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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传》古本与今相的同台展示，既营构出古今艺术对话互映的迷幻空间，也在机制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索了一条实践路径。
——范迪安
邬建安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师
采访时间/ 9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提起展览开幕，印象中是冷拼盘、香槟酒，一群群低声浅笑的宾客聊着最近的艺术新闻和八卦，聊也聊不完。最近邬建安的展览“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没有这些，却依然活色生香。展览场地是古朴雅致的恭王府，海报是色彩鲜艳的镂空皮影，故事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开幕当天，戏台一搭，在多福轩扯上一声正宗的秦腔，好不热闹。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氛，恍惚之间以为身已穿越时光，成为了百年前王府的贵宾。
展览“化生”通过140多件陕西东路《白蛇传》戏曲皮影和青年艺术家邬建安的当代艺术作品《<白蛇传>新解》的同台展示，形成了《白蛇传》“古本”与“今相”间的多重关联，试图展开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当代视觉艺术的“超时空”对话。从展板的设计到空间的布置，再到策展人范迪安的致辞，无不透露出“当代艺术要激活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诉求：“《白蛇传》古本与今相的同台展示，既营构出古今艺术对话互映的迷幻空间，也在机制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索了一条实践路径。”邬建安在做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做过《刑天》《九重天》《七层壳》等一系列以传统神话为蓝本，皮影镂刻为形式的作品和展览。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如何关注到传统皮影，邬建安的回答非常平实：“展览能呈现今天这样的面貌，是从我和汪天稳老师的交往开始的。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念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收集毕业论文的素材，在西安约汪老师采访，考察陕西东路皮影的情况。那时的汪老师50出头，口音很重，热情但话不多，却是有问必答，数十年前的人与事，他讲来就像刚刚发生过一般。”
十多年过去了，做依托传统皮影语言的当代艺术创作的初心依旧持续跳动着，而这种合作在传统技艺方面的积极影响却是以一种更加“实惠”的方式进行着。“我当时就是觉得，有这么好手艺的人，收入却很低，不能靠销售自己的手艺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如果有什么途径可以让他们依托自己的手艺改善经济状况，他们自然不会离开热爱的工作。”在邬建安看来，保护文化传统没有那么宏大空虚，只要把传承技艺的人留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自然就得以延续。让邬建安感到欣慰的是，当汪天稳工作室的经营机制被当代艺术激发之后，陆续接到了很多客户的特殊定制，如中国棋院定制的《烂柯山》《橘中秘》大型皮影画、成都皮影博物馆订制的《三顾茅庐》皮影画等等。“展览过后，如果能为艺人们创造出一些实在的经济效益，那才是让手艺人更好融入社会并实现价值的真正动力。这次展览也是一样，有很多媒体关注，也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希望订制全套的《白蛇传》来收藏。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也借传统语言获得了自己的新时代定位。在开幕式上，邬建安提到：“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方法论，能够依托传统资源较为高效的制造‘创新’价值。其次，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寻找自身的价值支点，摆脱西方强势话语的控制。第三，有可能引导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建构，在艺术世界里重塑意识形态，使中国艺术由追随者、模仿者转化为创造者与引领者，扮演制定规则的角色。”
而稍微回想一下不久前，在比利时蒙斯市老屠宰场艺术中心，同为范迪安策划举办的“化生——中国当代艺术展”似乎是“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展览逻辑的隐含前奏：展览以中国当代雕塑、装置和影像为主的展览在2000平方米的空间中展出了25位中国当代杰出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站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当代相互贯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着重发掘和归纳中国当代艺术在雕塑、装置、影像艺术等立体形态和新媒体方面的探索态势，以期让欧洲观众通过展览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生机和文化特征。只不过邬建安这次讲的是一个更加隐秘的当代“传说”。
来到展览现场的观众，一定会很疑惑：不是《白蛇传》吗？怎么满眼都是《青鱼案》？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而邬建安在陕西考察时，也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当下熟知版本的《白蛇传》，他从中看到的是佛道相争的画面。“可能是我对这种权力争斗的话题比较敏感吧，我并不把《白蛇传》理解为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如果你看这个版本的《白蛇传》，也会像我一样不解，为何佛家要如此针对一个小小的蛇妖不依不饶，而道家则会出手相救。所以我的《青鱼案》正是针对这个故事疑点进行的思考与演绎。邬建安通过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去推演了一个《白蛇传》的前传：以道家法门修炼多年的青鱼欲化身大鹏金翅鸟，这令大鹏鸟恐慌，便下界噬杀了青鱼。而佛家的大鹏金翅鸟每日要食蛇，纷乱中，本应在当日被大鹏鸟吃掉的白蛇侥幸得以逃脱。由于白蛇是这场涉及宗教冲突的谋杀案的目击者，也是佛家决不允许泄密的丑闻的见证者，因此佛祖一定要镇压白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青鱼案》中展现青鱼的变化与法术，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修行方法，甚至有点速度过快了，于是当青鱼想借变化直接化身大鹏鸟时就触犯了规则的边界。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比如在其中一个部分《青鱼寿千年，善变化》中，鱼口正中有一个突出的形象，是一个僧人，他坐在鱼的嘴里，有一点像是约拿与大鱼，但他又是一个东方的僧人形象，因此便会制造一种似乎有条理但又十分错乱的故事线索——东方也有约拿和大鱼的故事，佛祖借大青鱼教育了这名和尚，而这条大青鱼也由此与佛教结下了某种缘分。类似的形象选择在每件作品中都暗藏着，他们构成了许多条隐秘的故事线索。
邬建安把这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传说”放进了展厅，而把更多隐而不发的对当代艺术权力之争的思考留给了观众。他笑着说：“我最后安排了一个《破塔记》，把真的蛇蜕放在那里，预示着最后白蛇还是逃遁了，可以说是我对反抗者一个乐观态度的表达吧。”“化生”并不是一次对传统经典的再次消费，而成为了表达对当代艺术反思和对传统文化遗产态度的场所。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邬建安对展览的很多细节还是有些遗憾。但在游客如织的恭王府里，有人会在这个角落逗留、观看、讨论，在他看来就已经实现了当代艺术与传统民俗的双赢。“我希望自己能够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为神话传说赋予当代解读的故事讲述者；二是传统技艺与当代都市文化消费之间的连接者。”
——范迪安
邬建安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师
采访时间/ 9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提起展览开幕，印象中是冷拼盘、香槟酒，一群群低声浅笑的宾客聊着最近的艺术新闻和八卦，聊也聊不完。最近邬建安的展览“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没有这些，却依然活色生香。展览场地是古朴雅致的恭王府，海报是色彩鲜艳的镂空皮影，故事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开幕当天，戏台一搭，在多福轩扯上一声正宗的秦腔，好不热闹。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氛，恍惚之间以为身已穿越时光，成为了百年前王府的贵宾。
展览“化生”通过140多件陕西东路《白蛇传》戏曲皮影和青年艺术家邬建安的当代艺术作品《<白蛇传>新解》的同台展示，形成了《白蛇传》“古本”与“今相”间的多重关联，试图展开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当代视觉艺术的“超时空”对话。从展板的设计到空间的布置，再到策展人范迪安的致辞，无不透露出“当代艺术要激活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诉求：“《白蛇传》古本与今相的同台展示，既营构出古今艺术对话互映的迷幻空间，也在机制方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索了一条实践路径。”邬建安在做这个展览之前，就已经做过《刑天》《九重天》《七层壳》等一系列以传统神话为蓝本，皮影镂刻为形式的作品和展览。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如何关注到传统皮影，邬建安的回答非常平实：“展览能呈现今天这样的面貌，是从我和汪天稳老师的交往开始的。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念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收集毕业论文的素材，在西安约汪老师采访，考察陕西东路皮影的情况。那时的汪老师50出头，口音很重，热情但话不多，却是有问必答，数十年前的人与事，他讲来就像刚刚发生过一般。”
十多年过去了，做依托传统皮影语言的当代艺术创作的初心依旧持续跳动着，而这种合作在传统技艺方面的积极影响却是以一种更加“实惠”的方式进行着。“我当时就是觉得，有这么好手艺的人，收入却很低，不能靠销售自己的手艺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如果有什么途径可以让他们依托自己的手艺改善经济状况，他们自然不会离开热爱的工作。”在邬建安看来，保护文化传统没有那么宏大空虚，只要把传承技艺的人留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自然就得以延续。让邬建安感到欣慰的是，当汪天稳工作室的经营机制被当代艺术激发之后，陆续接到了很多客户的特殊定制，如中国棋院定制的《烂柯山》《橘中秘》大型皮影画、成都皮影博物馆订制的《三顾茅庐》皮影画等等。“展览过后，如果能为艺人们创造出一些实在的经济效益，那才是让手艺人更好融入社会并实现价值的真正动力。这次展览也是一样，有很多媒体关注，也有一些机构和个人希望订制全套的《白蛇传》来收藏。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也借传统语言获得了自己的新时代定位。在开幕式上，邬建安提到：“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方法论，能够依托传统资源较为高效的制造‘创新’价值。其次，帮助中国当代艺术寻找自身的价值支点，摆脱西方强势话语的控制。第三，有可能引导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建构，在艺术世界里重塑意识形态，使中国艺术由追随者、模仿者转化为创造者与引领者，扮演制定规则的角色。”
而稍微回想一下不久前，在比利时蒙斯市老屠宰场艺术中心，同为范迪安策划举办的“化生——中国当代艺术展”似乎是“化生：《白蛇传》的古本与今相”展览逻辑的隐含前奏：展览以中国当代雕塑、装置和影像为主的展览在2000平方米的空间中展出了25位中国当代杰出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站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当代相互贯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着重发掘和归纳中国当代艺术在雕塑、装置、影像艺术等立体形态和新媒体方面的探索态势，以期让欧洲观众通过展览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生机和文化特征。只不过邬建安这次讲的是一个更加隐秘的当代“传说”。
来到展览现场的观众，一定会很疑惑：不是《白蛇传》吗？怎么满眼都是《青鱼案》？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而邬建安在陕西考察时，也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当下熟知版本的《白蛇传》，他从中看到的是佛道相争的画面。“可能是我对这种权力争斗的话题比较敏感吧，我并不把《白蛇传》理解为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如果你看这个版本的《白蛇传》，也会像我一样不解，为何佛家要如此针对一个小小的蛇妖不依不饶，而道家则会出手相救。所以我的《青鱼案》正是针对这个故事疑点进行的思考与演绎。邬建安通过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去推演了一个《白蛇传》的前传：以道家法门修炼多年的青鱼欲化身大鹏金翅鸟，这令大鹏鸟恐慌，便下界噬杀了青鱼。而佛家的大鹏金翅鸟每日要食蛇，纷乱中，本应在当日被大鹏鸟吃掉的白蛇侥幸得以逃脱。由于白蛇是这场涉及宗教冲突的谋杀案的目击者，也是佛家决不允许泄密的丑闻的见证者，因此佛祖一定要镇压白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青鱼案》中展现青鱼的变化与法术，这是一种效率很高的修行方法，甚至有点速度过快了，于是当青鱼想借变化直接化身大鹏鸟时就触犯了规则的边界。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比如在其中一个部分《青鱼寿千年，善变化》中，鱼口正中有一个突出的形象，是一个僧人，他坐在鱼的嘴里，有一点像是约拿与大鱼，但他又是一个东方的僧人形象，因此便会制造一种似乎有条理但又十分错乱的故事线索——东方也有约拿和大鱼的故事，佛祖借大青鱼教育了这名和尚，而这条大青鱼也由此与佛教结下了某种缘分。类似的形象选择在每件作品中都暗藏着，他们构成了许多条隐秘的故事线索。
邬建安把这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传说”放进了展厅，而把更多隐而不发的对当代艺术权力之争的思考留给了观众。他笑着说：“我最后安排了一个《破塔记》，把真的蛇蜕放在那里，预示着最后白蛇还是逃遁了，可以说是我对反抗者一个乐观态度的表达吧。”“化生”并不是一次对传统经典的再次消费，而成为了表达对当代艺术反思和对传统文化遗产态度的场所。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邬建安对展览的很多细节还是有些遗憾。但在游客如织的恭王府里，有人会在这个角落逗留、观看、讨论，在他看来就已经实现了当代艺术与传统民俗的双赢。“我希望自己能够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为神话传说赋予当代解读的故事讲述者；二是传统技艺与当代都市文化消费之间的连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