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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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人都说杭州是天堂,而我却感觉每一天都像在地狱中。
  手机“滴滴”响了两声,我木然地瞟去一眼,是建行发来的短信,本月研究生345块钱的生活补助到账了。杭州房价已到2万多块钱每平米,其他消费也是水涨船高,我每天早餐花3块多,午餐、晚餐各8块,一个月仅仅吃饭就得花费600块,这点补贴只有杭州低保的一半,哪够塞牙缝呢!
  幸好白茵在工作。她毕业于江宁大学中文系,不过她的专业在这座商业化城市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她写的那些风花雪月的小说分文不值,她就随便找了家烟酒公司当文员,拿着两千不到的月薪,勉强能供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开销。
  其实我用她的钱不是没有内疚,一个年近三十的大男人,不仅不能养家糊口,反而靠老婆接济,无论如何是不能理直气壮的,所以我从来没开口向她要过钱;她问我钱够不够花时,我也硬着头皮说“够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嘛。后来她就不问了。早餐和晚餐我们是一起去吃食堂的,她如果发现饭卡里没钱了,会自己掏一两百块钱充进去;她每隔一阵子翻翻我的钱包,见里面空空如也,就默默地放入几张红票杭城之爱子。我也装着不知道,倒省了许多尴尬。
  我的硕士也是在江宁大学读的,我跟白茵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在系里,我的女硕导姜旭和其他几位老师都很看好我,说我是一块做学问的好材料,具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特气质,我觉得自己平时学习也还算踏实。连白茵都说,她当初就是被我的学者风范给迷上的,要是那时候我长得像现在这样满身横肉,她就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嫁给我了。
  我很想报考中都大学李天枢教授的博士生。中都大学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著名学府;而当今史学界泰斗李天枢是我们兖州人,我在兖州师范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校举办50周年校庆,请他来做过一次关于晚清中朝关系史的讲座。哦不,应该叫兖州大学,学校是在我大三快结束时成功去掉“师范”二字的,感觉比以前高端大气上档次多了,虽然骨子里什么都没变。毕业时,我很幸运地拿到第一届兖州大学文凭。讲座结束后,我很难得地抢到话筒提了一个问题,由于心情太激动,我说得结结巴巴的,还引起了周围同学的低声哄笑。哪知李教授说这个问题比较有价值,并认真地作了答复,从此我就对他心生好感。过了几年,讲座的内容、我的提问和李教授的答复,我都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但是我很快放弃了这个梦想,因为从江宁到中都来回车费加上几天的食宿,至少得两千块钱,而我每个月208块的那点科研补助连生活都成问题。我是不会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我都二十好几了,从来没拿回家一分钱,父亲去年就过了六十,还要让他们继续掏腰包,我宁可不读博也不会开这个口。隔壁寝室的邹腾蛟就没有我这样的顾虑,他很幸运地考上了,不过是另一个博导。两千块,就这样成为我们人生的分水岭。世上许多看似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事,归根结底都是钱的事,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一切免谈。
  我报考了本系黄盛老师的博士生,打算以后跟着他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迁变,但他并不赏识我。听说黄老师一向偏于录取外校学生,因为他觉得本校学生基本功比较扎实,容易恃才傲物,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而外校那些不起眼的小学校的学生,一旦被江宁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自必对他感激涕零,乐于鞍前马后地供他驱使。黄老师上课的排场很大,常常被门生前呼后拥,他们殷勤地为他端茶倒水、拎包开门,连腰都不怎么敢挺直。这些事我都干不来,就算我侥幸被他录取,只怕也是最不得宠的弟子。
  我有幸见识过黄老师的一个高足的学问功底。那是研二的上学期,我去旁听中国古代思想史宣克己老师的课,他将一学期的课设计成15个论文题目,每个论文题目分别由一至两位博士生完成。以后每周均由论文作者讲解自己的研究结果,宣老师作简单的点评:然后其他同学提出疑问,再由作者解答。第一个作者所准备的时间只有一周,而最后一个作者则有整整一学期的时间,因此越往后准备的时间越充分。黄老师的那个高足倒数第三周才轮到,然而听他讲了半小时,我依然感到如在云端,不知他想表达什么。
  一面试完,我就知道黄老师这里没戏了。还好,我留了一手,改投到吴越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庄耀宗教授门下,总不成吊死在一棵树上吧。庄耀宗虽不是史学界的泰斗,不过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也算独树一帜,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十年,其代表作《中美关系的历史变迁》一书在国内至少二十年内无人可以超越。
  白茵听说我要去考博,马上问钱够不够花,她说她刚拿到一笔兼职校对费。我吞吞吐吐地说还缺五百块,她二话没说就从校门口的工行取了出来给我。确切地说,那時她还只能算女友,是我考上博士后升格为老婆的。女友和老婆的根本区别在于,女友只需要负有限责任,而老婆得负无限责任。
  拿到那笔钱,我就在心中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我杨非今生今世非白茵莫娶!我都不知道这究竟是雪中送炭呢,还是趁人之危?呃,怎么说得像是被这五百块钱卖了身似的。当然,假如我考不上博士,我是肯定不会跟她继续发展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有什么资格让一个女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呢?
  记得在江宁大学初见到白茵,她穿着十分土气,脸上灰一块黄一块,可能是营养不良吧,活脱脱一只丑小鸭。只是一双眼睛分外清亮,该黑的地方特别黑,该白的地方特别白,仿佛她身上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到那双眼睛上了。也不知是怎么动的怜悯之心,后来看得时间长了,或许是麻木了吧,也没感觉她有多丑。
  ——要是把白茵的头换成张曼玉的该多好啊,哪怕给她洗脚,我都心甘情愿!有一次我不小心对白茵说出了这个心中的遗憾,她白了我一眼,立刻反唇相讥:“呸!少做点黄粱美梦吧,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还巴不得你兼有梁朝伟的帅气和李嘉诚的财富呢!”我对她的话付之一笑,男人嘛,有几个不是得陇望蜀的?
  二
  接下来的几年,我就卖给这位庄老板了。我们都习惯于把博导叫老板,因为在读博期间,我们生活补助的发放、奖学金的评选、研究方向的确定,有的甚至工作单位的联系,都归导师拍板定音一一还有比这更称职的老板么?   过了没多久,我才恍然发现,吴越大学的文科比江宁大学至少落后五十年,来这里实在是亏大了!如果说江宁大学是用文科与理科两条腿走路,那么吴越大学的一条腿就像得了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吴越大学本来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压根就没有文科,自从十多年前率先吞并以文科为主的杭城大学,将其变为西园分校,像是收了一个从不正眼相看的偏房。校内的图书馆、体育馆、教学楼等许多基础设施及师资力量均无法与梅坞、紫荆两个校区相提并论。
  学校对文科实行商业化管理,以每年每平米120元的价格向各院系索取房租,倘若交不起租金,便只好卷铺盖走人;博导每招收一个博士生,便须向该生支付所有的生活補助,害得原本清贫的博导们怨声载道。有的博导跳起来拍桌子骂娘,或者要求提前退休,学校也不理不睬。由于缺少经费支持,博导很少与兄弟院校之间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博士生也提不起学习热情,很难按时毕业,延期一两年是常有的,极少数甚至遥遥无期。
  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办公室设在教学主楼第六层,老板分得一间房,但他从来不去那儿,因此将这间办公室连同里面的所有资源让给了自己的博士生。我在612室有一个座位。走上六楼,楼道里黑洞洞的,连路灯坏了都没人修理;室内是简陋的房舍、陈旧的桌椅,一张沙发不知是何年何月买的,上面的豹纹都快被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臀部磨平了,历史的沧桑像是在这里定了型。
  有一次我上楼时不小心按错了电梯的数字,来到第四层。当我走出电梯门,踏上的竟是厚厚的红绒地毯,我一个眼错,还以为穿越到某个高级宾馆:莲花状枝形吊灯照得楼道里流光溢彩,一侧雪白的粉墙上辟有巨大的宣传栏,正中间以标准的黑体镶嵌着“吴越大学商学院”七个鎏金大字;走廊尽头搁着一台免费饮水机,洗手池边备着洗手液、擦手纸和烘干机,水龙头分为红蓝两色,可随时调节水温,上方贴着“小心烫伤”的温馨提示:一缕若有若无的薰香从旁边的卫生间里隐约飘来。“历史系真寒碜,唉!”我感慨万千地叹道。
  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过了半学期,我叫白茵也从江宁市搬过来了,跟我同住一间宿舍。我得严正声明,我们是合法夫妻,有结婚证的,不信我拿给你看。不过这年头就算是非法同居,只要两厢情愿,男未婚女未嫁,管理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没人那么不识相。可话又说回来,要是没领证,我可不敢大摇大摆地带一个女孩子进宿舍。我是那种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的人,以前在兖州师范大学的时候——哦不,我又说错了,应该是兖州大学,我怎么总是改不了口呢!——中文系有个女孩对我好像有点意思,后来我俩同时报考江宁大学,可惜她没考上,我其实并不计较学历,但她从此在我面前有点自卑,跟我渐渐没来往了。要是我那时胆子更大一点,将她果断推倒,说不定现在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唉,我的青春,我的初恋,就这样随风而逝。
  吴越大学西园校区的空宿舍多的是,博士家属来了,可以带着有效证件申请家属房,这个“有效证件”基本上默认为结婚证。读到博士这个阶段,一般都有二十好几,很多已经拖家带口,要是一律不让家属进门,还不逼得人跳楼啊?我本来也可以申请家属房,但恰巧同宿舍的学弟章黎家在杭州,他基本上不住校,我让白茵顶替这个名额,把住宿费交给他就行了。
  老板已年过花甲,相传在吴越大学的博导资格评定上曾经一波三折,直到五年前才开始正式收徒。他每年招两个博士生,迄今毕业两个,只有一个是三年正常毕业。说起来可怜,有好几个师兄因不能按期毕业,都被老婆一脚踢开了。我能不能按期毕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不过白茵还没为这件事跟我吵过,这一点我比他们的确幸运得多。
  我发誓,等我飞黄腾达后,一定要对老婆好一点、再好一点,把她在我人生最困难时期的资助百倍、千倍地偿还给她。我要带她去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吹风,去温哥华的海滩晒日光浴,去伦敦的泰晤士河泛舟……游遍全球的山山水水,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三
  办公室里有一台悬挂式老海尔空调,冬暖夏凉,比宿舍舒服多了,所以我一般都去办公室写论文。今天主要搜集抗美援朝时期的资料。但进展不怎么顺利,只拉出了两百多字。论文是个把人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苦差,大家都像便秘一样费尽浑身解数。我实在写不出来,就上网看世界杯换换脑子。
  中国队跟古巴队鏊战正酣的时候,白茵打电话来,说她已经到校门口了,通知我去食堂。冷不丁一看表,才发觉已是下午五点多,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天。我俩早已过了卿卿我我难舍难分的热恋期,之所以每天早晚还出双入对,只不过是为了共用一张饭卡。因为校外人士想在食堂吃饭,得交百分之二十的搭伙费,能省为什么不省一点呢?
  食堂里难得挑上几个合胃口的菜,看着搭配的颜色就没食欲:而且晚上一过五点半,餐盘里就剩得七零八落,别想再吃热的。
  “你本来就是猪,能有猪菜吃就不错了。”我快步往食堂走时,还不忘幽上一默。
  “胡说!”她伸出粉拳来想打我,被我灵巧地闪开了。
  我俩各打了一荤一素,再难吃的饭菜也得咽下去,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白茵吃了几口,夹起一筷子青菜正准备往嘴里送,突然吓得手一哆嗦,将筷子连菜一起扔进餐盘里,原来是一条半寸长的小肥虫搭在菜叶上。对此我早就见怪不怪了,即使拿给打饭的阿姨看,她们也只会面无表情地说以后会注意的,便没有下文了。
  “你只花了一份素菜的钱,没想到还混有高蛋白,这下超值了。”我打趣道。
  白茵什么都没说,仿佛越说越反胃似的,她恶心地皱了皱眉头,将青菜倒进残渣桶,换了一份绿豆芽继续吃。
  “不就是一条虫吗,至于跟食堂怄成这样?上次我在红烧狮子头里还吃到了根钢丝呢,像是清洁球上掉下来的。”闷闷地吃完晚饭,我见白茵还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在操场散步的时候开导她说。
  “根本不是为这件事,”她眼里闪着盈盈泪光,鼻子一抽,连声音都有些变了,“今天在公司又挨了几次骂,明明是供应商那边没有及时提供资料,老板却骂我拖拖拉拉:快下班时,有份材料在电脑里打错了个字,又被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通……工资那么低,真想辞职算了。”   “你总是抱怨来抱怨去,就算换了份工作,还是会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每次听到就心烦。”我脑子里还琢磨着论文怎么写呢,被她搅得一点心情都没有了,忍不住说出了口。
  她的泪水刷地涌了出来,用悲哀的神色有些陌生地看着我,说:“我哪是向你抱怨,只不过想你安慰几句而已。”
  她想得到我的安慰,我又找谁安慰去?她赚钱多点少点无所谓,可我一个大男人,要赶快写出论文毕业找工作养家糊口啊!
  “实在受不了,就换份工作吧,我一点儿都帮不了你。”见她哭得更凶,我又是怜惜,又是压抑,她跟着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还要为我受这么多委屈,倒不如我一个人过。
  我忍不住叹息道:“你跟着我受苦了,要是你那时选择的是凌飞,说不定比我强多了。”凌飞是江宁大学哲学系的博士,高我一届,是白茵的众多朋友之一,对她颇有好感,今年也该毕业了。
  “你不会是想把我一脚踢开吧?早这么想,领证之前怎么不说呢!”她一晃眼,发现我俩的争吵已引起了路人的注意,抽出一张餐巾纸半捂着眼睛,飞快地逃回宿舍去了。
  我这是怎么啦,心里明明不是这么想的,可话一出口就伤人,而且伤的是我最亲近的人?世上除了我妈之外,还没人对我这么体贴过。我怎么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我使劲摇了摇胀得晕晕乎乎的脑袋,真想一头撞死算了。
  等我郁郁地回到宿舍,发现她面朝墙壁深陷在枕头里,身子一抽一搐的。我把她翻过来搂在怀里,她满脸都是泪水,枕巾也洇湿了一大片,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猪,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怜惜地说。
  她拼命挣扎着,叫我快点滚蛋,滚得越远越好,她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我。我使劲地箍住她,温热的舌头舔上了她那憔悴的、带有咸咸味道的脸。僵持了好半天,她终于没我的力气大,慢慢地柔顺下来,但依然冷着脸不理我。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把脑袋紧贴在她的颊上,泪水也无声地淌下来。
  她感觉到我的异样,见我也落泪,吃了一惊,语气便缓和了些:“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又不是不去工作,只不过跟你讲讲,心里会好受些。”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暴躁,等我写完论文,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对此连我自己都没信心,不过我哄起她来却面不改色心不跳。
  深夜,当她终于平静睡去的时候,而我却依然在昏暗的台灯下独自垂泪。
  四
  近两年,吴越大学生财有道,在西园校区办了很多MBA培训班,将所有的空宿舍都利用起来,简单地装修一下,租给培训班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住。学校声称为了加强管理,校内的所有正门后门侧门都安装了先进的停车收费管理系统,据说在周末的高峰时段,仅停车费一天就有两万多块。博士生再也申请不到家属房了,而舍友章黎因考上公务员,连档案都调走了,自然取消了入住学生宿舍的资格,我的宿舍便安排进了一个从秦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来的访问学者刘副教授。
  五十出头的刘副教授红光满面,保养相当得体。他想去哪个系听课,就去听几节;要是不想去,也没人管。不过他还是有许多收获的,来了一个星期不到,他就将西园校区周边的特色饭店、影剧院、游乐场等吃喝玩乐的场所打听得清清楚楚,比我这个正宗的吴越大学学生还熟悉三分。很快,他就形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规律,每天晚饭前必去教工路上好又多超市旁边的包玉刚游泳馆健身一小时。游一次十块钱,一个月就得三百大洋,真舍得啊!我在学校混了整整五年,往教工路走了无数次,从来没想过花十块钱去那儿舒舒服服享受一次。他奶奶的,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数访问学者吧。
  刘副教授走后,宿舍又来了一位研究古代佛经词汇的中文系博士邱师兄。邱师兄是工作十多年后再考博的,儿子已上高中,好在他读的是在职博士,老婆的职业也还算稳定,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他本来住在16舍,有一阵子专门回单位写论文,就退了房;这次准备论文答辩,又申请住宿半年,宿管员便将他与我拼凑在一起……我的舍友就是这样走马灯似的更换着。
  白茵只得在与学校相距一站路的梅园小区租了间房。这栋房子本来是三室一厅的格局,被精明的二房东用木板隔成了十多间,洗衣机、厕所和浴室公用。月租650元,二房东还说租给我们太便宜,下个季度要涨价50块。房子里住着许多对情侣,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一到晚上,许多令人难堪的暧昧声音便透过隔板清晰地传进耳里,有时连白天都不例外,也只能听而不闻了。
  有一对男女经常凌晨一两点回来,听说是在附近的哪个发廊上班。他们每次回家,我都会被哐当的开门声、谈笑声和皮鞋的踢踏声给惊醒。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他俩一边在浴室里洗鸳鸯浴,一边放肆地调笑,害得我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觉。二房东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白茵就当场给二房东打电话投诉一一我们房客睡不好觉,二房东也休想睡好觉!
  次日,二房东窝着一肚子火来到梅园小区,对每个住户都严正警告一番租房的规矩,声称要是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勒令房客退房。房子里安静了两三天,又恢复原状,二房东也毫无办法。
  晚饭白茵还是跟我去吃食堂,食堂的饭菜虽然口味欠佳,但至少管饱,只要不那么讲究色香味,八块钱就能吃得撑死。如果学校里事情不多,我就收拾好电脑和书籍,和她一起来到租处。我们在宿舍吃酱鸭面的历史就此完结。
  二房东每次见到我,都会自以为聪明地对白茵一笑说:“你男朋友又来啦?”笑得又猥琐又肮脏,像是在说“你懂的”。
  我一看到这种笑容就火冒三丈,明明我们是合法夫妻,怎么在他眼里还只是一对野鸳鸯?我立刻严肃地更正:“我们是合法夫妻,领过证的。”
  他不以为然地“哦”了一声,下次见面依然一口一个“男朋友”,简直让人想狠狠扇他一耳光。
  由于憑空多出了一大笔房租费,我们顿时感到不堪重负。雪上加霜的是,白茵失业了。她在烟酒公司工作半年后,跳槽到另一家大型培训机构编内刊,总算跟她的专业沾了点边。哪知这次恰逢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公司也大量裁员,首先就拿她这类吃闲饭的内刊编辑开刀。   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们在读博士每月只有345块钱的生活补贴,不知道自己的论文还要写多久,要是延期,我将不再有生活补贴,生活费、住宿费、资料费,外加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全得自己想办法。由于时间太紧,我没敢再出去找兼职,全靠白茵一力支撑。
  已是仲春时节,中午的太阳照在身上的时候,只穿一件薄薄的夹克即可。由于长期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加上日夜担心焦虑,我发起了高烧。我觉得脑袋像个笨重的铅锤,两只手、两只脚一点儿也不听使唤,浑身像浸在冰窖里似的,上下两排牙齿捉对儿打架。我赶紧叫白茵再搬一床被子盖上,还是觉得冷,她又加了一床被子,我才感觉稍微暖和点。
  白茵想扶我去校医院,可我一步都走不动,哪儿也不想去,心想大不了就这样死在床上吧。她把我往门口又拖又拉,可她力气太小,忙了半天还是枉然。她束手无策,只有望着我落泪的份儿。
  “讓我睡会儿吧……”我翕动着嘴唇,费力地说了一句,便失去知觉。
  一觉醒来,感觉脑袋不再晕得那么厉害,便稍微翻动了一下身子,让自己睡得更舒服一些。窗外黑黑的,也不知是几点。宿舍里弥漫着一股生姜的刺鼻气味。
  “你醒了?”白茵把自己的头抵在我的额角上,又用手仔细辨认了一番,说,“还是有些烫。我给你熬了一碗姜汤,你喝了发一身汗,就会好的。”
  她把温在电饭煲里的姜汤端出来,里面放了好多红糖,温度也正好适宜。
  “现在几点了?”我问。
  “凌晨一点多。”她打了个长长的呵欠,“明天我还要上班,先睡了。我已经给你切好了,到时你自己煮,好吧?”
  桌上的小砧板上搁着小半碗切成碎末的生姜,旁边还放着一大块。我每天早、中、晚各喝一次姜汤,两三天下来,我就用这最简单的土法子捡回了一条命,没往医院送一分钱。
  次日白茵到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她提着一大袋六味地黄丸口服液:又从包里拿出一支人参,说是从胡庆馀堂中药店里买来的野山参,专门补身的。她觉得我这次生病的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要求我一天喝三次口服液;拿野山参泡茶喝,等一个星期之后没药味儿了,再把它连根嚼下去。她还叫我不用担心,她有一笔五千块的稿费已经到账了。
  这傻丫头,还真把人家的宣传广告当回事了。长白山的野山参一年才产多少斤啊,还轮得到她?再说就算有真的,也绝对不止这个价钱。但我没有戳穿她,喝了总比不喝强点吧。
  白茵一边在网上投简历,一边联系家教公司。家教公司叫她先交100块钱,然后告诉她一个电话号码,说是给一个韩国人教汉语。她打个电话过去,对方却说这段时间没空,等自己闲下来再联系她。她跟家教公司交涉半天,才勉强换成一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她上门就被孩子的父母要求教奥数,这可不是她所擅长的,因此她去了两三次就被辞退。好在这时《杭州晚报》中医副刊通知她去上班,总算缓解了危机。
  她又联系到一家古籍出版社,去做兼职校对,报酬是每万字10元。厚厚的一本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看下来,仅拿到两三百元……
  想那么多干嘛,混一天算一天吧。
  五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21万字的博士论文总算功德圆满,我也累掉了一层皮。
  但很快我又陷入新的烦恼之中——找工作。近几年,由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高校对于求职者的要求都是水涨船高。有的学校甚至要求“查三代”,也就是求职者本科、硕士、博士无一不是211院校毕业,少数学校甚至要求必须是985院校,而我本科就读的兖州大学在全国高校排名中简直提不上筷子。有的学校更是只招副高,这等于将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博士生直接拒之门外。
  不过,假如在校期间能够出国留学一年,喝点洋墨水,也可以弥补本科学历的“先天不足”,可惜我只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学期的交换生。以我的条件,是很难在江宁大学、吴越大学这类著名高等学府谋得一席之地的。当然,只要后台硬,比如导师的资源足够丰富,或者影响足够大,以上这些条件其实都可以商量的。突破规则的,往往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我的老板庄耀宗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在系里没有一官半职,基本上说不上话,我压根就没指望靠他推荐到名校,不过我还是把自己找工作的事向他作了简要汇报。老板很快回了邮件,说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以在本校中文系或哲学系联系一个老师读博后,作为缓兵之计,以后无论我什么时候找到工作,都可以随时离校。我的硕导姜旭已于一年前调往华亭大学,她说她能帮忙联系到华亭大学历史系的博导。至少两年内工作不用愁,两年之后再走着瞧吧,我心中大松了一口气。有了这层基本保障,我也就不那么心急,一边继续投简历,一边看世界杯。
  但白茵的想法跟我很不一样。她算了一笔账,假如我在吴越大学读博后,年收入仅5万,而杭州的房价已飙升到2.5万元每平米;假如在华亭大学读博后,年收入虽有8万,但华亭的房价更高,都快涨到3万了。就算我能在其中一所学校留校,房子也得猴年马月才买得起;况且学校没有承诺一定留校,到时候还是得找工作,说不定竞争更激烈。与其在学校干耗两年,倒不如现在就抓紧时间找工作,而且最好是找房价低些的二三线城市。
  为了帮我尽快找到工作,白茵利用上班时间疯狂地投简历,一个省份一个省份实行地毯式轰炸,上自985名校,下至名不见经传的专科院校和技校,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仅收到三个院校的自动回复邮件。
  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也开始忙着办理离校手续,先后跑到图书馆、计财处、校医院、安保处、宿管办等16个部门,缺了任何一个部门的公章,都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大约半个月以后,吴越农学院人事处突然电话通知我次日去面试。我的心倏地提得老高,对着镜子整理好仪容,又拿小梳子蘸了几滴清水,将头发梳了又梳:我将所有的求职材料,包括那本耗得我几乎灯尽油枯的博士论文装进包里,便从黄龙乘上了公交直达车。我特地叫白茵也跟来,为我壮壮胆。
  吴越农学院地处浙西,与吴越大学相距一小时车程。此时正是莺飞草长的暮春时节,校园三面环山,层层叠叠的山峦由浓转淡,渐渐隐入天际;校内的人工湖里一汪碧水,倒不失为小家碧玉风味。我去法学院面试时,白茵就坐在湖边的长靠椅上等。   这次面试竞争挺激烈的,共有来自中都大学、江宁大学、华亭大学、楚天大学等二十多个博士面试,无一不是211名校,而该校法学院仅有两个名额。真没想到来自赫赫有名的中都大学的那个博士,讲起课来竟连逻辑都有些混乱,可能是论文没写完,脑子还处于混沌状态吧。相比其他学校的应聘者,我感觉自己试讲还凑合,至少逻辑清晰、语言流畅。
  白茵手拿一本书,在湖边等了一整天,她也显得神色不宁,一见我走出学院楼就迎上来,递给我一张餐巾纸。我胡乱地在脸上蘸了几下,才发觉满脸都是汗,餐巾纸很快湿透了。我索性将两只胳膊伸进湖里,向脸上掬了几捧水,又使劲地揉了揉面部的汗渍,将头左右晃一晃,甩去脸上的水珠,这才感觉清醒了些。
  大清早就赶车,又精神高度紧张了一天,累得简直要瘫倒在地上永远不起来。白茵见我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也没多问。等面试回来已到晚饭时分,我吃过饭冲了个冷水澡,就匆匆睡下了。
  午夜梦回,我又回忆白天应聘时的每一个细节,心中实在一点把握都没有。唉,就算自我感觉再好,也得入面试官的法眼才行啊!
  日子便在忐忑不安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之后,我吃过早餐,正像驴拉磨似的烦闷地在操场转着圈子,突然接到吴越农学院人事处的电话。我的心刹那间提到嗓子眼,连握手机的右手都有点颤抖,强捺住心头的激动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叫我上午过去签合同。
  我赶紧打电话通知白茵,让她陪我一起去。她说她刚到单位上班,连椅子都没坐热,她前一阵子为我答辩、应聘已经请了两天假,要是今天再请假,老板肯定会不高兴的:而找工作最主要的是面试,我连那一关都过了,签个合同还得人陪着?
  可是我觉得她就像我的拐杖一样,简直让我寸步难离了。这几年我读博时她一直陪在身边,特别是近段时间我论文答辩、投简历、面试……没有一次她不是鞍前马后地跟着。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男人结婚后,生活自理能力就下降了。当时我只是笑了笑,此刻想来,像是专门针对我而言的。
  我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陪我去,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到时候临时有事要商量怎么办?”
  “真拿你没办法。”听她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她是同意了。
  20分钟以后,我们在黄龙公交站会了面,她说她请假时主任的脸拉得比驴脸还长,照这么下去只怕在报社里混不了几天。
  “管他呢,反正你又没打算在那儿长混。”我商量着说,“等合同一签完,你就可以考虑辞职了。”
  我与吴越农学院签下八年的卖身契。白茵长期紧绷的神经倏地松下来,她默默无言,任凭泪水肆意而出。我将她的头倚在自己胸口上,细心地为她拭泪:“猪,找到工作了还哭什么?别像我一样把眼泪哭干了。”
  “你不是无比坚强么,竟然还有落泪的时候?”她不觉将一双眼睛瞪得溜圆,“你什么时候哭过?”
  “刚得知论文通过盲审时。”我的声音里透出一股近乎崩溃的疲倦,仿佛一个运动员耗尽气力跑完一场马拉松后的松懈,又夢呓似的喃喃自语,“五年,生命中最美好的五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她又何尝不是!
  我们一起,总算熬过了这漫漫长夜!
  两天以后,我到吴越农学院指定的吴越第一人民医院体检,在做胸透时被检查出乳腺增生,医生说可能还要复查。我又吓个半死!万一体检这一关不能过,以前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我该怎么办?思前想后,我赶到吴越大学梅坞校区的校医院又做了一次胸透,并向医生详细询问了病情。医生说不要紧,我才半信半疑地回去了。
  真是庸人自扰!找份工作,简直把自己折腾成了神经病。我笑骂自己。
  现在我走在校园里,终于能挺直腰杆了。那些还在奋力拼搏的师兄弟们见到我,老远就客气地打招呼,恭喜我脱离了苦海,还说希望能学习借鉴一下我的写作经验。我见他们态度十分诚恳,反正手头上还剩下十多本博士论文,卖废品也值不了几毛钱,便送给他们人手一本,还不忘签名作为纪念。
  白茵辞职了,她负责编辑、采访、写稿的那个中医版面,早就被她们主任私人承包了,她采写一篇文章不知耗费多少心血,拿到的却是区区300元的白菜价稿费,甩掉这份工作,我们都没半点可惜。
  等高校手续全部办完,我们便开始收拾家什杂物准备搬家。满桌满柜都是资料,仅英文和德文资料就有一百大几十本,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复印的;还有一部分是托同学从中都大学、华亭大学、中都图书馆等地复印邮寄过来的;更多的则是从外文网站买回来,再拿到文印店打印、装订成册的,一本资料的成本价就是六七十块。
  这些资料花了我近三万块,可要是卖废品,只怕连下一顿馆子都不够。我越想越恨,突然狠狠地一脚踢去,散得满地都是:“全部卖掉,我一看到就心烦!”
  白茵急忙收拢起来,瞪了我一眼:“你敢!这些都是你一辈子吃饭的家伙,哪怕卖掉所有的家具,也不许卖掉一本书!”我见她态度强硬,只得任由她去了——其实我也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
  邱师兄拿到博士文凭,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赶回东北老家去了。我和白茵赶紧把梅园小区的行李搬过来,跟二房东说要提前退房。房租是押一付三,也就是交一个月的押金,每个季度付一次房租。而现在距房租到期还有十来天,不过我已经找好了下家,就是租处一个女孩的男朋友。要是二房东能够退钱,自然一切都好;万一他想赖账,我就叫那女孩把二房东该退的910元直接给我们。
  二房东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间,见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便依然以租约未到期为由,只想退个整数。我威胁道,我刚从吴越大学毕业,要是他敢随便扣钱,我就在网上把梅园小区这间房的地址和房东电话公布出来,到时谁都不会来租,他的损失绝对不止10块钱。
  “那你们得把房间里的垃圾打扫干净,乱七八糟的,其他人怎么住!”二房东权衡了一下利弊,又装模作样地跟我争辩了几句,才满心不情愿地将钱如数退还。我心中暗喜,提前12天搬过去,节约了260块呢。   六
  白茵病倒了,正当我以为我们从此以后要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
  事情的起因是极不起眼的,但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第一张倒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那天中午,我俩又一起骑车赶往梅坞校区吃饭。车行至一个街道的拐角处,白茵不知怎么腿一软,突然摔倒在地。身后的自行车和电动车绕开她,依旧如潮一般毫不停留地向前涌去。
  我急忙把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一边,扶她起来,几乎是背着她回到宿舍。从那天起,她连进行简单的生理活动都很费力,连去厕所都必须扶着墙一步步挪过去。她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脆弱?我感到又意外又茫然。
  她这才跟我说了实话,从她两年多以前失业时起,她除了在古籍出版社兼职校对之外,又给一家少儿出版社写稿,夜夜熬到凌晨一点多。早在半年前,她就发现自己身体变得异常虚弱,几乎连吃粥都不消化。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铁打的,从来没上过医院,因为医院是个无底洞,我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送进医院啊!我只能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她流着泪告诉我,却并不后悔。
  我要送她去校医院,她死活不肯,歪在宿舍的木板床上,一副等死的样子:“到医院去了也没用,还要白花钱。去年我在《杭城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个女大学生连吃了两个多月的方便面,后来觉得胃很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竟然发现胃癌!那时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以前把方便面一箱箱地买回来,吃得比她多得多,加上这两年熬夜这么厉害,肯定是没救了。”
  “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吧,连去医院检查都没有,怎么就知道没救?”我又好气又好笑。
  “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她那双黑白分明的双眼黯淡无神地望着我,那是她身上曾经唯一令我怦然动心的部位,“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发觉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邱师兄还没走的时候,有一次我来宿舍,他一见到我就说我的脸色发黄,是不是生病了。而你天天跟我见面,从来没有关心过我脸色黄不黄,身体好不好。”
  我根本不记得邱师兄曾经说过这些话。难道我真是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还是我对她爱得不够深?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可话说出口,还是给自己找了理由:“我整天忙论文,实在是没时间关照你呀!”
  “是啊,你一直都会很忙的,现在忙论文,以后忙工作,永远不会有时间来注意到我。只有我这种傻子,才会对你比对我自己还好,掏心掏肺地跟着你,连自己得了绝症都不知道。”她微微地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壁,“你快要解脱了,恭喜啊。”
  “什么?你恭喜我?”我简直怀疑她神经错乱。
  “升官发财死老婆,你就快占全了。”她气若游丝地解释道,“你已经吃上了皇粮,说不定以后会在学院里混个一官半职,慢慢走上仕途的:开学后不久,你就能拿到一笔安家费;反正我对你没什么用了,只等我一死,你立马就能在新单位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开始新的生活。”
  “不许胡说!你休息一阵就会好的。”我抓住她瘦如鸡爪的手怒吼道,她连挣扎一下的力气都没有。
  “谁没有这一天?我早就想开了。”她凄然一笑,像交待后事似的继续说,“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写的所有小说都烧掉,反正你又不喜欢看,和我的骨灰一起撒进吴越农学院旁边的碧山湖里。我爸妈是不会为我难过的,你最好不要通知他们,不然他们肯定会讹诈你一大笔钱,说不定我弟弟以后装修房子、买家具、娶媳妇、养家小都指望你的。”她又梦呓般地自语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只要两个人一条心,就算是白手起家,多奋斗一些年,也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上天不会给我这个机会的。”
  我相当惊讶,与她朝夕相处了三年半,倒没想到她将生死看得如此通透,看来我确是没有真正了解她。
  “你真的对活着如此绝望么,还是我哪里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盯着她问。
  “没有,我只是觉得太累了,累到骨髓里,巴不得一觉睡过去,永远不再醒来。自从十八岁离家以来,就没人管过我的死活,我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哪怕病得快要走不动都强撑着去上班,生怕失业了吃不上饭、租不起房,我所有的精气神都被耗尽,连向前走的勇气都丧失了。”
  “你跟着我一天好日子都沒过过,没想到我们的状况刚刚有点好转,你却变成这样。”我爬到她身边躺下,双手枕着后脑勺,“我也觉得很累呀,要不是为了你和我妈,我早就跳楼了。”
  她的眼里闪现出一丝亮光,又倏然灰败下去:“就算我能留下一条命,只怕也会拖累你、被你嫌弃的,还不如早点解脱呢……”
  “如果你不在了,可叫我怎么活下呢!”我突然万念俱灰,感觉脑子里空空洞洞的,像灵魂都被抽干了,不知道自己千辛万苦地读博究竟是为什么,论文答辩完时的那点成就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嘴角微微一动,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只疲倦地打了个呵欠,又沉沉地昏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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