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在家乡哥本哈根，克劳斯·波受邀去清真寺参加一场穆斯林葬礼。他很吃惊，竟然有来自全教区的1000多人参加葬礼，而且没有人觉得他这个拍照的客人碍眼。人们围着开了一扇小窗的棺材分享着对死者的记忆。棺木旁站着的一个男孩透过小窗观察死者，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满满的好奇。
　　这一切和这位摄影师童年经历的葬礼是多么不同啊！那时，他甚至不敢入睡，害怕睡着之后就不会再醒来。而在这次穆斯林的葬礼上，他明白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如何自然大方。波第一次感觉到各种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多么不同，而这也许会成为一个绝佳的摄影项目主题。他还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拍摄，但从一开始，那个孩子的眼神就给了他最重要的关键词——无畏的兴趣。
　　作为摄影记者，他踏上了旅途，想法随之不断成熟：他想拍摄全世界的丧葬习俗。在西方，死亡居然成为如今这样的禁忌话题，难道不够让人毛骨悚然吗？他还记得，他的爱人去世六个星期后，他的母亲才和他联系。后来，她对他说：“对不起，但我又不是你的心理治疗师，就算和你联系也毫无益处。”尽管他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很好。
　　他想，可能可以将死亡重新迎回我们的社会。他在旅途中参加各种各样的葬礼，拍摄不同的丧葬仪式。不久，很多人都开始对这个项目着迷，但没有人愿意提供资助。死亡？还是离远点吧。
　　波卖掉了他的度假房，为自己的调查之旅筹集资金。后来他甚至把徕卡相机卖掉换钱，用更便宜的设备拍摄。对他来说，调查之旅更重要。一旦手头有钱，他想再去一次以色列。他感觉还没有足够深入地了解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的丧葬习俗，尽管他已经在以色列参加了21场葬礼。

　　波的旅程实际上是一次次人种学探险，有时候好几个月都在路上。他乘坐公交车和火车，克服各种困难，尽可能和当地人建立亲密关系。认知一种文化，让当地人敞开心扉，都需要时间。
　　一旦赢得信任，前所未见的文化画卷就会徐徐展开。在马达加斯加，他甚至被允许在一座家族坟墓中拍摄哀悼习俗。在岛上一些地方每七年举办一次的翻尸换衣仪式上，人们将死者从坟墓中迎出，给他们穿上丝制衣服，然后与之共舞。在两次仪式间去世的人只是暂时被埋葬，之后还会喜庆地穿上丝绸重见天日。
　　波站在最近的距离记录下这一幕幕。一个人死在了岛的另一端，需要转运回家乡的村庄，他的亲戚希望通过翻尸换衣仪式将他喜庆地安葬在家族墓地。波来到村庄时，纪念庆典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一座小屋前，音响连着柴油发电机，音量被调到震耳欲聋的大小，人们兴高采烈地跳舞喝酒。这是个醉醺醺的庆典。第二天醒来时，波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小木屋里，头枕在死者身上。死者的家人看到后大为感动。他们认为睡在逝者身上来消除醉意，是向逝者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这样，波赢得了信任，他被允许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下到墓穴中。

　　在印度尼西亚，人们挖出用甲醛保存的死者，清洗他们，给他们穿好衣服，在他们旁边抽一支烟，然后和他们合影。波也抬了死者。他很吃惊地发现，已经死去的躯体居然还会那么重。他说，在所有这些仪式中，他完全没感觉到人们表现出厌恶和反感。他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死亡仍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丧葬仪式被用来安慰生者，安抚魂灵。有时候这并非不危险，就像波在海地经历的那样。他早就想参加伏都教的丧葬仪式了。在这一秘密的庆典中，一名死者的保护神被从身体中引出，进入一个葫芦里，据说只有这样才能永远阻止死者恶意作祟。伏都教对白人来说是个禁忌，因此调查起来很难。这很好理解：当地人认为，正是伏都的魔力才让海地人战胜了拿破仑。那么，如果波获得了伏都的力量，用它来对抗黑人呢？
　　长期以来，波一直试图和某个伏都教区建立联系。他本来都要放弃了，但就在准备回家前，他联系到了一位善良的伏都教祭师。知道他来海地的原因后，这位祭师被他说服了。这个对死尸有着罕见嗜好的奇怪丹麦人可以给他讲很多人种学摄影项目相关的故事。这位祭师很乐意送给他一个保护神，他认为一个白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掌握黑人的魔法，这一点根本不需要担心。半夜，波被偷运进一间停尸房，参加了一位虔诚曼柏祭师的丧葬仪式。
　　波拍下了这位女祭师的亡灵被引入葫芦的过程，然后将这个装有魂灵的容器带到了丹麦。他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而这不是个好地方。有一天，他被自己的咆哮声惊醒了。他坐在床上，汗如雨下，大喊着：“我是伏都！我是伏都！”把葫芦拿出卧室后，他的睡眠又变好了。谨慎起见，他还不时和亡灵说话。他说，和这些死者相处其实很简单，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对他们友好就行了。
　　波希望自己死的时候，能够经历一遍他目前为止拍摄的所有丧葬仪式。但是，最终作决定的将是他的两个孩子，毕竟丧礼是给生者办的。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