网络是由各种实体相互咬合而成的一团乱麻，不同机构组成的纵横交错的权威脉络重叠存在，政府、党和军队等机构之间的影响非常复杂。这种安排大量借鉴了前苏联模式。
　　“这个人”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外国人的第一个考验，是要确定与他们会面的中国官员，是否确实享有与其官职相称的权威。例如，外国外交官在中国跟自己官职相当的中国外交部官员会面，但其实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中国官僚机构中一些最没权柄的成员。外国人心目当中权势熏天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一类官员，在中国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更别提常委了。
　　前美国高官、现供职于智库布鲁金斯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外交部与军方之间缺乏深层次配合”。
　　1998年至2000年间，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委员会（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工作，据他介绍，美国海军司令官在进入敏感水域之前需要请他的办公室核准，然后他的办公室将向其他机构咨询。
　　他说：“60%的情况下，我们不予批准，而且是真的不准。事后也从来没谁抱怨。”李侃如认为，在中国，这类事情通常不会在事前征求外交部门的意见，只在事后才让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些盘根错节的纵横权力线带来的一个后果。
　　人民解放军（PLA）由“中央军委”进行指挥，这意味着，政府的执行机构无法对军队下达命令。而作为国务院下属部门的国防部更没有了对军队的指挥权——该部的基本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工作，另外，也是与外国武装力量交往的工具。
　　李侃如说：“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是绝对的，但文官对其他机构的监督与协调则非常薄弱。”
　　如果，某一事件同时与几个机构相关（比如中国在南中国海卷入的领土争端），情况就会变得更为复杂。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一份报告中历数了11个与此相关的机构，其中包括中国海军、渔业管理部门（Bureau of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和多个省级政府。该报告称：“相互矛盾的指令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缺乏协调，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在中国，“领导小组”——即那些非正式的、却可以直接“上达天听”的机构手中掌握的权力大于部长，后者控制的是政府大部分系统的日常管理。人们（尤其是外国政府）一直在呼吁提高外交事务专家在体制中的地位。一些中国分析家建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政策，但这些呼吁受到不少阻力。
　　指示我？您靠边吧
　　国内事务同样有复杂的权力网。中央各部与省政府平级。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America’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份研究说，许多大型国有企业（SOE）也与省政府平级，这一事实造成了管理上的重大困难。该项研究发现，有时国营企业总负责人的级别高于它们所在地的党政领导，因此不受地级领导的指示约束。中国最大的五家银行与银行监管者的级别相仿，这让它们能够抗拒监管。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认为，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石油、天然气和重工业这类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国有企业领导人享有部级官员的级别。他们中有些人还是权力很大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国有企业领导人属于达官显贵阶层。”高敬文如是说。他还补充道：对于党政机构来说，最重要的位置要由可以信任的人坐，这一点至关重要。
　　（catherine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