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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汤档案】
小说家、教育家、学者,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汤吉夫先生是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共生的作家,三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汤吉夫小说选》《朝云暮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郭书俭印象》,以及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等。近期出版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祖父》、长篇小说《大学纪事》以及随笔集《书斋内外》。应该说汤吉夫先生是以写小说见长的学者型作家,但他的杂文、随笔因其学养的深厚,同样精彩。这里编发的是《书斋内外》的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楼上住了一对年轻的韩国夫妇,先生在天津做事,太太在天津师大做研修生。我跟他们没有交往,只是直觉地感到他们是卫生习惯很好的,每天晚上,卫生间上头都会传来哗哗啦啦的洗澡声。那先生好运动,早晨或傍晚,小区的花园里就有他的身影,跑绳、舞刀,有时也会在器械上练练什么的。
我的卫生间上头终于漏水了。我不得不上楼去找他们,他们也曾下楼来查看漏水的情况。兴许就是那一次,他们知道我是在师大供职的教员,有一回在楼道里碰上,那先生就招呼我:“老师,您好。”并且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这让我消受不了,一时竟很难为情。因为这样的礼遇,我确乎已经许多年没有领受过了。
他不是我的学生,他的太太也不是我的学生,站在他太太的角度看,我也仅是个“教师辈分”的人,是不必执弟子礼的。我知道韩国人、日本人礼多,几年前我带的一个日本女生,见面总是三番五次地鞠躬不已。迫使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劝阻说:“免了吧,免了吧,我们中国不兴这个的。”
其实,“我们中国”也不是压根儿“不兴这个的”。我参加工作的上世纪60年代初,乡下学生还是要给老师行礼的。这些年,就不行了,学校里师生如同陌路,别说行礼,见面能招呼一声的就算不错了。有一回我和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学生推门进来问:“哎,哎,王××在吗?”我和我的同事面面相觑,一个同事就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道:“你是在问我吗?”那学生说:“是,就是你吧。”诸如此类的情形,在今天的大学里,一点都不新鲜。
其实,这样的师生关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看,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商品时期的学校越来越像商场,学生交了钱上学,如同到商场去买袜子,你收了钱,把袜子(知识、文凭)给了人家,买方与卖方就两清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拜拜吧,您哪!这种心理可能是很有普遍性的吧?
那天傍晚,在花园的长椅上看报,猛地传来一声“老师,您好”的问候,那位韩国先生就领着孩子站在我面前。他气喘吁吁地拎着弯刀,坐到了我的身旁,我注意到他的脸涨得红扑扑的。他刚刚坐下,劈头就冲我叹息:“中国小孩儿——很不好。”我不明所以,不知道怎样接话,他却自顾自说:“中国小孩儿不讲礼貌。”我说:“是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娇惯的啊!”他说:“独生子女我知道,中国叫‘小皇帝’,可是‘小皇帝’也得教育啊——”
“当然,我们也在教育。”
“在韩国教育小孩儿,首先要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这是最起码的。我们信孔子。孔子,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孔子是中国人。”
他说:“我们尊敬孔子,把他看作圣人——”
也许,这就是两国间的差别吧?孔子,从“五四”时候起就是被不断地鞭挞和丑化的对象,使得他的名声一直不大好。这些年,对孔子好像也在“落实政策”,但若想在教育、道德层面上,恢复孔子的形象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我的韩国邻居,沿着花园的甬道慢慢地走回家了。我估摸他心中一定有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个产生了孔子的国度,怎么就看不到孔子的遗风呢?
小说家、教育家、学者,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汤吉夫先生是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共生的作家,三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汤吉夫小说选》《朝云暮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郭书俭印象》,以及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等。近期出版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祖父》、长篇小说《大学纪事》以及随笔集《书斋内外》。应该说汤吉夫先生是以写小说见长的学者型作家,但他的杂文、随笔因其学养的深厚,同样精彩。这里编发的是《书斋内外》的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楼上住了一对年轻的韩国夫妇,先生在天津做事,太太在天津师大做研修生。我跟他们没有交往,只是直觉地感到他们是卫生习惯很好的,每天晚上,卫生间上头都会传来哗哗啦啦的洗澡声。那先生好运动,早晨或傍晚,小区的花园里就有他的身影,跑绳、舞刀,有时也会在器械上练练什么的。
我的卫生间上头终于漏水了。我不得不上楼去找他们,他们也曾下楼来查看漏水的情况。兴许就是那一次,他们知道我是在师大供职的教员,有一回在楼道里碰上,那先生就招呼我:“老师,您好。”并且还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这让我消受不了,一时竟很难为情。因为这样的礼遇,我确乎已经许多年没有领受过了。
他不是我的学生,他的太太也不是我的学生,站在他太太的角度看,我也仅是个“教师辈分”的人,是不必执弟子礼的。我知道韩国人、日本人礼多,几年前我带的一个日本女生,见面总是三番五次地鞠躬不已。迫使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劝阻说:“免了吧,免了吧,我们中国不兴这个的。”
其实,“我们中国”也不是压根儿“不兴这个的”。我参加工作的上世纪60年代初,乡下学生还是要给老师行礼的。这些年,就不行了,学校里师生如同陌路,别说行礼,见面能招呼一声的就算不错了。有一回我和两位同事在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学生推门进来问:“哎,哎,王××在吗?”我和我的同事面面相觑,一个同事就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道:“你是在问我吗?”那学生说:“是,就是你吧。”诸如此类的情形,在今天的大学里,一点都不新鲜。
其实,这样的师生关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看,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商品时期的学校越来越像商场,学生交了钱上学,如同到商场去买袜子,你收了钱,把袜子(知识、文凭)给了人家,买方与卖方就两清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拜拜吧,您哪!这种心理可能是很有普遍性的吧?
那天傍晚,在花园的长椅上看报,猛地传来一声“老师,您好”的问候,那位韩国先生就领着孩子站在我面前。他气喘吁吁地拎着弯刀,坐到了我的身旁,我注意到他的脸涨得红扑扑的。他刚刚坐下,劈头就冲我叹息:“中国小孩儿——很不好。”我不明所以,不知道怎样接话,他却自顾自说:“中国小孩儿不讲礼貌。”我说:“是啊,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娇惯的啊!”他说:“独生子女我知道,中国叫‘小皇帝’,可是‘小皇帝’也得教育啊——”
“当然,我们也在教育。”
“在韩国教育小孩儿,首先要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这是最起码的。我们信孔子。孔子,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孔子是中国人。”
他说:“我们尊敬孔子,把他看作圣人——”
也许,这就是两国间的差别吧?孔子,从“五四”时候起就是被不断地鞭挞和丑化的对象,使得他的名声一直不大好。这些年,对孔子好像也在“落实政策”,但若想在教育、道德层面上,恢复孔子的形象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我的韩国邻居,沿着花园的甬道慢慢地走回家了。我估摸他心中一定有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个产生了孔子的国度,怎么就看不到孔子的遗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