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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秋水：
辛秋水，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先后兼任过华中农大、安徽师大、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授。他长年潜心研究三农问题，多次建言中央，获得荣誉无数。他提出简称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的文化扶贫，首创村委会“组合竞选制”，通过这种方式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村委会直选。他的主要著作有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中国村民自治》，和吴理财合著的《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等等。
解决我国一部分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化扶贫是在总结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贫困山区之所以长期走不出贫困的怪圈，不完全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经济条件差等物质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信息的闭塞、观念的陈旧、教育和科技的落后等文化性因素造成的贫困。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贫困山区难解的发展之结。这一切最终都落到“贫困”的主体—“人”身上，人的素质低是扶贫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安徽省所开展的“文化扶贫”实验，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一项积极探索。当然，文化扶贫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
以下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是我们对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这个十多年文化扶贫实验区所进行的一次户访实录：
刘节木致富靠学习
因为家庭贫困，刘节木高中毕业后，不得不回乡种田。兄妹4个，他是老大。除了自觉分担年迈体弱的父母亲家庭重担外，自己也不忍心让弟弟妹妹因为交不起学费过早地辍学。
他所在的村民组（六义组）是莲云乡腾云村山场耕地面积最少的一个组（人均耕地不足0.04公顷），在山不能“靠”山，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呢？ 当时岳西县兴起了“蘑菇热”，全县大面积栽培蘑菇。他家也跟着人家栽培蘑菇。由于不懂栽培技术，绝大部分农户都栽培失败了，他家也不例外。对于本已贫困的农户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后来，他了解到乡里成立了文化扶贫中心，办起了图书室，有许多科技图书。他兴冲冲地来到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蘑菇栽培技术》、《食用菌》等科技图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边看边思考，认真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他从书中看到，减少配料中的牛粪用量，增加二次发酵时间，可以提高栽培效益。这一年，他种了56平方米的香茹，赚了500多元，使他第一次尝到了依靠科技成功栽培的甜头。从此，他成了文化扶贫中心的常客，经常到文化扶贫中心借阅科技书刊，收集食用菌栽培资料。他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自制3000棒，当年收入3000元，第二年又自制了5000棒，收入5000元。他在看书的同时，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去年种了2万棒（包括平茹），收入3万元。在科技图书的帮助下，他家脱了贫，致了富，成了莲云乡有名的香茹生产大户。
储德翰上山办林场
储德翰得知省社科院专家到莲云乡进行文化扶贫，在乡里办了个文化扶贫中心，文化扶贫中心里有许多农民适用的图书。此后，他经常到文化扶贫中心来借书看报、查阅资料。在自学中，他认识到山里人要想摆脱贫困，只能在山场资源上做文章。
1989年3月，储德翰结婚不久，举家搬进了深山，办起了林场。上山时，他向亲友借了2000元钱，但资金仍然不足，妻子养了4头猪，将养猪款也交给了他。当年他带领村民造林8公顷，受到县林业部门的表彰。
他按照书上介绍的育苗经验，搞起了全光照喷雾育苗。从催芽、做床、摇袋、芽苗移栽、浇水到拔草，他和妻子俩起早摸黑，精心管护，终于完成了12万株树营养钵育苗任务，为全县消灭荒山、治理流沙提供了优质苗木，他也因此获得9600元的收入，后来他又培育了三丫苗14万株。他被安庆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造林绿化先进个人。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在林业二次创业中，他又兴办起了高效经济林场。从1991年开始，先后发展杜仲7公顷、猕猴桃4公顷、板栗3公顷、无性茶园8公顷、银杏8万棵。在这73公顷山场上，他要大做“文章”。德国专家3次来场考察中德合作长防林工程，并充分肯定了这种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成功经验。安庆市政府授予该林场“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妻子李爱民也被县、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
汪友良读报得出路
汪友良，是王畈村王畈组农民，自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在他家墙上设置了一个阅报栏后，每张报纸他都认真看过。他说，阅报栏真正符合农民的需要，从阅报栏上，可以了解到国家政策法令，扩大眼界，还可以学到一些实用技术，掌握外界的经济信息。
他尤其爱看介绍致富信息的文章。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榨油能致富的消息后，借了2000元，买了一台榨油机。不到40天，他就还清了债务，仅榨油一项当年收入7000元。在他的影响下，全村有好几个农民先后也买来榨油机，办起了菜油加工厂。
谈到这儿，他略有所思地说：“过去我当村民组组长时，终年看不到一张报纸，人们的思想很守旧。一开始推广杂交水稻时，农民都难以接受，一直搞了7年才全面推开。办阅报栏，人们看了报纸，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就拿前年搞水稻苗早育稀植来说，人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早育稀植每公顷可以增产到750～1500公斤，不到一年就全面推开了。”
从那年开始，汪友良家的加工厂越办越大，从最初的单纯榨油，到后来的榨油、碾米、碎粉成套加工，目前已拥有固定资产4万多元。他从《实用技术信息》上看到一种新型榨油机，出油率高，油质好，就与小儿子商议到合肥去购买。小儿子汪南方在外面打了几年工，还不如父亲在家收入高，他决定不再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帮父亲办加工厂。当记者采访他们时，他们正在调试从合肥买来的新榨油机。据汪友良介绍，今年加工厂收入1.2万元不成问题。
叶腾芳培训获新生
叶腾芳是个厚道的普通农民，初小文化程度，一家4口人，两个儿子正在读初中，家庭的负担重是可想而知的。
叶腾芳参加了乡文化扶贫中心举办的实用技术培训班，回来搞了44平方米的蘑菇，当年收入1200元。为了提高蘑菇生产质量，他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食用菌栽培》、《食用菌栽培学》等图书，自学食用菌栽培技术，有些地方看不懂他就叫读初中的儿子讲给他听。从1995年开始，他家蘑菇从室内发展到室外。如今一年两季蘑菇（春茹和秋茹）的净收入就有三四千元。
开始他试着窖天麻，他按照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的《天麻栽培100题》操作，1995年4个平方米的天麻，就收入500元。尝到成功的甜头后，他逐年扩大栽培面积。
当记者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从桌上拿起《黄鳝养殖技术》说：“我从乡文化扶贫中心专门借了这本书，就是想养黄鳝，如今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喜欢吃黄鳝，养黄鳝很有前途。”
以上只是我们对岳西县莲云乡十多年来文化扶贫成果的一个侧面调查，还远不足以全面地说明文化扶贫在访乡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及其深远意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扶贫的主旨和作用主要在于以文化为载体，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普及实用科技知识，传递时代信息，通过提高贫困地区个体和群众的人口素质，以达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的。很显然，文化扶贫是一条有希望的扶贫之路，但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应同其它各种扶贫方式协作，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文化扶贫直接作用于“人”，并且深入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文化自觉”的利器。
辛秋水，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农村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先后兼任过华中农大、安徽师大、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授。他长年潜心研究三农问题，多次建言中央，获得荣誉无数。他提出简称为“三个基地，一个保障”的文化扶贫，首创村委会“组合竞选制”，通过这种方式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村委会直选。他的主要著作有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中国村民自治》，和吴理财合著的《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等等。
解决我国一部分地区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化扶贫是在总结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贫困山区之所以长期走不出贫困的怪圈，不完全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经济条件差等物质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信息的闭塞、观念的陈旧、教育和科技的落后等文化性因素造成的贫困。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了贫困山区难解的发展之结。这一切最终都落到“贫困”的主体—“人”身上，人的素质低是扶贫的根本性障碍。只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安徽省所开展的“文化扶贫”实验，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一项积极探索。当然，文化扶贫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
以下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是我们对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这个十多年文化扶贫实验区所进行的一次户访实录：
刘节木致富靠学习
因为家庭贫困，刘节木高中毕业后，不得不回乡种田。兄妹4个，他是老大。除了自觉分担年迈体弱的父母亲家庭重担外，自己也不忍心让弟弟妹妹因为交不起学费过早地辍学。
他所在的村民组（六义组）是莲云乡腾云村山场耕地面积最少的一个组（人均耕地不足0.04公顷），在山不能“靠”山，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呢？ 当时岳西县兴起了“蘑菇热”，全县大面积栽培蘑菇。他家也跟着人家栽培蘑菇。由于不懂栽培技术，绝大部分农户都栽培失败了，他家也不例外。对于本已贫困的农户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后来，他了解到乡里成立了文化扶贫中心，办起了图书室，有许多科技图书。他兴冲冲地来到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蘑菇栽培技术》、《食用菌》等科技图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边看边思考，认真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他从书中看到，减少配料中的牛粪用量，增加二次发酵时间，可以提高栽培效益。这一年，他种了56平方米的香茹，赚了500多元，使他第一次尝到了依靠科技成功栽培的甜头。从此，他成了文化扶贫中心的常客，经常到文化扶贫中心借阅科技书刊，收集食用菌栽培资料。他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自制3000棒，当年收入3000元，第二年又自制了5000棒，收入5000元。他在看书的同时，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去年种了2万棒（包括平茹），收入3万元。在科技图书的帮助下，他家脱了贫，致了富，成了莲云乡有名的香茹生产大户。
储德翰上山办林场
储德翰得知省社科院专家到莲云乡进行文化扶贫，在乡里办了个文化扶贫中心，文化扶贫中心里有许多农民适用的图书。此后，他经常到文化扶贫中心来借书看报、查阅资料。在自学中，他认识到山里人要想摆脱贫困，只能在山场资源上做文章。
1989年3月，储德翰结婚不久，举家搬进了深山，办起了林场。上山时，他向亲友借了2000元钱，但资金仍然不足，妻子养了4头猪，将养猪款也交给了他。当年他带领村民造林8公顷，受到县林业部门的表彰。
他按照书上介绍的育苗经验，搞起了全光照喷雾育苗。从催芽、做床、摇袋、芽苗移栽、浇水到拔草，他和妻子俩起早摸黑，精心管护，终于完成了12万株树营养钵育苗任务，为全县消灭荒山、治理流沙提供了优质苗木，他也因此获得9600元的收入，后来他又培育了三丫苗14万株。他被安庆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造林绿化先进个人。但他并没有就此满足，在林业二次创业中，他又兴办起了高效经济林场。从1991年开始，先后发展杜仲7公顷、猕猴桃4公顷、板栗3公顷、无性茶园8公顷、银杏8万棵。在这73公顷山场上，他要大做“文章”。德国专家3次来场考察中德合作长防林工程，并充分肯定了这种多种经营、以短养长的成功经验。安庆市政府授予该林场“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妻子李爱民也被县、市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
汪友良读报得出路
汪友良，是王畈村王畈组农民，自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在他家墙上设置了一个阅报栏后，每张报纸他都认真看过。他说，阅报栏真正符合农民的需要，从阅报栏上，可以了解到国家政策法令，扩大眼界，还可以学到一些实用技术，掌握外界的经济信息。
他尤其爱看介绍致富信息的文章。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榨油能致富的消息后，借了2000元，买了一台榨油机。不到40天，他就还清了债务，仅榨油一项当年收入7000元。在他的影响下，全村有好几个农民先后也买来榨油机，办起了菜油加工厂。
谈到这儿，他略有所思地说：“过去我当村民组组长时，终年看不到一张报纸，人们的思想很守旧。一开始推广杂交水稻时，农民都难以接受，一直搞了7年才全面推开。办阅报栏，人们看了报纸，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就拿前年搞水稻苗早育稀植来说，人们从报纸上了解到早育稀植每公顷可以增产到750～1500公斤，不到一年就全面推开了。”
从那年开始，汪友良家的加工厂越办越大，从最初的单纯榨油，到后来的榨油、碾米、碎粉成套加工，目前已拥有固定资产4万多元。他从《实用技术信息》上看到一种新型榨油机，出油率高，油质好，就与小儿子商议到合肥去购买。小儿子汪南方在外面打了几年工，还不如父亲在家收入高，他决定不再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帮父亲办加工厂。当记者采访他们时，他们正在调试从合肥买来的新榨油机。据汪友良介绍，今年加工厂收入1.2万元不成问题。
叶腾芳培训获新生
叶腾芳是个厚道的普通农民，初小文化程度，一家4口人，两个儿子正在读初中，家庭的负担重是可想而知的。
叶腾芳参加了乡文化扶贫中心举办的实用技术培训班，回来搞了44平方米的蘑菇，当年收入1200元。为了提高蘑菇生产质量，他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食用菌栽培》、《食用菌栽培学》等图书，自学食用菌栽培技术，有些地方看不懂他就叫读初中的儿子讲给他听。从1995年开始，他家蘑菇从室内发展到室外。如今一年两季蘑菇（春茹和秋茹）的净收入就有三四千元。
开始他试着窖天麻，他按照从乡文化扶贫中心借来的《天麻栽培100题》操作，1995年4个平方米的天麻，就收入500元。尝到成功的甜头后，他逐年扩大栽培面积。
当记者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从桌上拿起《黄鳝养殖技术》说：“我从乡文化扶贫中心专门借了这本书，就是想养黄鳝，如今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喜欢吃黄鳝，养黄鳝很有前途。”
以上只是我们对岳西县莲云乡十多年来文化扶贫成果的一个侧面调查，还远不足以全面地说明文化扶贫在访乡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及其深远意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扶贫的主旨和作用主要在于以文化为载体，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普及实用科技知识，传递时代信息，通过提高贫困地区个体和群众的人口素质，以达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的。很显然，文化扶贫是一条有希望的扶贫之路，但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应同其它各种扶贫方式协作，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文化扶贫直接作用于“人”，并且深入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文化自觉”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