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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舜卿，原名刘华英，1911年6月出生于山东莱芜县刘封邱村，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泰山特委秘书、莱东县委书记，泰山专署专员、地委书记，1954年调任鞍钢土建公司党委书记，“文革”时任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刘舜卿生前，多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得到过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
推广泰安的经验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舜卿任泰安地委书记。为了做好这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他亲自下乡作调查研究。当他发现征购过多，销售限制太死，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时，便把实际情况及时报告山东分局，要求上级同意减少征购任务。分局主要领导人不顾客观实际，硬性要求完成征购数字，并批评刘舜卿执行任务不坚决，并说“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这位领导人还几次派省委常委等大员亲临督战，要刘舜卿“思想不通，也得组织通”。刘舜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打击报复，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后给予了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统购统销中问题的通报。通报肯定了刘舜卿报告的泰安地区的情况和意见，强调指出，农民刚分得土地，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水平较低，各级政府应酌情减少统购任务，对缺粮农民要适当发放返销粮。泰安地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新指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爱国热情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后来，刘舜卿又把泰安地区贯彻中央指示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周恩来，中央再次通报了泰安地区的经验。这件事深刻地教育着刘舜卿，他把周恩来作为亲民爱民的光辉榜样，使他一生坚持“主政为民，以民为天”的政治理念，并以此时常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同志“做人要学周恩来”。
难忘的告诫
1954年，刘舜卿调到鞍山工作。因为当时鞍山的领导成员属中央直管干部，加之鞍钢在当时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周恩来多次到鞍山视察，这使刘舜卿有机会接触到周恩来。
1960年周恩来到鞍山检查工作，听完市委常委会的集体汇报后去休息。他走进一座漂亮的庭院，表情愕然地审视了一下赫然挺立的3幢小楼，便走进一座楼内，一言不发地到各个房间看了看，回头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建楼堂馆所，你们却修建这样豪华的宾馆。为什么不听中央的招呼啊？”从周恩来炯炯目光中透出的神情，显示出他难以抑制的怒气。其实，就当时的条件和建筑工艺，宾馆建得并不高档，和现在的建筑相比，简直上不了档次，但在当时尚属讲究。
这时，鞍山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赶紧汇报说：“鞍山经常有重要客人来访。伏罗希洛夫、苏加诺、班禅，以及经常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来鞍山后都没有合适的住处，我们才下了决心。”周恩来并不满意这番解释，说：“你们有迎宾馆，还有东山宾馆，就可以了嘛。”他接着强调：“我们的财力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对外应展示勤俭建国的精神。中央负责同志来是为了工作，不是来享受的。”周恩来接着又问：“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向省委打过招呼。”有同志插了一句。周恩来反而提高了声音：“你们应该向中央负责嘛。”当周恩来知道耗资数额后，转脸直问：“你们谁是监委书记啊？”刘舜卿上前一步说：“我。”周恩来马上责问：“刘舜卿，你这个监委书记（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啊？”刘舜卿赶紧检讨说：“常委会讨论决定时，我也是赞成的。”周恩来紧追一句：“你有没有想到违纪呀？”刘舜卿刚想再检讨几句，杨士杰马上表态：“我们认真检讨总结。”周恩来一挥手：“10年不要住。”说着走出小楼。
周恩来的批评，在刘舜卿的心里无异于重重的一锤。事后，他在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他说：自己在建宾馆中有双重错误，既积极赞同，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表明自己勤俭建国的意识不强。他提出，房子建了，空置浪费，可辟为科技馆，作为鞍山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场所。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呈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点头认可。刘舜卿觉得这件事是周恩来对自己终生的告诫和鞭策。
“你们可以帮一帮嘛”
1965年，鞍山领导大换班，原书记处成员都调往各省任书记，中央任命冶金部长王鹤寿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老人不能走光，这样，刘舜卿被留了下来，主持市委常务工作。刘舜卿知道是周恩来的意思，二话没说，马上进入新的工作状态。
“文革”开始后，群众对新、老市委的“问题”都清算到刘舜卿头上。当时，刘舜卿置个人命运于不顾，他日夜想着国家利益。他对鞍钢和市政从运动开始就自上而下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深感忧虑，当他得知周恩来对鞍钢极为关切、亲自过问造反派强占鞍钢总公司办公地“大白楼”之后，便于1966年6月30日在有陈毅副总理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提请中央采取措施，防止他们破坏生产，破坏设备。陈毅在战争年月与刘舜卿有所接触，对他有一些了解，回京向周恩来转告了他的意见。鞍山很快被军管，避免了大规模的恶性破坏事件。
鞍山军管部队是三十九军，其前身是徂徕山起义组建的“四支队”的一部分。军长张峰和政委何榘若及其他首长高克等人，知道刘舜卿是徂徕山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对他甚为亲切。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政委李伯秋（徂徕山起义参与发动者）、鞍山警备司令范昆源等不少部队领导同志，对刘舜卿都很关心，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但刘舜卿对一些原则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次过不了关。他坚决表示：“让我打倒同志，解放自己，我不干。”他一面挨批，一面协助军管会维护生产。他分别向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及王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并直接上书周恩来，反映鞍山运动和生产形势，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专门解决鞍山问题的会议，会上点名让刘舜卿发表意见。刘舜卿全面客观地谈了鞍山问题的症结，为周恩来解决鞍山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
1967年3月，鞍钢几近停产，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成立了鞍山生产指挥部，刘舜卿担任了副总指挥。1968年初，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鞍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周恩来拿着鞍山呈报的候选人名单对鞍山与会者说：“你们这是两结合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嘛。”军代表说明，其中的鞍钢副总经理马某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恩来马上说：“他不是原来市委的主要领导。”军代表再次说明，市委主要领导中没有人站出来。周恩来以询问的方式点名：“刘舜卿怎么样？”军代表汇报说：“他没有大问题，但认识上不去。”周恩来说：“你们可以帮一帮嘛。”
三十九军的领导对周恩来的话心领神会，回鞍山后积极对各方面大力做工作。1968年3月，鞍山市革委会成立，刘舜卿当选为副主任（主任为军人）。自此，他运动和生产两头忙，超负荷的运转使他寝食无暇，血压居高不下。每当他疲惫不堪时，他总想周恩来让他站出来是工作的，以此鞭策自己。1969年12月上旬，辽宁省召开落实毛泽东“辽宁农业要翻身”指示的大会，时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的陈锡联点名让刘舜卿率团参加。刘舜卿毫不犹豫，抱病与会，于12月19日倒在会场，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年58岁。
刘舜卿以生命告白，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关怀。
刘舜卿生前，多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得到过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
推广泰安的经验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舜卿任泰安地委书记。为了做好这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他亲自下乡作调查研究。当他发现征购过多，销售限制太死，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时，便把实际情况及时报告山东分局，要求上级同意减少征购任务。分局主要领导人不顾客观实际，硬性要求完成征购数字，并批评刘舜卿执行任务不坚决，并说“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这位领导人还几次派省委常委等大员亲临督战，要刘舜卿“思想不通，也得组织通”。刘舜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打击报复，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后给予了高度重视，立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全国下发了关于统购统销中问题的通报。通报肯定了刘舜卿报告的泰安地区的情况和意见，强调指出，农民刚分得土地，生产资料不足，生产水平较低，各级政府应酌情减少统购任务，对缺粮农民要适当发放返销粮。泰安地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新指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爱国热情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后来，刘舜卿又把泰安地区贯彻中央指示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周恩来，中央再次通报了泰安地区的经验。这件事深刻地教育着刘舜卿，他把周恩来作为亲民爱民的光辉榜样，使他一生坚持“主政为民，以民为天”的政治理念，并以此时常教育子女和身边的同志“做人要学周恩来”。
难忘的告诫
1954年，刘舜卿调到鞍山工作。因为当时鞍山的领导成员属中央直管干部，加之鞍钢在当时工业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周恩来多次到鞍山视察，这使刘舜卿有机会接触到周恩来。
1960年周恩来到鞍山检查工作，听完市委常委会的集体汇报后去休息。他走进一座漂亮的庭院，表情愕然地审视了一下赫然挺立的3幢小楼，便走进一座楼内，一言不发地到各个房间看了看，回头严肃地批评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建楼堂馆所，你们却修建这样豪华的宾馆。为什么不听中央的招呼啊？”从周恩来炯炯目光中透出的神情，显示出他难以抑制的怒气。其实，就当时的条件和建筑工艺，宾馆建得并不高档，和现在的建筑相比，简直上不了档次，但在当时尚属讲究。
这时，鞍山市委第一书记杨士杰赶紧汇报说：“鞍山经常有重要客人来访。伏罗希洛夫、苏加诺、班禅，以及经常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来鞍山后都没有合适的住处，我们才下了决心。”周恩来并不满意这番解释，说：“你们有迎宾馆，还有东山宾馆，就可以了嘛。”他接着强调：“我们的财力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对外应展示勤俭建国的精神。中央负责同志来是为了工作，不是来享受的。”周恩来接着又问：“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我们向省委打过招呼。”有同志插了一句。周恩来反而提高了声音：“你们应该向中央负责嘛。”当周恩来知道耗资数额后，转脸直问：“你们谁是监委书记啊？”刘舜卿上前一步说：“我。”周恩来马上责问：“刘舜卿，你这个监委书记（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啊？”刘舜卿赶紧检讨说：“常委会讨论决定时，我也是赞成的。”周恩来紧追一句：“你有没有想到违纪呀？”刘舜卿刚想再检讨几句，杨士杰马上表态：“我们认真检讨总结。”周恩来一挥手：“10年不要住。”说着走出小楼。
周恩来的批评，在刘舜卿的心里无异于重重的一锤。事后，他在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他说：自己在建宾馆中有双重错误，既积极赞同，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表明自己勤俭建国的意识不强。他提出，房子建了，空置浪费，可辟为科技馆，作为鞍山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场所。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呈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点头认可。刘舜卿觉得这件事是周恩来对自己终生的告诫和鞭策。
“你们可以帮一帮嘛”
1965年，鞍山领导大换班，原书记处成员都调往各省任书记，中央任命冶金部长王鹤寿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老人不能走光，这样，刘舜卿被留了下来，主持市委常务工作。刘舜卿知道是周恩来的意思，二话没说，马上进入新的工作状态。
“文革”开始后，群众对新、老市委的“问题”都清算到刘舜卿头上。当时，刘舜卿置个人命运于不顾，他日夜想着国家利益。他对鞍钢和市政从运动开始就自上而下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深感忧虑，当他得知周恩来对鞍钢极为关切、亲自过问造反派强占鞍钢总公司办公地“大白楼”之后，便于1966年6月30日在有陈毅副总理参加的市委常委会上，提请中央采取措施，防止他们破坏生产，破坏设备。陈毅在战争年月与刘舜卿有所接触，对他有一些了解，回京向周恩来转告了他的意见。鞍山很快被军管，避免了大规模的恶性破坏事件。
鞍山军管部队是三十九军，其前身是徂徕山起义组建的“四支队”的一部分。军长张峰和政委何榘若及其他首长高克等人，知道刘舜卿是徂徕山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对他甚为亲切。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军区政委李伯秋（徂徕山起义参与发动者）、鞍山警备司令范昆源等不少部队领导同志，对刘舜卿都很关心，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但刘舜卿对一些原则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多次过不了关。他坚决表示：“让我打倒同志，解放自己，我不干。”他一面挨批，一面协助军管会维护生产。他分别向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及王任重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并直接上书周恩来，反映鞍山运动和生产形势，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专门解决鞍山问题的会议，会上点名让刘舜卿发表意见。刘舜卿全面客观地谈了鞍山问题的症结，为周恩来解决鞍山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
1967年3月，鞍钢几近停产，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成立了鞍山生产指挥部，刘舜卿担任了副总指挥。1968年初，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鞍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周恩来拿着鞍山呈报的候选人名单对鞍山与会者说：“你们这是两结合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嘛。”军代表说明，其中的鞍钢副总经理马某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恩来马上说：“他不是原来市委的主要领导。”军代表再次说明，市委主要领导中没有人站出来。周恩来以询问的方式点名：“刘舜卿怎么样？”军代表汇报说：“他没有大问题，但认识上不去。”周恩来说：“你们可以帮一帮嘛。”
三十九军的领导对周恩来的话心领神会，回鞍山后积极对各方面大力做工作。1968年3月，鞍山市革委会成立，刘舜卿当选为副主任（主任为军人）。自此，他运动和生产两头忙，超负荷的运转使他寝食无暇，血压居高不下。每当他疲惫不堪时，他总想周恩来让他站出来是工作的，以此鞭策自己。1969年12月上旬，辽宁省召开落实毛泽东“辽宁农业要翻身”指示的大会，时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的陈锡联点名让刘舜卿率团参加。刘舜卿毫不犹豫，抱病与会，于12月19日倒在会场，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年58岁。
刘舜卿以生命告白，他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