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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玲有多个身份：演员、制片、导演、经营者。在1989年赴日留学之前，她是87版《红楼梦》里的娇杏，86版《聊斋》里的鲁公女；兜里只揣着8000日元，不会一句日语，孤身前往日本之后，抛下一切的张丽玲反而凭着幕后工作赢得了鲜花与掌声。
2000年，她担任制片及导演，筹拍3年之久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第一集《小留学生》在日本电视台一经播出便引起巨大反响，收视率超过20%，为当年同期收视率最高栏目，并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在黄金时段重播，创下了许多记录。影片中，跟着家人来日本的9岁小姑娘张素历经迷茫、恐惧、挣扎、进取诸多阶段，让留学这个话题再成焦点。其实，这样的变化在每一个赴日留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张丽玲也不例外，她之所以关注留学生群体，就是出于记录下历史车辙的迫切愿望。
一个出国潮中的留学生拿起摄影机，记录下另一些留学生的生活，张丽玲没想到的是，这些让她感同身受的经历，还可以让这么多的人同样热泪盈眶。1998年，张丽玲出任海外华文媒体CCTV大富电视台董事长，2001年，张丽玲和《小留学生》荣获被誉为日本奥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最佳策划”和“最佳纪录片”两个奖项，这是在日华人首次获得该项大奖。
而导演兼制片人张丽玲，也得以观察到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比起成年才去留学的留学生，这些孩子要面对更多的困难：语言上的，环境上的，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
大留学生：不出去就落后于时代
BQ：1989年出国潮，你去日本的话就是从零开始，要舍弃在中国打下的一切演艺基础，心里没有不舍吗？
ZH：我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才走上演艺之路的。虽然在北京的后几年也不愁没戏接，但一直觉得这个圈子跟自己想象的有相当距离，加上我不喜欢随波逐流，不适应太被动的工作，然而演员要演什么你说了不算，演也不是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一直苦恼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愿望。
正好当时遇上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热潮，也是作为一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可以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时只要感觉混得不错的人都选择出国，觉得如果不出去似乎就落后于时代。我想，人活在世，应该敢于挑战。既然从事艺术事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不如换个环境投身到时代的浪潮，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何不同。于是跟着轰轰烈烈的留学大军涌出了国门。其实当时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出国，尤其是到日本。
BQ：从不会一句日语，到后来流畅的沟通，这个历程你是如何走过的？
ZH：我想，当一个人因为不会语言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是再不爱学习的人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攻克，或许这也是生存的本能。当时上语言学校因为是插班生，什么都听不懂，生理上还特别拒绝日语，但没有选择，只好没日没夜地让自己去听，去读，去记。只要一到家就打开录音机，声音放到最大，大到无论你在家里的哪个角落都能听到足够的音量，愿不愿意都得听进去。慢慢地，也就开始接受日语了。一个暑假过来突然觉得一下就能听懂了。之后再去学校，就全是满分。十个月就拿下了日语一级。
BQ：你在拍摄纪录片时接触了300多名留学生，其中真正为“学”而来的占多大比重？
ZH：当时的特殊年代和环境下，有很多人与其说是为“学”而来，不如说是为向往美好生活改变命运或淘金、镀金而来，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一开始就不是准备出来留学的。但当时除了以留学的名义没有其他渠道，所以有些人到日本后，很快就放弃学业投身赚钱了（我指的是自费生，早期的公费生另当别论），到后期越来越多样化。
BQ：到了21世纪以后，赴日“小留学生”群体有什么变化？
ZH：现在来日本的“小留学生”一般都有父母或亲戚监护，比较少像去欧美的“小留学生”那样，孩子独自过去，直接把未成年的孩子独自一人送到日本来的不多见。以前“小留学生”是跟随父母来日本，现在常有父母为小孩教育而跟随小孩出国。
而无论是送去哪个国家，如果有能力把未成年的孩子直接送到国外成为“小留学生”的家庭，一般给人感觉是比较优越富裕，这种感觉在孩子们身上也能体会到。
BQ：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想去国外深造，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ZH：不要处处替孩子们安排好，只是换一个环境去照顾孩子，那样不会有什么收获和意义。要放手让他们去吸收和感受不同文化，有意识地培养创造力和独立性，去走自己开辟的路，建立自己新的独立的人生观，实现在新的社会中个人的成长与成就。否则送小孩出国就可能失去意义。一句话，既然决定让小孩出去，就必须做好让他们首先成为一个独立坚强的人，然后才可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去开拓和创造自己的未来。
小留学生：要和父母分担艰辛
BQ：2000年的纪录片《小留学生》引起了极大反响，是怎么接触张素一家的？
ZH：我们这一代自己选择了“洋插队”，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选择。但留学生的下一代并非是自己的选择而跟随父母漂洋过海。我们记录留学生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会去关注他们下一代的命运。其实像张素那样的“小留学生”挺多的，刚开始还没想到要拍第二代。等我们决定要拍时，便想找一个刚刚准备来并对语言和日本一无所知的孩子，并从落地瞬间开始拍，没想到正好同事说他家兄弟的女儿要来，这个女儿就是张素。因为只想拍一集，而张素的故事也比较完整，就没有再去找其他小孩拍摄。
BQ：你说关注“留学生们的下一代”，那么在当时（90年代），小留学生现象普遍吗？在接触到的300多人中，有没有遇到和张素年龄差不多的“小留学生”？小留学生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普遍困境？
ZH：一般都是大龄留学生们先到国外赤手空拳开始打拼，等学校毕业或就职或创业，工作生活一旦稳定下来后，就开始苦恼是否把孩子接过来。当时，像张素那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当时小留学生直接出来基本没有，像张素一样的小留学生都必须与他们父母一起分担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与生活的艰辛。
后来就我们知道的情况，大多数的小孩来日后的经历大同小异，当然听说也有被欺负的，但这些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没有遇到。主要还是看父母的境遇加上自身的努力和表现。
BQ：站在你的角度来看，张素的日本留学生活对她有什么影响？
ZH：影响是肯定的，而且是改变命运的影响。父母带她来日本，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以她的小留学生时代开始，她走着一条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影响至今。即便她回到中国，这种影响依然长久持续。
BQ：你现在还和片中主人公（如张素、丁尚彪）有联系吗？他们的现状怎样？
ZH：他们现在都很好，都有了很好的结局和回报。老丁一家都跟随女儿去美国生活，张素也就职结婚了。许多人都说，他们的圆满结局似乎比精心创作的故事片还要完美。
《小留学生》：9岁女孩张素的故事
2000年，她担任制片及导演，筹拍3年之久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第一集《小留学生》在日本电视台一经播出便引起巨大反响，收视率超过20%，为当年同期收视率最高栏目，并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在黄金时段重播，创下了许多记录。影片中，跟着家人来日本的9岁小姑娘张素历经迷茫、恐惧、挣扎、进取诸多阶段，让留学这个话题再成焦点。其实，这样的变化在每一个赴日留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张丽玲也不例外，她之所以关注留学生群体，就是出于记录下历史车辙的迫切愿望。
一个出国潮中的留学生拿起摄影机，记录下另一些留学生的生活，张丽玲没想到的是，这些让她感同身受的经历，还可以让这么多的人同样热泪盈眶。1998年，张丽玲出任海外华文媒体CCTV大富电视台董事长，2001年，张丽玲和《小留学生》荣获被誉为日本奥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最佳策划”和“最佳纪录片”两个奖项，这是在日华人首次获得该项大奖。
而导演兼制片人张丽玲，也得以观察到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生活的中国小留学生。比起成年才去留学的留学生，这些孩子要面对更多的困难：语言上的，环境上的，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
大留学生：不出去就落后于时代
BQ：1989年出国潮，你去日本的话就是从零开始，要舍弃在中国打下的一切演艺基础，心里没有不舍吗？
ZH：我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才走上演艺之路的。虽然在北京的后几年也不愁没戏接，但一直觉得这个圈子跟自己想象的有相当距离，加上我不喜欢随波逐流，不适应太被动的工作，然而演员要演什么你说了不算，演也不是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一直苦恼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愿望。
正好当时遇上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热潮，也是作为一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了可以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时只要感觉混得不错的人都选择出国，觉得如果不出去似乎就落后于时代。我想，人活在世，应该敢于挑战。既然从事艺术事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不如换个环境投身到时代的浪潮，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何不同。于是跟着轰轰烈烈的留学大军涌出了国门。其实当时家人朋友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出国，尤其是到日本。
BQ：从不会一句日语，到后来流畅的沟通，这个历程你是如何走过的？
ZH：我想，当一个人因为不会语言而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就是再不爱学习的人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攻克，或许这也是生存的本能。当时上语言学校因为是插班生，什么都听不懂，生理上还特别拒绝日语，但没有选择，只好没日没夜地让自己去听，去读，去记。只要一到家就打开录音机，声音放到最大，大到无论你在家里的哪个角落都能听到足够的音量，愿不愿意都得听进去。慢慢地，也就开始接受日语了。一个暑假过来突然觉得一下就能听懂了。之后再去学校，就全是满分。十个月就拿下了日语一级。
BQ：你在拍摄纪录片时接触了300多名留学生，其中真正为“学”而来的占多大比重？
ZH：当时的特殊年代和环境下，有很多人与其说是为“学”而来，不如说是为向往美好生活改变命运或淘金、镀金而来，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一开始就不是准备出来留学的。但当时除了以留学的名义没有其他渠道，所以有些人到日本后，很快就放弃学业投身赚钱了（我指的是自费生，早期的公费生另当别论），到后期越来越多样化。
BQ：到了21世纪以后，赴日“小留学生”群体有什么变化？
ZH：现在来日本的“小留学生”一般都有父母或亲戚监护，比较少像去欧美的“小留学生”那样，孩子独自过去，直接把未成年的孩子独自一人送到日本来的不多见。以前“小留学生”是跟随父母来日本，现在常有父母为小孩教育而跟随小孩出国。
而无论是送去哪个国家，如果有能力把未成年的孩子直接送到国外成为“小留学生”的家庭，一般给人感觉是比较优越富裕，这种感觉在孩子们身上也能体会到。
BQ：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想去国外深造，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ZH：不要处处替孩子们安排好，只是换一个环境去照顾孩子，那样不会有什么收获和意义。要放手让他们去吸收和感受不同文化，有意识地培养创造力和独立性，去走自己开辟的路，建立自己新的独立的人生观，实现在新的社会中个人的成长与成就。否则送小孩出国就可能失去意义。一句话，既然决定让小孩出去，就必须做好让他们首先成为一个独立坚强的人，然后才可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去开拓和创造自己的未来。
小留学生：要和父母分担艰辛
BQ：2000年的纪录片《小留学生》引起了极大反响，是怎么接触张素一家的？
ZH：我们这一代自己选择了“洋插队”，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选择。但留学生的下一代并非是自己的选择而跟随父母漂洋过海。我们记录留学生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会去关注他们下一代的命运。其实像张素那样的“小留学生”挺多的，刚开始还没想到要拍第二代。等我们决定要拍时，便想找一个刚刚准备来并对语言和日本一无所知的孩子，并从落地瞬间开始拍，没想到正好同事说他家兄弟的女儿要来，这个女儿就是张素。因为只想拍一集，而张素的故事也比较完整，就没有再去找其他小孩拍摄。
BQ：你说关注“留学生们的下一代”，那么在当时（90年代），小留学生现象普遍吗？在接触到的300多人中，有没有遇到和张素年龄差不多的“小留学生”？小留学生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普遍困境？
ZH：一般都是大龄留学生们先到国外赤手空拳开始打拼，等学校毕业或就职或创业，工作生活一旦稳定下来后，就开始苦恼是否把孩子接过来。当时，像张素那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当时小留学生直接出来基本没有，像张素一样的小留学生都必须与他们父母一起分担对陌生环境的适应与生活的艰辛。
后来就我们知道的情况，大多数的小孩来日后的经历大同小异，当然听说也有被欺负的，但这些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没有遇到。主要还是看父母的境遇加上自身的努力和表现。
BQ：站在你的角度来看，张素的日本留学生活对她有什么影响？
ZH：影响是肯定的，而且是改变命运的影响。父母带她来日本，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以她的小留学生时代开始，她走着一条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影响至今。即便她回到中国，这种影响依然长久持续。
BQ：你现在还和片中主人公（如张素、丁尚彪）有联系吗？他们的现状怎样？
ZH：他们现在都很好，都有了很好的结局和回报。老丁一家都跟随女儿去美国生活，张素也就职结婚了。许多人都说，他们的圆满结局似乎比精心创作的故事片还要完美。
《小留学生》：9岁女孩张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