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的上海，天气呈现出多年来这个季节难得的凉爽，郊县青浦区的一家日资企业内，34岁的朱华打理了一番衣着后跨出了职工宿舍，径直走向了他的那辆雪佛兰小轿车，这辆车购自今年春节前，朱华细心呵护，反光灯上按家乡风俗系上的吉祥带仍光鲜如昨，这辆车花了朱华差不多一年的薪水，因为驾龄不足一年，驾驭起来仍略显生疏，他开着自己的车来到了青浦城区一家大卖场，这个中秋假期前最后的一个周末，大卖场内人潮涌动，朱华要抓紧采购中秋礼，一个星期后，他就要开车回苏北老家，那里，他的妻儿老小一大家子正对他的回归翘首期盼。
　　经过十年的打拼，朱华已经从当初生产线上的一名最普通的产业工人升职为车间主管，高中毕业的他如今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月收入过万，在他的老家，外婆喜欢扬起眉宇介绍：“我们家朱华现在是厂里的领导，去年公司奖励他去日本旅游了一个星期。”不过，在上海，为人谦逊他的他介绍完自己的职务后，通常会带着自嘲的口吻加上一句，“农民工，呵呵，农民工而已。”
　　“农民”作为一个沉重的身份标签，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存在的50多年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朱华一家三代人的身上，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父亲来上海打工，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过，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民进城已成常态，制度变迁，朱华进城务工也早没了当年的风险，但“农民”的身份标签仍让他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妻子偶尔带7岁的儿子来上海与他团聚，只要喝点小酒，朱华就会逗儿子：“你是农民工子女哦！”
　　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然而，与媒体上普遍的叫好声有些落差的是，朱华和他身边伙伴们的表现却有些平淡。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望从“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为何“农民”这个理论上最大的受益群体却有着如此的表现？
　　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已经在城乡之间制造了一道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朱华说，他不是不肯叫好，而是不敢急着叫好，“万里长征这才开始了第一步”。
　　三代人的进城梦
　　“户口有区别，投胎需谨慎。”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区分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城乡分化和差别就此被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虽说政策的出台有当时的形势需要，很难用今人的标准来简单评判，但总体而言，国家用这样牺牲农村的方式，借助“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客观上导致了城乡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上的巨大差距，今天中国城镇化严重落后工业化、城乡对立以及农民身份的贬低局面，均由此而来。
　　作为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朱华幸运地躲过了1958年至1980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迁徙自由限制最为严苛的历史时段，也有幸躲过了那段历史里围绕户口发生的人生纠葛。
　　朱华对户口最早的记忆，是从四五岁开始。1980年代初期的苏北农村，刚刚包产到户两三年，农户家里还挂着伟人像，乡里的供销社还存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印记。供销社那个东西走向、长度有二三十米的柜台，对当年的朱华而言简直就是一眼望不到头，柜台前上方是两根细长的铁丝，售货员开完票，把票往铁丝上的铁夹一夹，用力一甩，“唰唰”，几秒钟后，夹子就带着票沿着铁丝溜到了最东头墙角的收银台，付完钱，收银员再将票根重新夹到铁夾上，再用力一甩，又“唰唰”地溜到了柜台前。
　　朱华觉得售货员甩夹子的姿势特别帅，那“唰唰”的声音也特别地动听，唯一不好的印象就是售货员、收银员穿着时髦，烫着卷发，对农民朋友们很不友好，说话语气很冲，父亲却陪着笑脸——因为人家是县供销社的正式工，有编制有城镇户口。
　　朱华这个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因此对粮票、布票不甚了解，父亲曾送给他几张省粮票、布票作为纪念，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村干部的父亲要去省会南京出差，必须到乡政府、县政府开证明，然后领粮票，可以说无票难行天下。
　　等朱华进了乡幼儿园，就深刻体会到户口的区别了。朱华班里有几个小朋友总是大家羡慕的对象，穿着光鲜，与售货员一样傲气，老师也往往给予特别的照顾。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是乡领导，要么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返城的知青。朱华班上有一名女生，父亲是一名知青，虽然同样生活在破落的乡村，且与农村户籍的妻子关系很不融洽，两口子隔三差五拌嘴打架，他却始终保持着没落贵族般的傲气，这种气质潜移默化遗传到了女儿身上，使得女儿在班里多少有些不合群。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在当时朱华的感知里已经有了巨大差距。到了1990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村里的农民为了改变命运到乡上摆地摊，经过几年的积累，已经成了当时众人羡慕的万元户。有了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换户口，朱华记得，当时有城镇户口买卖指标，1万元一个名额。
　　朱华的家中有15亩地，他记不清当年父母靠种地一年能积攒多少钱了，只记得父母担心儿子长大讨不到老婆，举债七八万元建起了一幢二层楼房，于是买户口的这档机会，朱华没能赶上。
　　原先与朱华经常一起玩耍的孩子，因为购买了城镇户口，大多转到县城的中学继续学业了。乡领导的子女也进城念书了，留在乡中学的是清一色农民子弟。
　　出生于同一片土地，拥有不同户口的一批少年，人生就此分岔。
　　婚姻、参军和考学
　　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快车道，但总体而言这是大城市的事情，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农民越来越仰视城市，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不外乎三条路径：攀高枝联姻、参军与考学。
　　先说联姻吧，乡小学、中学的男老师永远是香饽饽，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但考进中专拿到了城镇户口，就脱胎换骨，变成有保障有身份的人了，不是说女老师不抢手，委实是因为她们多半不肯下嫁给村里郎。如果村里哪家姑娘能嫁给乡里的老师，那可真像烧了高香了，姑娘被人羡慕，女婿被女方一家捧着，乡邻也投以羡慕的眼光，如果一个家族有多个这样吃公家饭的人，那在村子里的地位一定会随之抬高，吵个架人家都忌惮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