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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先生在今年《先锋国家历史》第六期发表开篇文《历史是由良心书写的》。全文短小精炼,闪烁着思想的火光,读来颇受教益。然而秋风在批驳许多评论者所持的强权历史观时,写道“就像胡适博士早就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长期以来,这句话作为人所共知的“常识”,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学界内被反复提起。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人,往往在文章一开头就写下“胡适早就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胡适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从胡适的历史观来看,他也是根本反对这种观点的,这只是一个长期被曲解的以讹传讹而已。
1954-1955年,全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全面大规模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胡适的一项重要罪名遭到批判,长期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直到近年来,才开始有学者对此“定论”提出疑问。2003年谢泳先生在《新民周刊》第51期上发表文章,提出胡适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指出,那句话乃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哲学长文《实验主义》,其中他在介绍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实在论时提到:“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这句介绍实用主义哲学观的话,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步演变成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谢泳提出这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1955年冯友兰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载《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8月版)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当时许多普通人了解胡适,不是通过阅读胡适的著作(那时胡适的著作已不可能公开出版了),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来认识胡适,所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改变了。
很明显,胡适的原话是在介绍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而非明确表述自己的历史观。这里的“实在”含有三个部分含义: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并不包括历史事实在内。作为已经逝去的事实,历史当然是客观实在的,但作为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写出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因此,胡适讲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历史方法。他根本没有完全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反而非常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样严谨的史学规范,这句话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说是正好相反。
这句长期让胡适蒙冤受屈的话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现在已难考证。翻阅批判胡适历史思想的材料和文章,发现在1954、1955年历史学界似乎对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语确信不疑,很难说这都是受到冯友兰的影响,当时许多人的批判论文是在冯友兰的文章之前发表的。而且也不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没有看过胡适的原话,很多人在文章中甚至还引用了胡适的原话,只是他们的认识和理解有着极大的偏差。如1955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兼评胡适对这个问题的反动观点》,引用了胡适的这句原话,之后开始进一步引申发挥,“这就是说,胡适认为历史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随便加以‘制造’的,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并无什么规律可言的。至于历史这个‘女孩子’由谁来装扮,这块‘大理石’由谁来雕刻呢?不言而喻……”在天津史学界1955年2月13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有人提出:“胡适把‘历史’说成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与装饰。”《历史教学》1955年第7号发表《批判反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其中也明确引用了胡适关于“实在”的这句原话,并以此来证明胡适的实验主义不承认历史是不容改动的客观实在。可见,正是这些史学家们将胡适所说的“实在”与“历史”完全等同,从而实现了将胡适的原话的含义完全改变,导致了长期的以讹传讹。更有意思的是,1979年哲学史家方立天发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一文(载《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引用胡适的原话时就直接在前面加上了“历史”二字,致使发生了极大的歧义。他说:“‘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还注明了出处,看似符合学术规范,实际上却导致读者产生将原话中的名词主语“实在”误读为修饰主语“历史”的虚词的效应,使原话实际上变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使读者产生歧义。
如此的移花接木、以讹传讹,以致人们忘记了胡适的原话,却只记得“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秋风先生之博学多思,也认可这种说法,可见这种说法影响之广。是为胡适正名的时候了。
1954-1955年,全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全面大规模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胡适的一项重要罪名遭到批判,长期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直到近年来,才开始有学者对此“定论”提出疑问。2003年谢泳先生在《新民周刊》第51期上发表文章,提出胡适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指出,那句话乃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哲学长文《实验主义》,其中他在介绍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实在论时提到:“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这句介绍实用主义哲学观的话,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步演变成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谢泳提出这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1955年冯友兰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载《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8月版)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当时许多普通人了解胡适,不是通过阅读胡适的著作(那时胡适的著作已不可能公开出版了),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来认识胡适,所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改变了。
很明显,胡适的原话是在介绍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而非明确表述自己的历史观。这里的“实在”含有三个部分含义: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并不包括历史事实在内。作为已经逝去的事实,历史当然是客观实在的,但作为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写出绝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因此,胡适讲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历史方法。他根本没有完全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反而非常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样严谨的史学规范,这句话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说是正好相反。
这句长期让胡适蒙冤受屈的话是如何形成并流传开来的现在已难考证。翻阅批判胡适历史思想的材料和文章,发现在1954、1955年历史学界似乎对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语确信不疑,很难说这都是受到冯友兰的影响,当时许多人的批判论文是在冯友兰的文章之前发表的。而且也不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没有看过胡适的原话,很多人在文章中甚至还引用了胡适的原话,只是他们的认识和理解有着极大的偏差。如1955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兼评胡适对这个问题的反动观点》,引用了胡适的这句原话,之后开始进一步引申发挥,“这就是说,胡适认为历史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随便加以‘制造’的,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限制的,并无什么规律可言的。至于历史这个‘女孩子’由谁来装扮,这块‘大理石’由谁来雕刻呢?不言而喻……”在天津史学界1955年2月13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有人提出:“胡适把‘历史’说成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与装饰。”《历史教学》1955年第7号发表《批判反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其中也明确引用了胡适关于“实在”的这句原话,并以此来证明胡适的实验主义不承认历史是不容改动的客观实在。可见,正是这些史学家们将胡适所说的“实在”与“历史”完全等同,从而实现了将胡适的原话的含义完全改变,导致了长期的以讹传讹。更有意思的是,1979年哲学史家方立天发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一文(载《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引用胡适的原话时就直接在前面加上了“历史”二字,致使发生了极大的歧义。他说:“‘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还注明了出处,看似符合学术规范,实际上却导致读者产生将原话中的名词主语“实在”误读为修饰主语“历史”的虚词的效应,使原话实际上变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使读者产生歧义。
如此的移花接木、以讹传讹,以致人们忘记了胡适的原话,却只记得“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秋风先生之博学多思,也认可这种说法,可见这种说法影响之广。是为胡适正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