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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这是开客家研究之先河的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的论断。
历代迁徙,筚路蓝缕,穿起一条长达千年的时间轴线,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民系。这条轴线的始端,要追溯到公元4世纪初的西晋王朝。
肇始永嘉
公元291年,西晋司马氏同姓王间为争夺权力,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经此变故,西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随着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认为发难时机已到。304年,刘渊起兵叛晋,自称为汉王。311年,即永嘉五年,刘渊之子刘聪派兵攻陷西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杀百官男女三万多人,这就是“永嘉之乱”。
316年,匈奴攻克长安,西晋灭亡。
跟随晋室南渡,中原200万士绅百姓相率过江。据《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其中,一批曾居于河洛故地的人民,被称为“司豫流人”。他们顺水抵达长江中下游沿岸各地,集中分布于鄱阳湖区域、皖苏中部,最远甚至已经抵达了后来客家人的大本营——以武夷山东麓福建宁化石壁为“开基地”的闽粤赣边区。他们被看做第一次大迁徙中客家先民的主体。
体现着客家先民们“义字当先”中原古风的故事,也交织在这段旅途中。
据记载,在先期抵达石壁的移民中,有一位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的后人,名邓攸,字伯道。
永嘉末年,邓攸一家从山西启程向南迁徙。起初尚有车马代步,过泗水时,忽然听说胡兵即将杀到,便舍弃辎重、毁弃车辆,用牛马驮妻儿快跑。然而,逃脱了胡兵追击,却没避过半路杀出的强盗,牛马财物被劫掠一空,邓攸只能担起儿子和其弟之子邓绥,徒步行走。
眼看路途遥远,食物将尽,而胡兵又再次追来,邓攸觉得实在无法同时保全两个孩子,便对妻子说:“我弟弟早死,只有邓绥这么一根独苗。如果我们担着两个孩子同时逃跑,大家都会死。不如放下我们的孩子,只带邓绥逃走吧。”妻子听后泪如雨下。邓攸安慰她说:“别哭,我们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妻子只能依了。谁知,他的儿子早上被扔掉,晚上又哭喊着追过来。第二天,邓攸狠下心来,把儿子绑在树上而离去。
然而,迁居江南后,邓攸竟终生再无子嗣。后人为之感动,抱憾说:“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邓攸死后,由于无子,邓绥为其守丧三年。而邓绥后来成为了今天南方客家邓姓的始祖之一。
由于北方士民外迁多以宗族为单位,到达客居地后聚族而居。为了安置大量乔迁而来的北方人,东晋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专门重置了他们的原籍州、郡、县,保留其北方户籍,并给予优待,随后又将侨户编入当地郡县。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谭元亨认为,“侨置郡县”和“给客制度”,对形成客家民系“客”的心理,影响巨大。
“南岭、武夷山,这都是中国古汉族视为夷蛮之地的分界线。当汉民族越过夷蛮之地的分界线以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立发展的一个群体。”谭元亨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客家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汉族身份,他就相对的保守,护住自己的文化边界,无论是语言、建筑都保持了古汉族的圈落。”
而后来迁入该地区的中原人,无不受先民的影响,继承并发展着这些特质。
一个后来广布五湖四海的民系,已经开始在混沌中孕育。
葛藤坑的传说
五百年弹指一挥间。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战祸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李白有《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安史之乱后,整个唐朝再也没能回归盛世的景象。
874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全国规模的起义爆发,次年,黄巢起兵响应。起义军辗转大江南北数十省,正是汉民们第一次南迁时分布的区域。据《旧唐书》记载,当时“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楱蔽野”。
为避战乱,中原百姓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流转的道路。
由于闽粤赣边区地带群山环抱,远离战火,从唐末到五代,这里成为了第二次大迁徙中客家先民们的首选目标。
一个与邓攸弃子相似的传说也发生在这段旅途中。
据说,黄巢造反时,“隔山摇剑,动辄杀人。”当时有一位妇人,带着两个男孩,出外逃难,不幸刚好在路上遇到了黄巢。黄巢见到她将年长的孩子背着,反而拉着年幼的孩子徒步,感到很奇怪,问其原因。妇人不知道此人就是黄巢,回答道:听说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早晚就要来了。年长的孩子是我的侄子,父母双亡,我担心他落到贼人手里,断了哥哥的香火,所以把他背在身上。年幼的是我自己的孩子,但我不敢放下侄子来背他,所以牵着走。
黄巢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受感动,并安慰她说:不要担心,黄巢邪乱,怕葛藤。你赶紧回家,找到葛藤,挂到门口上,黄巢的兵来了,就不会进去杀人了。
妇人回去后,立即在所住的山坑径口上挂满了葛藤。果然,黄巢的军队经过时,由于被严令不得杀挂葛藤的人家,都不敢进入骚扰。于是一坑的男人,得以不死。
于是,后人将这个地方称为葛藤坑。直到今天,很多客家人还保留着在清明节挂葛藤的习俗。
据考证,葛藤坑传说的发生地,即为闽粤赣边区的福建宁化石壁,也就是当年邓攸迁居的地方。
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这片地区逐渐成为客家民系的摇篮。随后的几百年间,这里的客家先民将继续发展扩大,并在宋末迎来一场新的变局。
脱胎宋明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广东崖山。在与元军的决战中,宋军溃败。陆秀夫抱起幼帝纵身一跃,蹈海而亡,南宋覆灭。
战后,元将张弘范班师回朝,一位江西庐陵的客家人也随军被押解到元大都。此人名叫文天祥。
时间追溯到三百年前。赵匡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北宋建立。如同两晋一样,有宋一代,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公元1126年秋,金人大举入侵,一举攻克北宋都城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酿成“靖康之变”。次年四月,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定都临安,开启了南宋王朝。
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加之长期战争给中原和江南地区带来严重破坏,相对安乐的闽粤赣边区再一次成为各地士民竞相前往的地区。有学者认为,这次南迁的规模超过了汉、晋和南朝。由于赣南人口已近饱和,一部分人只能向闽西移动,闽西的压力增大,又有很多人倒流赣南。大量的人口在一片不大的区域内流动,凭借彼此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一支新生民系已经初具规模。
在这支民系身上,许多为人称道的特质,已经成型。例如对教育的崇尚。
传说中,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北宋的客家乡贤温革,在江西石城建藏书楼掘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五铢钱五万枚,于是便有了办学的资本。温革认为这是天降祥瑞,便将藏书楼命名为“青钱馆”。实际上,为了办学,温革尽捐家资,投入了整个后半生的精力。位于偏僻山区的“青钱馆”的藏书量,超过了当时的国子监。
北宋年间,江西客家曾经走出了多位状元。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客家人。谭元亨在其著作中认为,客家人尊师重教,是秉承了古汉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保留了很多中原古音的客家方言也在宋代最终形成。“没有一定的数量群(的人)很难形成稳定的方言,也难形成稳定的民系。”谭元亨说。
令世人侧目的,还有客家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其代表人物便是文天祥。
自金人之后,蒙古人亦大举南侵。1276年,蒙古兵攻陷临安,南宋恭帝出降。同年,身为客家人的文天祥来到福州,受封右丞相,率部继续抗元。在这场勤王抗战中,响应文天祥从军的客家人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爱国热忱。据记载,当时梅州客家人口总数不过万人,追随文天祥的男女就达八千之多。《嘉应州志》也记录道:“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
兵败被俘后,文天祥被押解进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想让他归降,却被拒绝。三年后的1282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就义。
谭元亨认为,这场客家人主导的勤王保卫战,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最鲜明的标志。“作为一个族群来勤王,维护自己汉民族的正统,有一种自觉的理念。”
宋亡之后,元朝为了根绝后患,企图对抗元勤王的客家人赶尽杀绝,尤其对粤东北文天祥用兵之地严厉搜捕。为避免诛族的危险,客家人“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当地的人口骤减。
明初,赣南、闽西地等客家人已数倍于粤东北,于是过剩人口开始大量迁入粤东北的嘉应一带,嘉应遂成为了客家腹地。这片辛亥革命后改称梅州的地区,很快成为了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
明代中期,粤北的一些县志上已经开始出现“客家”的称呼。例如《长宁县志》记载:“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西来者为水源。”谭元亨指出,从南北朝以来,设立“客户”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广东搞‘客籍’‘客户’特别明显,最后就把这个名字变成一个族群的名字了”
到了明末,这群被称为“客家”的人们,酝酿起了又一次迁徙。
一枝散五叶
公元1714年,即康熙五十三年左右,一位名叫朱仕耀的客家人从广东韶关启程,迁徙至川北,靠走街串巷,经营小杂货铺维持生计。历经三代之后,其传人携妻带子,迁至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大湾,从此定居于此,繁衍人口,以农为生。大湾住处遂被人称为“朱家大院”。
传至第八代时,这个家族诞生了一位男丁,他的名字日后声名赫赫——朱德。
至今,朱德生父的墓志碑上,还记载着这个家族的源流:“朱氏籍起粤东,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代业农,数传而至于公。”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境内数十年兵祸不断。先有所谓“张献忠剿四川”,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兵的战争。吴三桂反清后,这里又成了叛军与清兵的战场。连年战火,加上瘟疫、天灾。清初四川境内人口锐减,以至于“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为此,清政府采取了多项移民垦荒的举措,一场长达百余年的涌向四川的移民潮拉开了序幕。其中,湖广籍移民(湖北、湖南)入蜀最多,史称“湖广填四川”。也有广东、福建移民,而他们的主体正是客家人。
除了朱氏,这一时期来到四川落户的,还有郭沫若的先祖。郭沫若曾说:“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此外,还包括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周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先祖。
这段迁徙之路,正是客家民系成型后,向外扩散播迁中的一支。
以明代形成的客家腹地——梅州及周边为起点,明清交替时,客家人的迁徙,路线共有五支。这是一次对整个中国意义深远的扩张。“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谭元亨在其著述中将这次大迁徙称为“一枝散五叶”。
除了去往西北方向的“湖广填四川”外,向东,一部分客家人在抗清战斗中追随明代遗臣郑成功迁至台湾,成为台湾较早一批客家移民。向北,由于清政府为对付郑成功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因生存环境恶劣,回迁至赣南,与始终生活在当地的“老客”杂居,成为“新客”。复界后,闽粤赣地区的客家人又重新奔赴沿海地区。
西南方向,一批客家人在当地垦殖招募下抵达广西。百年后,一场当地客家人为主体的一场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世界旅途
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据考证,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中,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后期的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都是客家人。金田起义的太平军中,勇猛尚武的客家人是精锐部分。后来天京变乱中,丧失的多为能征惯战的客家士兵,太平天国因此一蹶不振。
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客家百姓纷纷逃匿。有些人被迫漂洋过海。
1868年,一位叫黄叶生的太平天国军官率领百多个部属,从中国出发,避往马来西亚槟岛的浮罗山背,抵达时,只剩下20多个人。由于担心遭遇清廷领事衙门,黄叶生吩咐属下分散驻扎。这批客家人成为了华人开发槟岛的前驱之一。数世之后,浮罗山背这个小镇市面上遇到的多数人都能说客家话。而“山背”一词,正是客家人的用语习惯。
今天,黄叶生的后裔尚在那里,他们仍然留有证明祖宗身份的一样东西——太平天国的铜币。
与太平天国同时,在广东发生了一场名为“西路土客械斗”的惨祸。
明清之际,客家人与土籍本地人争斗时有发生,“由于客家人到地方后比较勤奋,把当地人的土地已经购买到一定程度了,就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了。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过去科举都是有指标名额的,客家人有时读书好一点,就占用了当地人很多指标。”谭元亨认为,土客之争源自于双方对生存权的争夺。
而广东境内的这场争斗尤为惨烈。事情的起因是,1854年,广东天地会红巾军起兵,围扑鹤山、恩平等县的城池。当地的官吏招募客家乡勇应战,“俱无患”。随后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鹤山县令率客家乡勇追剿残匪,红巾军领袖多是当地土著,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害怕,便散布流言说:客家人想借助官方的势力铲平土著。当地人一听急了,于是乘势协助红巾军杀掠客家人,客家人也予以报复,土客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并迅速蔓延开来。
这场持续了14年之久,毁坏数千村,死伤50万的争斗,最终由官府出面调解,发给成人每人8两银子,未成年人每人4两,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垦辟。于是,一部分客家人迁到粤西诸州,一部分渡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南岛,一部分进入广西各地。另外,与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样,广东 “西路土客械斗”后,有一大批逃难客家人或自驾帆船、或作为被掳掠的“契约华工”,前往东南亚、澳洲及南北美,开始了新的营生。
受到先人的影响,百余年来,客家人“出洋过番”长盛不衰,至今方兴未艾。而在大陆,从西晋以来的五次大迁徙后,大规模的民系流动已告一段落,客家人生生不息,枝叶繁茂。
1971年9月,亚太地区最大的客家团体——香港崇正总会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各地47个客属团体250位代表与会。据当时最保守的估计,客属同胞人数,在4500万以上。
此时,距客家先民永嘉末年南渡,时光悠悠转转已历千年。
历代迁徙,筚路蓝缕,穿起一条长达千年的时间轴线,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民系。这条轴线的始端,要追溯到公元4世纪初的西晋王朝。
肇始永嘉
公元291年,西晋司马氏同姓王间为争夺权力,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经此变故,西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随着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认为发难时机已到。304年,刘渊起兵叛晋,自称为汉王。311年,即永嘉五年,刘渊之子刘聪派兵攻陷西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杀百官男女三万多人,这就是“永嘉之乱”。
316年,匈奴攻克长安,西晋灭亡。
跟随晋室南渡,中原200万士绅百姓相率过江。据《晋书•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其中,一批曾居于河洛故地的人民,被称为“司豫流人”。他们顺水抵达长江中下游沿岸各地,集中分布于鄱阳湖区域、皖苏中部,最远甚至已经抵达了后来客家人的大本营——以武夷山东麓福建宁化石壁为“开基地”的闽粤赣边区。他们被看做第一次大迁徙中客家先民的主体。
体现着客家先民们“义字当先”中原古风的故事,也交织在这段旅途中。
据记载,在先期抵达石壁的移民中,有一位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的后人,名邓攸,字伯道。
永嘉末年,邓攸一家从山西启程向南迁徙。起初尚有车马代步,过泗水时,忽然听说胡兵即将杀到,便舍弃辎重、毁弃车辆,用牛马驮妻儿快跑。然而,逃脱了胡兵追击,却没避过半路杀出的强盗,牛马财物被劫掠一空,邓攸只能担起儿子和其弟之子邓绥,徒步行走。
眼看路途遥远,食物将尽,而胡兵又再次追来,邓攸觉得实在无法同时保全两个孩子,便对妻子说:“我弟弟早死,只有邓绥这么一根独苗。如果我们担着两个孩子同时逃跑,大家都会死。不如放下我们的孩子,只带邓绥逃走吧。”妻子听后泪如雨下。邓攸安慰她说:“别哭,我们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儿子的。”妻子只能依了。谁知,他的儿子早上被扔掉,晚上又哭喊着追过来。第二天,邓攸狠下心来,把儿子绑在树上而离去。
然而,迁居江南后,邓攸竟终生再无子嗣。后人为之感动,抱憾说:“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邓攸死后,由于无子,邓绥为其守丧三年。而邓绥后来成为了今天南方客家邓姓的始祖之一。
由于北方士民外迁多以宗族为单位,到达客居地后聚族而居。为了安置大量乔迁而来的北方人,东晋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专门重置了他们的原籍州、郡、县,保留其北方户籍,并给予优待,随后又将侨户编入当地郡县。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谭元亨认为,“侨置郡县”和“给客制度”,对形成客家民系“客”的心理,影响巨大。
“南岭、武夷山,这都是中国古汉族视为夷蛮之地的分界线。当汉民族越过夷蛮之地的分界线以后,就形成了自己独立发展的一个群体。”谭元亨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客家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汉族身份,他就相对的保守,护住自己的文化边界,无论是语言、建筑都保持了古汉族的圈落。”
而后来迁入该地区的中原人,无不受先民的影响,继承并发展着这些特质。
一个后来广布五湖四海的民系,已经开始在混沌中孕育。
葛藤坑的传说
五百年弹指一挥间。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战祸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李白有《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安史之乱后,整个唐朝再也没能回归盛世的景象。
874年,以王仙芝为首的全国规模的起义爆发,次年,黄巢起兵响应。起义军辗转大江南北数十省,正是汉民们第一次南迁时分布的区域。据《旧唐书》记载,当时“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楱蔽野”。
为避战乱,中原百姓不得不再次踏上迁徙流转的道路。
由于闽粤赣边区地带群山环抱,远离战火,从唐末到五代,这里成为了第二次大迁徙中客家先民们的首选目标。
一个与邓攸弃子相似的传说也发生在这段旅途中。
据说,黄巢造反时,“隔山摇剑,动辄杀人。”当时有一位妇人,带着两个男孩,出外逃难,不幸刚好在路上遇到了黄巢。黄巢见到她将年长的孩子背着,反而拉着年幼的孩子徒步,感到很奇怪,问其原因。妇人不知道此人就是黄巢,回答道:听说黄巢造反,到处杀人,早晚就要来了。年长的孩子是我的侄子,父母双亡,我担心他落到贼人手里,断了哥哥的香火,所以把他背在身上。年幼的是我自己的孩子,但我不敢放下侄子来背他,所以牵着走。
黄巢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受感动,并安慰她说:不要担心,黄巢邪乱,怕葛藤。你赶紧回家,找到葛藤,挂到门口上,黄巢的兵来了,就不会进去杀人了。
妇人回去后,立即在所住的山坑径口上挂满了葛藤。果然,黄巢的军队经过时,由于被严令不得杀挂葛藤的人家,都不敢进入骚扰。于是一坑的男人,得以不死。
于是,后人将这个地方称为葛藤坑。直到今天,很多客家人还保留着在清明节挂葛藤的习俗。
据考证,葛藤坑传说的发生地,即为闽粤赣边区的福建宁化石壁,也就是当年邓攸迁居的地方。
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得这片地区逐渐成为客家民系的摇篮。随后的几百年间,这里的客家先民将继续发展扩大,并在宋末迎来一场新的变局。
脱胎宋明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广东崖山。在与元军的决战中,宋军溃败。陆秀夫抱起幼帝纵身一跃,蹈海而亡,南宋覆灭。
战后,元将张弘范班师回朝,一位江西庐陵的客家人也随军被押解到元大都。此人名叫文天祥。
时间追溯到三百年前。赵匡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割据局面,北宋建立。如同两晋一样,有宋一代,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公元1126年秋,金人大举入侵,一举攻克北宋都城开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酿成“靖康之变”。次年四月,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定都临安,开启了南宋王朝。
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加之长期战争给中原和江南地区带来严重破坏,相对安乐的闽粤赣边区再一次成为各地士民竞相前往的地区。有学者认为,这次南迁的规模超过了汉、晋和南朝。由于赣南人口已近饱和,一部分人只能向闽西移动,闽西的压力增大,又有很多人倒流赣南。大量的人口在一片不大的区域内流动,凭借彼此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一支新生民系已经初具规模。
在这支民系身上,许多为人称道的特质,已经成型。例如对教育的崇尚。
传说中,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北宋的客家乡贤温革,在江西石城建藏书楼掘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五铢钱五万枚,于是便有了办学的资本。温革认为这是天降祥瑞,便将藏书楼命名为“青钱馆”。实际上,为了办学,温革尽捐家资,投入了整个后半生的精力。位于偏僻山区的“青钱馆”的藏书量,超过了当时的国子监。
北宋年间,江西客家曾经走出了多位状元。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客家人。谭元亨在其著作中认为,客家人尊师重教,是秉承了古汉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同时,保留了很多中原古音的客家方言也在宋代最终形成。“没有一定的数量群(的人)很难形成稳定的方言,也难形成稳定的民系。”谭元亨说。
令世人侧目的,还有客家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其代表人物便是文天祥。
自金人之后,蒙古人亦大举南侵。1276年,蒙古兵攻陷临安,南宋恭帝出降。同年,身为客家人的文天祥来到福州,受封右丞相,率部继续抗元。在这场勤王抗战中,响应文天祥从军的客家人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爱国热忱。据记载,当时梅州客家人口总数不过万人,追随文天祥的男女就达八千之多。《嘉应州志》也记录道:“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
兵败被俘后,文天祥被押解进京。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想让他归降,却被拒绝。三年后的1282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就义。
谭元亨认为,这场客家人主导的勤王保卫战,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最鲜明的标志。“作为一个族群来勤王,维护自己汉民族的正统,有一种自觉的理念。”
宋亡之后,元朝为了根绝后患,企图对抗元勤王的客家人赶尽杀绝,尤其对粤东北文天祥用兵之地严厉搜捕。为避免诛族的危险,客家人“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当地的人口骤减。
明初,赣南、闽西地等客家人已数倍于粤东北,于是过剩人口开始大量迁入粤东北的嘉应一带,嘉应遂成为了客家腹地。这片辛亥革命后改称梅州的地区,很快成为了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
明代中期,粤北的一些县志上已经开始出现“客家”的称呼。例如《长宁县志》记载:“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西来者为水源。”谭元亨指出,从南北朝以来,设立“客户”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广东搞‘客籍’‘客户’特别明显,最后就把这个名字变成一个族群的名字了”
到了明末,这群被称为“客家”的人们,酝酿起了又一次迁徙。
一枝散五叶
公元1714年,即康熙五十三年左右,一位名叫朱仕耀的客家人从广东韶关启程,迁徙至川北,靠走街串巷,经营小杂货铺维持生计。历经三代之后,其传人携妻带子,迁至四川仪陇县马鞍场的大湾,从此定居于此,繁衍人口,以农为生。大湾住处遂被人称为“朱家大院”。
传至第八代时,这个家族诞生了一位男丁,他的名字日后声名赫赫——朱德。
至今,朱德生父的墓志碑上,还记载着这个家族的源流:“朱氏籍起粤东,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代业农,数传而至于公。”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境内数十年兵祸不断。先有所谓“张献忠剿四川”,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兵的战争。吴三桂反清后,这里又成了叛军与清兵的战场。连年战火,加上瘟疫、天灾。清初四川境内人口锐减,以至于“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为此,清政府采取了多项移民垦荒的举措,一场长达百余年的涌向四川的移民潮拉开了序幕。其中,湖广籍移民(湖北、湖南)入蜀最多,史称“湖广填四川”。也有广东、福建移民,而他们的主体正是客家人。
除了朱氏,这一时期来到四川落户的,还有郭沫若的先祖。郭沫若曾说:“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此外,还包括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周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先祖。
这段迁徙之路,正是客家民系成型后,向外扩散播迁中的一支。
以明代形成的客家腹地——梅州及周边为起点,明清交替时,客家人的迁徙,路线共有五支。这是一次对整个中国意义深远的扩张。“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谭元亨在其著述中将这次大迁徙称为“一枝散五叶”。
除了去往西北方向的“湖广填四川”外,向东,一部分客家人在抗清战斗中追随明代遗臣郑成功迁至台湾,成为台湾较早一批客家移民。向北,由于清政府为对付郑成功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闽西、粤东的客家人因生存环境恶劣,回迁至赣南,与始终生活在当地的“老客”杂居,成为“新客”。复界后,闽粤赣地区的客家人又重新奔赴沿海地区。
西南方向,一批客家人在当地垦殖招募下抵达广西。百年后,一场当地客家人为主体的一场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世界旅途
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据考证,这场运动的早期领袖中,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后期的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都是客家人。金田起义的太平军中,勇猛尚武的客家人是精锐部分。后来天京变乱中,丧失的多为能征惯战的客家士兵,太平天国因此一蹶不振。
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客家百姓纷纷逃匿。有些人被迫漂洋过海。
1868年,一位叫黄叶生的太平天国军官率领百多个部属,从中国出发,避往马来西亚槟岛的浮罗山背,抵达时,只剩下20多个人。由于担心遭遇清廷领事衙门,黄叶生吩咐属下分散驻扎。这批客家人成为了华人开发槟岛的前驱之一。数世之后,浮罗山背这个小镇市面上遇到的多数人都能说客家话。而“山背”一词,正是客家人的用语习惯。
今天,黄叶生的后裔尚在那里,他们仍然留有证明祖宗身份的一样东西——太平天国的铜币。
与太平天国同时,在广东发生了一场名为“西路土客械斗”的惨祸。
明清之际,客家人与土籍本地人争斗时有发生,“由于客家人到地方后比较勤奋,把当地人的土地已经购买到一定程度了,就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了。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过去科举都是有指标名额的,客家人有时读书好一点,就占用了当地人很多指标。”谭元亨认为,土客之争源自于双方对生存权的争夺。
而广东境内的这场争斗尤为惨烈。事情的起因是,1854年,广东天地会红巾军起兵,围扑鹤山、恩平等县的城池。当地的官吏招募客家乡勇应战,“俱无患”。随后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鹤山县令率客家乡勇追剿残匪,红巾军领袖多是当地土著,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害怕,便散布流言说:客家人想借助官方的势力铲平土著。当地人一听急了,于是乘势协助红巾军杀掠客家人,客家人也予以报复,土客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并迅速蔓延开来。
这场持续了14年之久,毁坏数千村,死伤50万的争斗,最终由官府出面调解,发给成人每人8两银子,未成年人每人4两,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垦辟。于是,一部分客家人迁到粤西诸州,一部分渡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南岛,一部分进入广西各地。另外,与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样,广东 “西路土客械斗”后,有一大批逃难客家人或自驾帆船、或作为被掳掠的“契约华工”,前往东南亚、澳洲及南北美,开始了新的营生。
受到先人的影响,百余年来,客家人“出洋过番”长盛不衰,至今方兴未艾。而在大陆,从西晋以来的五次大迁徙后,大规模的民系流动已告一段落,客家人生生不息,枝叶繁茂。
1971年9月,亚太地区最大的客家团体——香港崇正总会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各地47个客属团体250位代表与会。据当时最保守的估计,客属同胞人数,在4500万以上。
此时,距客家先民永嘉末年南渡,时光悠悠转转已历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