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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园饭店的房间,我握着手中的录像带,耳畔响起的是台长“请爱护生命,今明两天不要到塞尔维亚电视台传送节目”的叮嘱,但我无法拂去我眼前浮现的四岁小姑娘那单纯的大眼里所透露出来的恐惧。
既然下了矿井深处,就得做好塌方的心理准备;既然当了战地记者,面对随时从天而降的巡航导弹,你将无法逃避!我决定再一次违背台长的“旨意”,预定了下午16点钟的卫星传送线路。
半个小时以后,中央电视台卫星主控管理科值班员王琳来电话急急忙忙地说,据技术部门得到的消息,北约将在今晚空袭塞尔维亚电视台。王琳说,你预定的格林尼治时间16点到16点10分的卫星时间不可用,可用时间只有在格林尼治时间18点25分到18点35分。
格林尼治时间18点25分,就是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晚上20点25分,这时贝尔格莱德早已一片漆黑,也正是北约战机在天空撒欢的时候。
北约昨天空袭了诺维萨德,那很可能是飞行斗牛士在空中挑逗地面的蛮牛,今天,他将使出最狠的一招杀手锏:一剑插进牛的心脏!
王琳在电话里担心地问:“老顾,那你还传吗?”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我看过多遍,王琳的话简直就是“TO BE OR NOT TO BE”的传神翻译。
蛮牛已经疯狂,只要没有倒下,它就会勇往直前,哪怕它明明知道面对的是利剑,是阴谋。何况面对女士,岂能丢我男儿本色!
我冲着电话大声说:“传!”
王琳说:“那你给我们重传一份卫星线路申请单吧。”
打开电脑,我的手指在微微颤动,每敲一个键,我的心脏都要紧缩一下。每一声撞击,都是我迈向死亡的脚步声;手指在键盘上的每一次移动,都表示我离天国越近。
“GMT 18:25—18:35”是今晚卫星传送的时间,也很可能就是我自己亲手书写的《死亡通知书》 。
自从2月19日来到南斯拉夫,我们已经进行了50次卫星传送,惟独这第51次卫星传送最为残酷。我不能告诉我的朋友,他们肯定会大声呼叫:“老顾,你想出名都已经想得发疯啦!”我不能告诉我妻子,她肯定会厉声断喝:“你想让你老婆30岁就当寡妇吗?!”我更不能告诉我妈,因为她已经为儿子昏死过一回。听我姐姐打来国际长途说,中央电视台台长特地派人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当时两位正在上海浦东采访的记者不知道应该给“英雄”的母亲买些什么,他们按照城市的浪漫习惯给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买了一个花篮和几盒补品,结果慰问的人还没有进村,村口就有人扳倒了“消息树”:顾家儿子“光荣”了!单位连花圈都送来了!
年迈的母亲当即一阵晕厥,瘫倒在地。
新的卫星线路申请单传回了北京,真正的考验到了。
与死神的幽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当地时间晚上19点差一分钟,龙、王二爷怀着当年荆柯刺秦的精神,踏进了或许今晚或许就将成为坟墓的塞尔维亚电视台。这时CCTV三楼卫星机房紧急通知说:据可靠消息,北约准备今晚决定轰炸塞尔维亚电视台,一些西方电视台的记者都已经撤出,西方媒体还把这一消息通知了CCTV总部。主控机房的哥儿们姜涛在电话里再三要求我们加倍小心。
在塞尔维亚电视台大厅,娜达一见到我便大惊失色:“顾,你还来干什么?!北约今晚要空袭我们塞尔维亚电视台你知道吗?”。娜达说:“今天下午4点钟,原先总是泡在这里的所有外国记者’呼啦’一下全逃走了。”
娜达的话,使本来已经紧张的空气更加充满了火药味。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我们就没有再退出的道理。
胖胖的娜达一般都喜欢乘电梯上四楼的卫星传送机房,不管是否是在空袭时间。有几次空袭警报拉响以后,我并不想和她一起乘电梯,因为那个小小的老电梯很难同时装得下两个大个子和一个胖女人,但每次娜达总是热情邀请,弄得我盛情难却,为了表现中华好男儿在北约空袭的威胁面前“须眉不让巾帼”的豪迈气概,我们硬是挤在了一个小铁盒子里面。往往是三个大个子进去了,老电梯里的两扇小门总是难以关上,所以三个大个子还要互相再挤一下,由于实在和娜达贴得太紧,我都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但娜达从不介意,而且总是笑眯眯的。碰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要是和一位苗条的塞尔维亚姑娘一起乘电梯就好了,即使北约一枚导弹飞来,我肯定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抢在导弹亲吻小姐之前,吻一下美丽的塞尔维亚姑娘,那样的话,我将死而无憾,将来南斯拉夫方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一拉开电梯,就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尊名为“吻”的黑色的雕塑,其震撼力绝对要超过罗丹艺术馆那白色的大理石原作。有几次机会真的来了,电梯里一下进来了两位婀娜多姿的塞尔维亚少女,奇怪的是小电梯并没有出现我所预料的那样拥挤,那是因为塞族姑娘太苗条了。
晚上20点,我在塞尔维亚电视台把节目编辑合成完毕,并通过了当局的新闻审查。
20点05分,新闻编辑完毕,王琳从北京再次给我打来电话,她通知说:卫星时间改动,提前5分钟,即从当地时间20:20—20:30。
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尽管卫星传送时间才提前了5分钟,但这意义非同寻常。我冲着手机说:“太谢谢啦!这5分钟,很可能就是把我们救出地狱的5分钟。”
20点07分我进入卫星机房,负责卫星传送的联系和协调,老王的任务依然在是另一侧的机房负责放录像带。我通过对讲机,通知他为了争取时间,减少牺牲,今晚只传新闻部分约2分钟,不传素材部分,传完后他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等我。
从卫星传送机房可以直接看到外面黑压压的天空,好像全世界的观众都已经到场,现在蛮牛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就等待这北约飞行斗牛士闪亮登场。
20点16分,全城响起了空袭警报声。
我已经别无退路!
20点16分,全城响起了空袭警报声!号角已经拉响,全副武装的北约飞行 斗牛士已经出场了!
夜是那么的黑,透过层层夜幕,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前辈曼德拉,他在喊:我在南非的罗本岛上关了27年,也没有赶上与导弹相会的机会。中国老弟,你行啊!
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遇刺身亡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他在喊:取我性命的只是一颗小小的子弹,将与你相会的将是更庞大千万倍的巡航导弹。中国老弟,我甘拜下风!
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带着金丝边眼睛的台党委专职副书记南玉敏,她在喊:顾玉龙,台党委相信你是好样的!
所有的人都在翘首以待,惟独有两个人把脸埋在手间:年青者是我妻子,年老者乃我母亲……突然外面走廊里一片混乱的脚步声和嘈杂声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我打开卫星机房的门一看:天哪,那些以往听到警报声岿然不动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此时已经乱成一团,走廊里挤满了妇女,她们纷纷抓起挎包,一边往包里塞东西,一边往地下室的方向挤冲过去。温文尔雅不见了,淑女风度不要了,一位小姐掉了鞋,被后来者狠狠地踩了一脚,一位女士慌乱之中,把钥匙和钱包塞到了包外,第纳尔撒了一地……
但人群里没有一名男子。
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动,达科和我都一言不发。
离卫星开通的时间还差4分钟——极其漫长的4分钟!
双手扶在门上,我明显地感到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回头看去,达科并没有紧张,也没有慌乱。
卫星传送机房是塞尔维亚电视台最重要的部门,如果遭到北约的轰炸,这里肯定是首当其冲。
今天是1999年4月7日,难道“4• 7”就是我们大家的“死期”吗?
一阵风儿吹过,窗外贴着的防冲击波胶布在哗哗作响。这时伊莲娜推门进来,她是来替代娜达值夜班的。我一把把她推出门说:“伊莲娜,这里有我和达科,你就不必来了。”
伊莲娜有一对幼小的双胞胎女儿,孩子离不开娘。达科还是单身汉,我已经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太多的负担。让我感到内疚的是我把有妻、女的老王也拉了进来,他实际上今晚可以不来,因为塞尔维亚电视台每天有人专门负责放录像带。
推走伊莲娜,我重重地关上了机房的大门,就像“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众人选择的是套上救生衣逃生,而老船长却选择心爱的驾驶室作为其最后的归宿……
人的一生恐怕很难赶上一次真正的生死抉择,在南斯拉夫前线,偏偏让我顾玉龙赶上了!此时我完全可以选择逃离,这也是央视李东生台长的明确指示,但到了此时,既然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个职业,我已经别无退路!
注:
本文作者为1999年中央电视台驻南斯拉夫记者,当时北约正与南斯拉夫军队开战。
(皓月节选《我在北约机翼下追逐巡航导弹》)
既然下了矿井深处,就得做好塌方的心理准备;既然当了战地记者,面对随时从天而降的巡航导弹,你将无法逃避!我决定再一次违背台长的“旨意”,预定了下午16点钟的卫星传送线路。
半个小时以后,中央电视台卫星主控管理科值班员王琳来电话急急忙忙地说,据技术部门得到的消息,北约将在今晚空袭塞尔维亚电视台。王琳说,你预定的格林尼治时间16点到16点10分的卫星时间不可用,可用时间只有在格林尼治时间18点25分到18点35分。
格林尼治时间18点25分,就是贝尔格莱德当地时间晚上20点25分,这时贝尔格莱德早已一片漆黑,也正是北约战机在天空撒欢的时候。
北约昨天空袭了诺维萨德,那很可能是飞行斗牛士在空中挑逗地面的蛮牛,今天,他将使出最狠的一招杀手锏:一剑插进牛的心脏!
王琳在电话里担心地问:“老顾,那你还传吗?”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我看过多遍,王琳的话简直就是“TO BE OR NOT TO BE”的传神翻译。
蛮牛已经疯狂,只要没有倒下,它就会勇往直前,哪怕它明明知道面对的是利剑,是阴谋。何况面对女士,岂能丢我男儿本色!
我冲着电话大声说:“传!”
王琳说:“那你给我们重传一份卫星线路申请单吧。”
打开电脑,我的手指在微微颤动,每敲一个键,我的心脏都要紧缩一下。每一声撞击,都是我迈向死亡的脚步声;手指在键盘上的每一次移动,都表示我离天国越近。
“GMT 18:25—18:35”是今晚卫星传送的时间,也很可能就是我自己亲手书写的《死亡通知书》 。
自从2月19日来到南斯拉夫,我们已经进行了50次卫星传送,惟独这第51次卫星传送最为残酷。我不能告诉我的朋友,他们肯定会大声呼叫:“老顾,你想出名都已经想得发疯啦!”我不能告诉我妻子,她肯定会厉声断喝:“你想让你老婆30岁就当寡妇吗?!”我更不能告诉我妈,因为她已经为儿子昏死过一回。听我姐姐打来国际长途说,中央电视台台长特地派人来我们家看望我母亲,当时两位正在上海浦东采访的记者不知道应该给“英雄”的母亲买些什么,他们按照城市的浪漫习惯给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买了一个花篮和几盒补品,结果慰问的人还没有进村,村口就有人扳倒了“消息树”:顾家儿子“光荣”了!单位连花圈都送来了!
年迈的母亲当即一阵晕厥,瘫倒在地。
新的卫星线路申请单传回了北京,真正的考验到了。
与死神的幽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当地时间晚上19点差一分钟,龙、王二爷怀着当年荆柯刺秦的精神,踏进了或许今晚或许就将成为坟墓的塞尔维亚电视台。这时CCTV三楼卫星机房紧急通知说:据可靠消息,北约准备今晚决定轰炸塞尔维亚电视台,一些西方电视台的记者都已经撤出,西方媒体还把这一消息通知了CCTV总部。主控机房的哥儿们姜涛在电话里再三要求我们加倍小心。
在塞尔维亚电视台大厅,娜达一见到我便大惊失色:“顾,你还来干什么?!北约今晚要空袭我们塞尔维亚电视台你知道吗?”。娜达说:“今天下午4点钟,原先总是泡在这里的所有外国记者’呼啦’一下全逃走了。”
娜达的话,使本来已经紧张的空气更加充满了火药味。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来了,我们就没有再退出的道理。
胖胖的娜达一般都喜欢乘电梯上四楼的卫星传送机房,不管是否是在空袭时间。有几次空袭警报拉响以后,我并不想和她一起乘电梯,因为那个小小的老电梯很难同时装得下两个大个子和一个胖女人,但每次娜达总是热情邀请,弄得我盛情难却,为了表现中华好男儿在北约空袭的威胁面前“须眉不让巾帼”的豪迈气概,我们硬是挤在了一个小铁盒子里面。往往是三个大个子进去了,老电梯里的两扇小门总是难以关上,所以三个大个子还要互相再挤一下,由于实在和娜达贴得太紧,我都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但娜达从不介意,而且总是笑眯眯的。碰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要是和一位苗条的塞尔维亚姑娘一起乘电梯就好了,即使北约一枚导弹飞来,我肯定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抢在导弹亲吻小姐之前,吻一下美丽的塞尔维亚姑娘,那样的话,我将死而无憾,将来南斯拉夫方面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一拉开电梯,就会发现里面还有一尊名为“吻”的黑色的雕塑,其震撼力绝对要超过罗丹艺术馆那白色的大理石原作。有几次机会真的来了,电梯里一下进来了两位婀娜多姿的塞尔维亚少女,奇怪的是小电梯并没有出现我所预料的那样拥挤,那是因为塞族姑娘太苗条了。
晚上20点,我在塞尔维亚电视台把节目编辑合成完毕,并通过了当局的新闻审查。
20点05分,新闻编辑完毕,王琳从北京再次给我打来电话,她通知说:卫星时间改动,提前5分钟,即从当地时间20:20—20:30。
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尽管卫星传送时间才提前了5分钟,但这意义非同寻常。我冲着手机说:“太谢谢啦!这5分钟,很可能就是把我们救出地狱的5分钟。”
20点07分我进入卫星机房,负责卫星传送的联系和协调,老王的任务依然在是另一侧的机房负责放录像带。我通过对讲机,通知他为了争取时间,减少牺牲,今晚只传新闻部分约2分钟,不传素材部分,传完后他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等我。
从卫星传送机房可以直接看到外面黑压压的天空,好像全世界的观众都已经到场,现在蛮牛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就等待这北约飞行斗牛士闪亮登场。
20点16分,全城响起了空袭警报声。
我已经别无退路!
20点16分,全城响起了空袭警报声!号角已经拉响,全副武装的北约飞行 斗牛士已经出场了!
夜是那么的黑,透过层层夜幕,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前辈曼德拉,他在喊:我在南非的罗本岛上关了27年,也没有赶上与导弹相会的机会。中国老弟,你行啊!
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遇刺身亡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他在喊:取我性命的只是一颗小小的子弹,将与你相会的将是更庞大千万倍的巡航导弹。中国老弟,我甘拜下风!
我仿佛看到黑压压的观众席上有带着金丝边眼睛的台党委专职副书记南玉敏,她在喊:顾玉龙,台党委相信你是好样的!
所有的人都在翘首以待,惟独有两个人把脸埋在手间:年青者是我妻子,年老者乃我母亲……突然外面走廊里一片混乱的脚步声和嘈杂声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我打开卫星机房的门一看:天哪,那些以往听到警报声岿然不动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此时已经乱成一团,走廊里挤满了妇女,她们纷纷抓起挎包,一边往包里塞东西,一边往地下室的方向挤冲过去。温文尔雅不见了,淑女风度不要了,一位小姐掉了鞋,被后来者狠狠地踩了一脚,一位女士慌乱之中,把钥匙和钱包塞到了包外,第纳尔撒了一地……
但人群里没有一名男子。
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动,达科和我都一言不发。
离卫星开通的时间还差4分钟——极其漫长的4分钟!
双手扶在门上,我明显地感到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回头看去,达科并没有紧张,也没有慌乱。
卫星传送机房是塞尔维亚电视台最重要的部门,如果遭到北约的轰炸,这里肯定是首当其冲。
今天是1999年4月7日,难道“4• 7”就是我们大家的“死期”吗?
一阵风儿吹过,窗外贴着的防冲击波胶布在哗哗作响。这时伊莲娜推门进来,她是来替代娜达值夜班的。我一把把她推出门说:“伊莲娜,这里有我和达科,你就不必来了。”
伊莲娜有一对幼小的双胞胎女儿,孩子离不开娘。达科还是单身汉,我已经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太多的负担。让我感到内疚的是我把有妻、女的老王也拉了进来,他实际上今晚可以不来,因为塞尔维亚电视台每天有人专门负责放录像带。
推走伊莲娜,我重重地关上了机房的大门,就像“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众人选择的是套上救生衣逃生,而老船长却选择心爱的驾驶室作为其最后的归宿……
人的一生恐怕很难赶上一次真正的生死抉择,在南斯拉夫前线,偏偏让我顾玉龙赶上了!此时我完全可以选择逃离,这也是央视李东生台长的明确指示,但到了此时,既然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个职业,我已经别无退路!
注:
本文作者为1999年中央电视台驻南斯拉夫记者,当时北约正与南斯拉夫军队开战。
(皓月节选《我在北约机翼下追逐巡航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