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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园林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传统的隐逸文化对中国园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隐”、“士”的解读，挖掘隐逸文化的内涵。同时阐述隐逸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各种特点以及与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联系。最后，对苏州名园进行分析与鉴赏，对其存在的隐逸文化思想以及特征进行分析，同时也为以后中国园林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造园；隐逸
1.“隐士”的解读
“隐”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隐的主体出现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出世文化、隐居艺术是古代集权政治制度的副产品。《周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论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正统”的隐，老子曰：“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庄子隐的情绪更强烈，并将个人人格提高到至上的地位来对抗专制集权制度。因为老、庄的隐有深意，故称为后来隐士的领袖和标志[1]。
“士”最初是指武士，职能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居于国（都市）中，有统驭平民的权力，时称“国土”。随着新的文化载体的“士”的出现，中国的文化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构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士”以其独特面貌出现于其他社会群体面前时，随即萌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尽管各家之“道”各不相同，但在承担特殊使命的意识上，并无二致。
“士”之“道”伸，志难展，精神上的苦闷引起了对自由王国的向往，《论语》中出现了“避世之士”及“逸民”、“隐者”等隐士，他们作为“士”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隐士呈现出两种主要价值取向：一种是因看不惯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他们以隐居为目的，不问政事。其中也有三类人：一类是认为在天下汹汹之时，“避人”不如“避世”，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明哲保身。二类隐士如伯夷、叔齐，是信守正统，反对变革，为维护自己的“道”而隐居。第三类隐士以庄周为代表，粪土往后猛烈地抨击社会，创造文化，代表了文化道义和良心，属于抱志守道者。另一种隐士是隐为手段，达到出仕的目的。隐居是为了择贤君而达其志的，姜尚为其代表[2]。
2. 隐逸文化内涵
隐逸文化一般具有两个部分最主要的内容，其一为其主导思想的老庄哲学，这一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说构成了相互平衡的关系，并且长期对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志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通过崇尚隐逸文化和老庄哲学而保持士人的独立品格和精神自由，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二与老庄的哲学宗旨相呼應的，是士大夫阶层要求自己具体的生活环境和审美环境富于自然气息、远离权势尘嚣。
隐逸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为道家者逃避现实，无为思想，功成身退；为佛者万念俱空，随遇而安、无心进取；为儒者建功立业不成，独善其身亦难。在世上造成极其明显的消极影响：缺乏斗志、委曲求全、独善其身实质上是明哲保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途遭遇、生活追求的真实写照、几千年消极文化观念的缩影。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楷模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对当时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园林主人虽然离开官场，走进为自己构建的小天地，但是始终摆脱不了社会生息、尘世的诱惑。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复杂的思想成份，使他们真隐难为，最后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士。小小的园林，实质就是一个充满对立统一的退隐文化现象聚焦点，其真实的内涵是：园林主人超脱和难以超脱的矛盾；园主追求自我完善与外世不完善的矛盾；园主人生观上积极进取与客观政治环境不谐调的矛盾[3]。
3. 隐逸文化的发展历程
3.1 秦汉士大夫人格理想
从先秦诸子、汉博士从事阐扬先秦文化的纯文化工作，汉代的循吏则通过为官行政的条件，努力推阐文化。汉后士大夫的人格理想无不以汉这种循吏为基础，一方面希望创造事功，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圣王之教推广开来，教化众生，这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
两汉时代，士大夫经历过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隐退心路历程。西汉士大夫以“悲师不遇”为抒情主题，感叹自己未能遭遇历史的机遇；东汉则以知命求解脱。党锢之祸促使了隐逸文化精神气候的形成，于是，丘园、山林、归田园、渔钓成为了文人的狂热追求。
3.2 魏晋隐逸文化
到了魏晋时代，这个时期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儒家经学逐渐解体，老庄的道家四喜那个为当时许多文人指出了一条达到心理平衡的道路，魏晋时期的这种高涛遁世的隐逸意识，从本质上看，是企图通过归复自然以求得洁身自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有着否定黑暗势力，不与之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自然清醇的山水诗文和萧散简远的山水画与山水园林相互融合，中国古典园林成为诗画艺术裁体也起源于此，园林开始讲究意境的创造，从写实开始向写意过渡[4]。
3.3 宏大兼容的唐型文化与士人园林
中唐时期，长期高踞封建社会上层社会的门阀世族逐渐衰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寒门庶族通过科举步入高官显位，他们的一部分文人，沿袭魏晋文人悠游山林的风尚，广置田产，构筑山庄别墅园，山居园墅、大型邸园和田园野墅等。一部分士大夫文人着意经营宅旁园地，营构“结庐在人间”的庐在人间 的日涉成趣的宅园。中晚唐时期， 中国美学呈现三教合流的态势， 禅宗的“千百法门， 同归方寸。河沙妙德， 总在心源”，意境 美学的创造极大地强调了主观心灵的能动性。老庄的“心斋” 、“坐忘”，宗炳的 澄味观象等深刻的审美理解，激发了人们开始从自身的愿望、情感、理想相契合的自由境界中寻找美好的满足[5]。白居易提出的“隐在留司官”的“中隐”理论和他的园林实践具有原創意义。中隐者选择城郭建造私宅园林，实行象征性隐居。其实也就是孔子说的食禄，出淤泥而不染、汉代东方朔隐于“金马门”、王维式的“亦官亦隐”。他的发明是将私家园池作为中隐理论最现实的载体。 3.4 宋型士人园林与“归来”主题
宋代士人园，大多为“主题园”，他们往往通过园林题咏，将自己的审美思想、政治愤懑寄予其中，园林成为重要的抒情载体。“归来”即回归江湖和田园，是宋代文人园林不倦的主体。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石，都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的特殊工具。他们在那里读圣贤书，园林中的亭台花木布局，一任自然，不对称，犹山林之景，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美。朱敦儒隐居嘉兴，筑室在四面环水的湖中小岛，就觉得“洗尽凡心，相忘尘世”。苏州是宋元文学的中心。文人以诗画入园，私家文人园有50多处，其中大多属于“归来”主题：苏舜钦的沧浪亭、蒋堂的隐圃、叶清臣的小隐堂等。
3.5 元代文人与大隐
文人士大夫和商人、市民的接触，使浸染在传统儒学中的文人思想发生了一些混乱，也催其创新，唤起了自我情性，甚至出现了完全改变传统的隐逸理念者。典型的是元末东吴文人，他们不再像许由、庄周、陶渊明那样，去隐居山林、田园，而是依附于城市，流连于市井，辗转城镇，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得从文酒之乐”为幸事。这就是杨维桢所谓的“大隐在关市，不在壑与林”。元末江淮、杭州畔烽烟四起，士人多迁居城镇，江南小城镇吸引了大批士人，促使小城镇文化的兴盛和城镇士人园的发展。
3.6 明清园林与城市山林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历史，明代园林经过了明初一段时间的沉寂，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士人园林再度掀起高潮，一般府邸均由园林。城市山林，成为了“大隐于朝”、“中隐于市”的理想环境和生活模式，成为人类环境创作的架构。它以清雅、高逸的文化格调，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正宗代表，也是明清时期皇家园林及王侯贵戚园林效法的艺术模板。中国古典山水园林是中国古代士人隐逸思想的现实载体，是物化了的隐逸意识，因而，它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浓厚的人文精神[6]。
4. 隐逸思想的名园鉴赏
4.1 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官至当朝内阁学士，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任凤颖六泅兵备道，其职权力很大，银子不少。光绪十年，遭其政敌弹劾，罢官返回故里。回家了，心情郁闷，无处寄托，遂请艺术家袁龙设计庭园，花银十万，园成之后取名“退思”。其弟任艾生哭兄诗有“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之句，可见园名取《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这种特殊的心态，“常人”难以体会。综观古代士大夫，一经早贬，随即寄情山水，释放压抑。或许只有这样，官场的不顺，心中的不平才能在亭台楼阁的庇护下隐藏起来，安安心心地生活，痛痛快快地饮酒，痴痴颠颠地作文，当然也忘不了望眼欲穿地等待。
仕途从来险恶，免职回乡算是一种比较轻的处罚了，至少任兰生还是衣锦还乡的，財富不减当年，所以他能潇洒地甩出十万银两，大兴土木营造私家园林。据说任兰生不愿露富，便打破园林的建筑常规，一改传统的纵向结构，而采用横向结构，自西向东，左为宅、中为庭、后为园。“退思”二字，意谓“退而思过”。退思园的设计者袁龙，字东篱，诗文书画皆通。他根据江南水乡特点，因地制宜，精巧构思，历时两年建成此园。园占地仅九亩八分，既简朴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
4.2 寄畅园
寄畅园在无锡市惠山东麓惠山横街。园址原为惠山寺沤寓房等二僧舍，明嘉靖初年（约公元1527年前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号凤山）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秦金段，园归族侄秦瀚及其子江西布政使秦梁。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秦瀚修葺园居，凿池、叠山，亦称“凤谷山庄”。秦梁卒，园改属秦梁之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秦耀。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秦耀因座师张居正被追论而解职。回无锡后，寄抑郁之情于山水之间，疏浚池塘，改筑园居，构园景二十，每景题诗一首。取王羲之《答许椽》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句中的“寄畅”两字名园。明末清初，园曾分割。清顺治末康熙初，秦耀曾孙将其合并，并加改筑，延请造园名家张钦掇山理水，疏泉立石，“又引二泉之流，曲注层分，声若风雨，坐卧移日，忽忽在万山之中”。今“悬涂涧”之流泉三叠以及“七星桥”、“美人石”等，均属张氏遗构之著者。康熙、乾隆两帝各六次南巡，必到此园。乾隆仿此园于颐和园中建“惠山园”（谐趣园），它和寄畅园一北一南，互相辉映，成为清代江南造园艺术北传的一个历史见证。
寄畅园属山麓别墅类型的园林，布局得当，妙取自然，体现了山林野趣、清幽古朴的园林风貌，具有浓郁的自然山林景色。园内登高可眺望惠山、锡山，山峦叠嶂，湖光塔影，现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绝妙境界，是现存的江南古典园林中叠山理水的典范[7]。
结语
文人墨客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同花草树木、日月天地同宿，标榜山水林泉之趣，成了其主要精神寄托。拳石、斗水、数竿青竹，早已物化成为一种审美意趣，虚虚实实，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这是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7]。
魏晋以后，园林艺术对于士大夫身心的颐养以及一次为基础的人格完善和建构已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因此，园林已不再是士大夫单纯避世休闲的场所，而更多地成为他们体悟欣赏自然美以及彰显和寄托人格精神的圣地，同时也成为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颇具审美价值的艺术[8]。
其实，回顾和分析古典园林艺术的思想内涵及其审美情趣，有助于古典庭院意境与现代造园手法的结合，以达到古为今用、继承与创新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健.“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J].安徽建筑.2002，（06）：20.
[2] 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M].北京：2005：32-145.
[3] 吳娇娇.浅谈中国文人园林与隐逸文化[J].大众文艺.2010，（05）：103.
[4] 刘海燕，吕文明.魏晋隐逸文学与中国古典园林[J].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1（02）：45-47.
[5] 戴夏燕，王小鸽.唐宋文人对中国园林景题的贡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7（05）：135-137.
[6] 邵连.城市山林——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画[J].艺术界.2004，（01）：124-125.
[7] 谢嘉.中国文人园林的隐逸文化特征及其对造园实践的影响[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7.
[8] 徐清泉.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发勃兴[J].青海师专学报.2000，（05）：1-4.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造园；隐逸
1.“隐士”的解读
“隐”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隐的主体出现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出世文化、隐居艺术是古代集权政治制度的副产品。《周易》曰：“天地闭，贤人隐”，《论语》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正统”的隐，老子曰：“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庄子隐的情绪更强烈，并将个人人格提高到至上的地位来对抗专制集权制度。因为老、庄的隐有深意，故称为后来隐士的领袖和标志[1]。
“士”最初是指武士，职能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居于国（都市）中，有统驭平民的权力，时称“国土”。随着新的文化载体的“士”的出现，中国的文化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构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士”以其独特面貌出现于其他社会群体面前时，随即萌发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尽管各家之“道”各不相同，但在承担特殊使命的意识上，并无二致。
“士”之“道”伸，志难展，精神上的苦闷引起了对自由王国的向往，《论语》中出现了“避世之士”及“逸民”、“隐者”等隐士，他们作为“士”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隐士呈现出两种主要价值取向：一种是因看不惯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他们以隐居为目的，不问政事。其中也有三类人：一类是认为在天下汹汹之时，“避人”不如“避世”，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明哲保身。二类隐士如伯夷、叔齐，是信守正统，反对变革，为维护自己的“道”而隐居。第三类隐士以庄周为代表，粪土往后猛烈地抨击社会，创造文化，代表了文化道义和良心，属于抱志守道者。另一种隐士是隐为手段，达到出仕的目的。隐居是为了择贤君而达其志的，姜尚为其代表[2]。
2. 隐逸文化内涵
隐逸文化一般具有两个部分最主要的内容，其一为其主导思想的老庄哲学，这一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说构成了相互平衡的关系，并且长期对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志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通过崇尚隐逸文化和老庄哲学而保持士人的独立品格和精神自由，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二与老庄的哲学宗旨相呼應的，是士大夫阶层要求自己具体的生活环境和审美环境富于自然气息、远离权势尘嚣。
隐逸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为道家者逃避现实，无为思想，功成身退；为佛者万念俱空，随遇而安、无心进取；为儒者建功立业不成，独善其身亦难。在世上造成极其明显的消极影响：缺乏斗志、委曲求全、独善其身实质上是明哲保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途遭遇、生活追求的真实写照、几千年消极文化观念的缩影。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楷模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对当时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园林主人虽然离开官场，走进为自己构建的小天地，但是始终摆脱不了社会生息、尘世的诱惑。沉重的心理压力和复杂的思想成份，使他们真隐难为，最后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士。小小的园林，实质就是一个充满对立统一的退隐文化现象聚焦点，其真实的内涵是：园林主人超脱和难以超脱的矛盾；园主追求自我完善与外世不完善的矛盾；园主人生观上积极进取与客观政治环境不谐调的矛盾[3]。
3. 隐逸文化的发展历程
3.1 秦汉士大夫人格理想
从先秦诸子、汉博士从事阐扬先秦文化的纯文化工作，汉代的循吏则通过为官行政的条件，努力推阐文化。汉后士大夫的人格理想无不以汉这种循吏为基础，一方面希望创造事功，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圣王之教推广开来，教化众生，这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
两汉时代，士大夫经历过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隐退心路历程。西汉士大夫以“悲师不遇”为抒情主题，感叹自己未能遭遇历史的机遇；东汉则以知命求解脱。党锢之祸促使了隐逸文化精神气候的形成，于是，丘园、山林、归田园、渔钓成为了文人的狂热追求。
3.2 魏晋隐逸文化
到了魏晋时代，这个时期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儒家经学逐渐解体，老庄的道家四喜那个为当时许多文人指出了一条达到心理平衡的道路，魏晋时期的这种高涛遁世的隐逸意识，从本质上看，是企图通过归复自然以求得洁身自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有着否定黑暗势力，不与之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自然清醇的山水诗文和萧散简远的山水画与山水园林相互融合，中国古典园林成为诗画艺术裁体也起源于此，园林开始讲究意境的创造，从写实开始向写意过渡[4]。
3.3 宏大兼容的唐型文化与士人园林
中唐时期，长期高踞封建社会上层社会的门阀世族逐渐衰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寒门庶族通过科举步入高官显位，他们的一部分文人，沿袭魏晋文人悠游山林的风尚，广置田产，构筑山庄别墅园，山居园墅、大型邸园和田园野墅等。一部分士大夫文人着意经营宅旁园地，营构“结庐在人间”的庐在人间 的日涉成趣的宅园。中晚唐时期， 中国美学呈现三教合流的态势， 禅宗的“千百法门， 同归方寸。河沙妙德， 总在心源”，意境 美学的创造极大地强调了主观心灵的能动性。老庄的“心斋” 、“坐忘”，宗炳的 澄味观象等深刻的审美理解，激发了人们开始从自身的愿望、情感、理想相契合的自由境界中寻找美好的满足[5]。白居易提出的“隐在留司官”的“中隐”理论和他的园林实践具有原創意义。中隐者选择城郭建造私宅园林，实行象征性隐居。其实也就是孔子说的食禄，出淤泥而不染、汉代东方朔隐于“金马门”、王维式的“亦官亦隐”。他的发明是将私家园池作为中隐理论最现实的载体。 3.4 宋型士人园林与“归来”主题
宋代士人园，大多为“主题园”，他们往往通过园林题咏，将自己的审美思想、政治愤懑寄予其中，园林成为重要的抒情载体。“归来”即回归江湖和田园，是宋代文人园林不倦的主体。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石，都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的特殊工具。他们在那里读圣贤书，园林中的亭台花木布局，一任自然，不对称，犹山林之景，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美。朱敦儒隐居嘉兴，筑室在四面环水的湖中小岛，就觉得“洗尽凡心，相忘尘世”。苏州是宋元文学的中心。文人以诗画入园，私家文人园有50多处，其中大多属于“归来”主题：苏舜钦的沧浪亭、蒋堂的隐圃、叶清臣的小隐堂等。
3.5 元代文人与大隐
文人士大夫和商人、市民的接触，使浸染在传统儒学中的文人思想发生了一些混乱，也催其创新，唤起了自我情性，甚至出现了完全改变传统的隐逸理念者。典型的是元末东吴文人，他们不再像许由、庄周、陶渊明那样，去隐居山林、田园，而是依附于城市，流连于市井，辗转城镇，交游唱和，笙歌玉宴，以“得从文酒之乐”为幸事。这就是杨维桢所谓的“大隐在关市，不在壑与林”。元末江淮、杭州畔烽烟四起，士人多迁居城镇，江南小城镇吸引了大批士人，促使小城镇文化的兴盛和城镇士人园的发展。
3.6 明清园林与城市山林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文化的历史，明代园林经过了明初一段时间的沉寂，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士人园林再度掀起高潮，一般府邸均由园林。城市山林，成为了“大隐于朝”、“中隐于市”的理想环境和生活模式，成为人类环境创作的架构。它以清雅、高逸的文化格调，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正宗代表，也是明清时期皇家园林及王侯贵戚园林效法的艺术模板。中国古典山水园林是中国古代士人隐逸思想的现实载体，是物化了的隐逸意识，因而，它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浓厚的人文精神[6]。
4. 隐逸思想的名园鉴赏
4.1 退思园
退思园，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1885-1887年）。园主任兰生，官至当朝内阁学士，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任凤颖六泅兵备道，其职权力很大，银子不少。光绪十年，遭其政敌弹劾，罢官返回故里。回家了，心情郁闷，无处寄托，遂请艺术家袁龙设计庭园，花银十万，园成之后取名“退思”。其弟任艾生哭兄诗有“题取退思期补过，平泉草木漫同看”之句，可见园名取《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这种特殊的心态，“常人”难以体会。综观古代士大夫，一经早贬，随即寄情山水，释放压抑。或许只有这样，官场的不顺，心中的不平才能在亭台楼阁的庇护下隐藏起来，安安心心地生活，痛痛快快地饮酒，痴痴颠颠地作文，当然也忘不了望眼欲穿地等待。
仕途从来险恶，免职回乡算是一种比较轻的处罚了，至少任兰生还是衣锦还乡的，財富不减当年，所以他能潇洒地甩出十万银两，大兴土木营造私家园林。据说任兰生不愿露富，便打破园林的建筑常规，一改传统的纵向结构，而采用横向结构，自西向东，左为宅、中为庭、后为园。“退思”二字，意谓“退而思过”。退思园的设计者袁龙，字东篱，诗文书画皆通。他根据江南水乡特点，因地制宜，精巧构思，历时两年建成此园。园占地仅九亩八分，既简朴无华，又素静淡雅，具晚清江南园林建筑风格。
4.2 寄畅园
寄畅园在无锡市惠山东麓惠山横街。园址原为惠山寺沤寓房等二僧舍，明嘉靖初年（约公元1527年前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号凤山）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秦金段，园归族侄秦瀚及其子江西布政使秦梁。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秦瀚修葺园居，凿池、叠山，亦称“凤谷山庄”。秦梁卒，园改属秦梁之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秦耀。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秦耀因座师张居正被追论而解职。回无锡后，寄抑郁之情于山水之间，疏浚池塘，改筑园居，构园景二十，每景题诗一首。取王羲之《答许椽》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句中的“寄畅”两字名园。明末清初，园曾分割。清顺治末康熙初，秦耀曾孙将其合并，并加改筑，延请造园名家张钦掇山理水，疏泉立石，“又引二泉之流，曲注层分，声若风雨，坐卧移日，忽忽在万山之中”。今“悬涂涧”之流泉三叠以及“七星桥”、“美人石”等，均属张氏遗构之著者。康熙、乾隆两帝各六次南巡，必到此园。乾隆仿此园于颐和园中建“惠山园”（谐趣园），它和寄畅园一北一南，互相辉映，成为清代江南造园艺术北传的一个历史见证。
寄畅园属山麓别墅类型的园林，布局得当，妙取自然，体现了山林野趣、清幽古朴的园林风貌，具有浓郁的自然山林景色。园内登高可眺望惠山、锡山，山峦叠嶂，湖光塔影，现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绝妙境界，是现存的江南古典园林中叠山理水的典范[7]。
结语
文人墨客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同花草树木、日月天地同宿，标榜山水林泉之趣，成了其主要精神寄托。拳石、斗水、数竿青竹，早已物化成为一种审美意趣，虚虚实实，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这是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的变化分不开的[7]。
魏晋以后，园林艺术对于士大夫身心的颐养以及一次为基础的人格完善和建构已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因此，园林已不再是士大夫单纯避世休闲的场所，而更多地成为他们体悟欣赏自然美以及彰显和寄托人格精神的圣地，同时也成为了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颇具审美价值的艺术[8]。
其实，回顾和分析古典园林艺术的思想内涵及其审美情趣，有助于古典庭院意境与现代造园手法的结合，以达到古为今用、继承与创新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健.“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J].安徽建筑.2002，（06）：20.
[2] 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M].北京：2005：32-145.
[3] 吳娇娇.浅谈中国文人园林与隐逸文化[J].大众文艺.2010，（05）：103.
[4] 刘海燕，吕文明.魏晋隐逸文学与中国古典园林[J].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1（02）：45-47.
[5] 戴夏燕，王小鸽.唐宋文人对中国园林景题的贡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7，7（05）：135-137.
[6] 邵连.城市山林——中国古典园林与山水画[J].艺术界.2004，（01）：124-125.
[7] 谢嘉.中国文人园林的隐逸文化特征及其对造园实践的影响[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7.
[8] 徐清泉.隐逸文化与中国园林艺术的生发勃兴[J].青海师专学报.200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