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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
只有那些心怀悲悯的仁者，才会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
老树春深犹著花
“荣成大姐”是个品牌，全称叫“荣成市大姐服务社”，在山东荣成市的知名度很高。
它的创始人叫戚淑丽，退休前的行政级别是正科。放在京城，正科连个大头兵也不是，但在一个县级市，局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按说，忙忙碌碌一辈子，终于退下来，该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了，比如扭扭秧歌打打麻将什么的——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无可厚非，然而，戚淑丽4月份退休，服务社5月就开业了。
说“开业”有些夸张，其实就是支了个摊子，很像摆地摊。创业的元老最初是4个，后来发展到7个，都是退下来的科局级干部，也都是相识多年的老姊妹。另外，大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很多“余热”，却不想玩而想做点事。
这是创业的基础，也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有了这样的起点，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最初的办公用品，是大家厚着老脸借来的。都在县城干了一辈子，走到哪儿起码有个脸熟，只要开口人家就不会驳这个面子。
当时，家政还是个很陌生的词儿，而给人做保姆，就是在穷人看来也是个很“下贱”的职业。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也为了扩大影响，戚淑丽带着她的团队下乡，在田间村头搞宣传和培训。一辆“大篷车”，就是这个活动的家，其中有锅有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当然最重要的是创业者的真诚与热情。
“就像一帮要饭的！”这是一些人的评价。
戚淑丽的丈夫，其时还没退，官职要比戚淑丽“显赫”——她这样“要饭”，丈夫也很有些难为情。儿子更是不解：拿着不算低的退休金，你这是何苦呢！当然，父子都知道，他们改变不了戚淑丽。
这就要说说戚淑丽的人生履历了。
1970年代初，曾有过一个著名的“三八女子放映队”，全国首家。《红旗》杂志作过介绍，图文并茂。随后，《大众日报》又作过长篇报道。
“三八女子放映队”有两名成员，戚淑丽是其中之一。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用手推车推着放映设备，用脚踩发电机发电，为渔村海岛送去那个年代的精神食粮。
泥泞的小路，寒冷的冬夜，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是艰辛的，但感觉是幸福的甚至是庄严的。
3年后，公社成立了个“三八女子筑港队”，50名姑娘，戚淑丽是队长。那时的队长，可不是“脱产干部”，而是冲在最前边的苦干者。“妇女能顶半边天”，是那个年代的著名口号，所以所谓“筑港队”，就是像男人一样去战天斗地。
这些早年的经历，烙进了戚淑丽的性格，也奠定了她一生的基调。后来，她干过矿山，干过工厂，干过机关，最后干到局长。如果说，一个人只要资历深，干到局长并不是多么难，那么退休以后，还有热情与胆识，敢到市场经济的深水中游一把，且从“摆地摊”做起，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这不是混，不是玩票，不是赶时髦，而是性格使然。
洛克菲勒说，把我扔到沙漠中，让我成为穷光蛋，但只要有一个驼队经过，我就还会成为富翁。
戚淑丽从家政做起，后来延伸到职业培训与各种中介，甚至有了自己的培训学校与基地，蛋糕越做越大。
戚淑丽的儿子说，我妈就像个铁人。
我是人间悯人客
2001年初冬的一天，戚淑丽正在家做午饭，忽然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她打开门一瞧，只见一位蓬头垢面的男子躺在地上，一根拐棍躺在他一边。几个年轻人或站或蹲，正在苦口婆心地劝男子离开。
这位跛脚男子，50来岁，是个有名的上访户。他年轻时因工伤致残，但对补偿结果不满，便开始上访。工伤补偿，国家是有规定的，上访自然不会有结果。或许因为一些工作人员的怠慢甚至粗暴，负气之下，男子坚持上访20年。戚淑丽家的对门，是负责信访的副书记，男子便躺到了他家门口。
饭做好了，门外也沉寂下来，戚淑丽从猫眼里一瞅，见男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冰冷的水泥地，破烂而单薄的衣衫，戚淑丽心头一紧。她打开门，请男子到家里来吃饭，对方一下坐了起来，先是愕然，继而有些惶恐。戚淑丽一再盛情相邀，男子只是摆手，并终于站了起来。无奈，戚淑丽回家取来一包点心外加50元钱，劝男子说：“吃点东西，坐车回家吧。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上访也没用，别再折腾自己了……”
男子开始落泪，并“扑通”一声给戚淑丽跪下了。戚淑丽急忙拉他，顺手把点心和钱往他手里塞。男子坚决不要，连声道谢后，竟突然抓起拐棍落荒而逃。戚淑丽跟在后面追，但她没有追上这个跛了一条腿的男人。
从此，谁也没有再见过这位上访者。
这是爱的力量，是柔软的力量。
戚淑丽在农村长大，对劳苦大众的生存之难，有着很深的体味。后来，虽然自己吃上了商品粮，但她血液中的草根底色与本色，一生都没有改变。
骨头里的悲天悯人，成为戚淑丽创办服务社的动力之一。
她在工矿工作多年，19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工人下岗。其实一些年龄偏大的女工，要技术没技术，要体力没体力，再就业很难。而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正是人生的爬坡阶段，提供及时的职业培训与介绍，就是拉她们一把。很多受惠于服务社的姐妹们说，“荣成大姐”就是我们的娘家。
张福华的丈夫，原来在烟台出海，自己则在村办企业上班，后来工厂倒闭了。本来，她还可以在家相夫教子，但丈夫大病一场后摘除了一个肾，不仅再也不能劳动，还要每天服药。地无一垄，家中没有一分钱收入，孩子正在读中学，一无所长的张福华，不得不出来四处找工作。
服务社为她提供免费培训，并一直免费为她介绍工作，张福华万分感激。
生活刚刚出现转机，张福华又不幸得了乳腺癌。一家三口，一个孩子，两个病人，张福华感到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能借的地方都借了，但手术费还差两千，冷冷的雨敲打着窗子，张福华觉得每一滴雨都像刀子扎在心上。还不到黄昏，天就黑透了，就在这时，戚淑丽来到了病房，用自己的退休金，凑齐了张福华的手术费。握着戚淑丽温暖的手，张福华一声大姐还没叫出口便泪如雨下。
从此，戚淑丽全力以赴为张福华跑低保，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春节，戚淑丽带着米和油，还有各种年货，专程上门看望张福华。
张福华说，就是亲爹娘，也不过如此。要是没有戚大姐，我这个家，我这条命，早就完了。
纳兰性德词云：我是人间惆怅客。
戚淑丽可能不知道纳兰性德，也没有那么多林黛玉式的惆怅。但她用自己的善良与力量，温暖着那些寒冷中的人们。
世界很大，人心很小。时间长河很长，人生之路很短。
很多精明的人，选择了做冷漠的看客。不过，再精明再富有的看客，也只能是无香无臭的过客。
只有那些心怀悲悯的仁者，才会给世界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
只有那些心怀悲悯的仁者，才会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
老树春深犹著花
“荣成大姐”是个品牌，全称叫“荣成市大姐服务社”，在山东荣成市的知名度很高。
它的创始人叫戚淑丽，退休前的行政级别是正科。放在京城，正科连个大头兵也不是，但在一个县级市，局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按说，忙忙碌碌一辈子，终于退下来，该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了，比如扭扭秧歌打打麻将什么的——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无可厚非，然而，戚淑丽4月份退休，服务社5月就开业了。
说“开业”有些夸张，其实就是支了个摊子，很像摆地摊。创业的元老最初是4个，后来发展到7个，都是退下来的科局级干部，也都是相识多年的老姊妹。另外，大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很多“余热”，却不想玩而想做点事。
这是创业的基础，也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有了这样的起点，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最初的办公用品，是大家厚着老脸借来的。都在县城干了一辈子，走到哪儿起码有个脸熟，只要开口人家就不会驳这个面子。
当时，家政还是个很陌生的词儿，而给人做保姆，就是在穷人看来也是个很“下贱”的职业。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也为了扩大影响，戚淑丽带着她的团队下乡，在田间村头搞宣传和培训。一辆“大篷车”，就是这个活动的家，其中有锅有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当然最重要的是创业者的真诚与热情。
“就像一帮要饭的！”这是一些人的评价。
戚淑丽的丈夫，其时还没退，官职要比戚淑丽“显赫”——她这样“要饭”，丈夫也很有些难为情。儿子更是不解：拿着不算低的退休金，你这是何苦呢！当然，父子都知道，他们改变不了戚淑丽。
这就要说说戚淑丽的人生履历了。
1970年代初，曾有过一个著名的“三八女子放映队”，全国首家。《红旗》杂志作过介绍，图文并茂。随后，《大众日报》又作过长篇报道。
“三八女子放映队”有两名成员，戚淑丽是其中之一。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用手推车推着放映设备，用脚踩发电机发电，为渔村海岛送去那个年代的精神食粮。
泥泞的小路，寒冷的冬夜，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是艰辛的，但感觉是幸福的甚至是庄严的。
3年后，公社成立了个“三八女子筑港队”，50名姑娘，戚淑丽是队长。那时的队长，可不是“脱产干部”，而是冲在最前边的苦干者。“妇女能顶半边天”，是那个年代的著名口号，所以所谓“筑港队”，就是像男人一样去战天斗地。
这些早年的经历，烙进了戚淑丽的性格，也奠定了她一生的基调。后来，她干过矿山，干过工厂，干过机关，最后干到局长。如果说，一个人只要资历深，干到局长并不是多么难，那么退休以后，还有热情与胆识，敢到市场经济的深水中游一把，且从“摆地摊”做起，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这不是混，不是玩票，不是赶时髦，而是性格使然。
洛克菲勒说，把我扔到沙漠中，让我成为穷光蛋，但只要有一个驼队经过，我就还会成为富翁。
戚淑丽从家政做起，后来延伸到职业培训与各种中介，甚至有了自己的培训学校与基地，蛋糕越做越大。
戚淑丽的儿子说，我妈就像个铁人。
我是人间悯人客
2001年初冬的一天，戚淑丽正在家做午饭，忽然听到门外人声嘈杂。她打开门一瞧，只见一位蓬头垢面的男子躺在地上，一根拐棍躺在他一边。几个年轻人或站或蹲，正在苦口婆心地劝男子离开。
这位跛脚男子，50来岁，是个有名的上访户。他年轻时因工伤致残，但对补偿结果不满，便开始上访。工伤补偿，国家是有规定的，上访自然不会有结果。或许因为一些工作人员的怠慢甚至粗暴，负气之下，男子坚持上访20年。戚淑丽家的对门，是负责信访的副书记，男子便躺到了他家门口。
饭做好了，门外也沉寂下来，戚淑丽从猫眼里一瞅，见男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冰冷的水泥地，破烂而单薄的衣衫，戚淑丽心头一紧。她打开门，请男子到家里来吃饭，对方一下坐了起来，先是愕然，继而有些惶恐。戚淑丽一再盛情相邀，男子只是摆手，并终于站了起来。无奈，戚淑丽回家取来一包点心外加50元钱，劝男子说：“吃点东西，坐车回家吧。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上访也没用，别再折腾自己了……”
男子开始落泪，并“扑通”一声给戚淑丽跪下了。戚淑丽急忙拉他，顺手把点心和钱往他手里塞。男子坚决不要，连声道谢后，竟突然抓起拐棍落荒而逃。戚淑丽跟在后面追，但她没有追上这个跛了一条腿的男人。
从此，谁也没有再见过这位上访者。
这是爱的力量，是柔软的力量。
戚淑丽在农村长大，对劳苦大众的生存之难，有着很深的体味。后来，虽然自己吃上了商品粮，但她血液中的草根底色与本色，一生都没有改变。
骨头里的悲天悯人，成为戚淑丽创办服务社的动力之一。
她在工矿工作多年，19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工人下岗。其实一些年龄偏大的女工，要技术没技术，要体力没体力，再就业很难。而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正是人生的爬坡阶段，提供及时的职业培训与介绍，就是拉她们一把。很多受惠于服务社的姐妹们说，“荣成大姐”就是我们的娘家。
张福华的丈夫，原来在烟台出海，自己则在村办企业上班，后来工厂倒闭了。本来，她还可以在家相夫教子，但丈夫大病一场后摘除了一个肾，不仅再也不能劳动，还要每天服药。地无一垄，家中没有一分钱收入，孩子正在读中学，一无所长的张福华，不得不出来四处找工作。
服务社为她提供免费培训，并一直免费为她介绍工作，张福华万分感激。
生活刚刚出现转机，张福华又不幸得了乳腺癌。一家三口，一个孩子，两个病人，张福华感到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能借的地方都借了，但手术费还差两千，冷冷的雨敲打着窗子，张福华觉得每一滴雨都像刀子扎在心上。还不到黄昏，天就黑透了，就在这时，戚淑丽来到了病房，用自己的退休金，凑齐了张福华的手术费。握着戚淑丽温暖的手，张福华一声大姐还没叫出口便泪如雨下。
从此，戚淑丽全力以赴为张福华跑低保，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春节，戚淑丽带着米和油，还有各种年货，专程上门看望张福华。
张福华说，就是亲爹娘，也不过如此。要是没有戚大姐，我这个家，我这条命，早就完了。
纳兰性德词云：我是人间惆怅客。
戚淑丽可能不知道纳兰性德，也没有那么多林黛玉式的惆怅。但她用自己的善良与力量，温暖着那些寒冷中的人们。
世界很大，人心很小。时间长河很长，人生之路很短。
很多精明的人，选择了做冷漠的看客。不过，再精明再富有的看客，也只能是无香无臭的过客。
只有那些心怀悲悯的仁者，才会给世界留下一个高贵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