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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了解民族思维差异在翻译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东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本文针对词和语句的翻译，举例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中语义理解的影响。
关键词 英汉思维 差异 翻译 结构调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则是思维外化的载体，记录着思维的成果。“没有语言，则是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正其实”（李瑞华，1996）。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思维对语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所以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思维的共性是翻译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虽然各民族语言存在着差异，但都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规律指称事物、表情达意等。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原作及其作者）和翻译客体（译者）之间的沟通依靠的就是这种共性。然而，不同的民族对客观世界感知的角度不同，认识的视点不同，思维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那么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东西方对峙的方法来描述其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常被描述为“具体的”、“直观的”、“模糊的”；而西方民族的思维被描述为“抽象的”、“客观的”、“精确的”（包惠南，2001）。还有的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比较，认为东方人是本体的，对事物不甚讲究分析；而西方人是理性的，往往着眼于分析原理，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因此从语言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差异、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和本体型思维与客体型思维的差异三个方面。这些差异反映到语言形式上，便对跨文化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对翻译过程中语义的理解和传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
东西方民族都具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侧重。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体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起源”，中医以“观颜察色”诊治疾病，人们在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美学则以“意象”为中心范畴。而西方文化秉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西方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以科学分析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性，然后抽象概括，形成柏拉图所称的“理念世界”（包惠南，2001）。因此，汉文化“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则形成了偏重抽象化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到了句子词汇的使用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依据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进行有效的词义转换。一般说来，汉语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而较多地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例如：
1、This gift was a great success.
译文：这次礼送的人家开心。
2、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 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
译文：聪明人防患于未然，愚蠢者临渴掘井。
例1中的“success”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名词，常被直译为“成功”。但是如果将此例直接译为“这个礼物是一大成功”，显然是不符合汉语遣词造句的行文习惯的，会让中国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例2中的“wisdom”和“folly”均表示的是具有抽象概念的一类人，这对习惯抽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词义简洁明确，易于理解；但是习惯具体思维的中国读者在理解上就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善于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之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二、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这就致使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整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看作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而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自然是人类的认识对象，认识宇宙、征服自然是人类的根本任务；人和自然这两者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可以说西方的哲学观主要是二元论，而非整体论。这种把自然宇宙置于人的对立面的哲学思想使得西方的认识论特别发达，形成分析型的思维习惯。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的结构形态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的句法具有较强的涵盖力，在时态上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而分析型的思维方式是英语具有严谨的句法结构，时态准确明了。例如：
1、“他来了，我走。”这句话可能作下面几种理解：
如果他来，我就走。
译文：If he comes， I will go.
既然他来，我可以走了。
译文：Since he comes， I will go.
当他来时，我就走。
译文：When he comes， I will go.
因为他来，所以我走。
译文：As he has come， I must go now.
2、他等医生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译文1：He has been waiting for the doctor for three hours.
译文2：He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doctor for three hours. 对比以上两组句子，不难发现和英语相比，汉语的时态范畴相对模糊。而英语共有16个时态，其中常用有7个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这些时态虽然有灵活交替的情况，但其基本的范畴是规范的，即特定的时态概念上有特定的形式表示法。汉语则不同，其时间概念往往模糊化，隐含化，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较难把握的恐怕就是无任何标记时态问题。因此在面对此类翻译问题时，译者因从民族思维习惯差异的角度出发，结合上下文，通过语境来判断时态和语义，获得较合理的翻译。
三、本体型思维和客观型思维的差异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西方文化以物为主体。我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中国文化就是以人文为中心，本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李瑞华，1996）。这种人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就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和研究。而西方文化则以自然为本位，比较偏重于对客观自然的观察和研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超然于自然界之外，人的本性就是要凭借自身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征服自然。这种重视外向探索的精神，使得西方民族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客观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分析和研究的中心。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形态上，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由于中国人主体意识很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通常以人为主语，甚至出现大量的无主语句和主语省略句；而西方人强调客观，因而英语句子常以物或抽象概念为主语。例如：
1、热的我满头大汗。
译文：The heat makes me sweat.
只见她一身珠光宝气，绰约宜人。
译文：She showed up in a graceful manner， gleaming with jewelry.
搞得我心乱如麻。
译文：It made me upset.
2、His passion carried him astray.
译文：他因感情冲动而误入歧途。
An idea suddenly struck him.
译文：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
Neither sorrow nor regret followed my passionate outburst.
译文：我发了一阵怒之后，并不难过，也不后悔。
在第一组句子中，可以看出由于说话者的自我意识很强，第一人称主语都已被省去。所以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不能拘泥于汉语的句子结构，而应该适当的增添主语，以符合西方的思维习惯。同时，在第二组句子中，原文的主语都不是行为的发出者，这显然和汉民族的思维逻辑有一定的出入。因此，在英译汉的过程中，译者应对主语进行一定的变换，尽量以行为的发出者作为译文句子的主语，这样才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读者易于理解。
四、结束语
由于东西方民族的历史、生态、宗教、民情和习俗的不同，对于同一思维对象或内容，东西方民族的思维角度可能不尽一致，从而在语言上会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而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交换，那么在语言的交换中就必然要进行文化的交换。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充分的了解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弄清原语的真实内涵，把握好翻译的原则和尺度，才能使译文最贴近又最自然。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刘重德.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5]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语义的确立[M].中国翻译，1998（1）.
[6]思果.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M].中国翻译，2000（4）.
[8]于建平.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中词义和语义的理解的影响[M].中国翻译，2000（3）.
[9]李天云，梁本彬.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谈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方法.Proceedings of 2013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3） Volume 3[C].2013.
[9]韩彩英，武娟娟.从语法-逻辑构造差别看中西思维差异——以英汉语言比较为例[J].理论月刊，2014（06）.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 英汉思维 差异 翻译 结构调整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而语言则是思维外化的载体，记录着思维的成果。“没有语言，则是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正其实”（李瑞华，1996）。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的，其中思维对语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所以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思维的共性是翻译的基础。人类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虽然各民族语言存在着差异，但都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规律指称事物、表情达意等。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原作及其作者）和翻译客体（译者）之间的沟通依靠的就是这种共性。然而，不同的民族对客观世界感知的角度不同，认识的视点不同，思维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那么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东西方对峙的方法来描述其思维方式的差异。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常被描述为“具体的”、“直观的”、“模糊的”；而西方民族的思维被描述为“抽象的”、“客观的”、“精确的”（包惠南，2001）。还有的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比较，认为东方人是本体的，对事物不甚讲究分析；而西方人是理性的，往往着眼于分析原理，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因此从语言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差异、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和本体型思维与客体型思维的差异三个方面。这些差异反映到语言形式上，便对跨文化交际双方的相互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对翻译过程中语义的理解和传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具体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
东西方民族都具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侧重。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体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抽象性。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起源”，中医以“观颜察色”诊治疾病，人们在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美学则以“意象”为中心范畴。而西方文化秉承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尚思”，西方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以科学分析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性，然后抽象概括，形成柏拉图所称的“理念世界”（包惠南，2001）。因此，汉文化“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则形成了偏重抽象化的思维方式。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到了句子词汇的使用上。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依据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进行有效的词义转换。一般说来，汉语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词，而较多地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例如：
1、This gift was a great success.
译文：这次礼送的人家开心。
2、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 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
译文：聪明人防患于未然，愚蠢者临渴掘井。
例1中的“success”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名词，常被直译为“成功”。但是如果将此例直接译为“这个礼物是一大成功”，显然是不符合汉语遣词造句的行文习惯的，会让中国读者觉得不知所云。例2中的“wisdom”和“folly”均表示的是具有抽象概念的一类人，这对习惯抽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词义简洁明确，易于理解；但是习惯具体思维的中国读者在理解上就会有一定难度。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善于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之符合汉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达到较好的翻译效果。
二、综合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的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孜孜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这就致使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整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即将宇宙看作一个整体，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而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中，自然是人类的认识对象，认识宇宙、征服自然是人类的根本任务；人和自然这两者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可以说西方的哲学观主要是二元论，而非整体论。这种把自然宇宙置于人的对立面的哲学思想使得西方的认识论特别发达，形成分析型的思维习惯。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的结构形态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的句法具有较强的涵盖力，在时态上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而分析型的思维方式是英语具有严谨的句法结构，时态准确明了。例如：
1、“他来了，我走。”这句话可能作下面几种理解：
如果他来，我就走。
译文：If he comes， I will go.
既然他来，我可以走了。
译文：Since he comes， I will go.
当他来时，我就走。
译文：When he comes， I will go.
因为他来，所以我走。
译文：As he has come， I must go now.
2、他等医生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译文1：He has been waiting for the doctor for three hours.
译文2：He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doctor for three hours. 对比以上两组句子，不难发现和英语相比，汉语的时态范畴相对模糊。而英语共有16个时态，其中常用有7个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这些时态虽然有灵活交替的情况，但其基本的范畴是规范的，即特定的时态概念上有特定的形式表示法。汉语则不同，其时间概念往往模糊化，隐含化，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较难把握的恐怕就是无任何标记时态问题。因此在面对此类翻译问题时，译者因从民族思维习惯差异的角度出发，结合上下文，通过语境来判断时态和语义，获得较合理的翻译。
三、本体型思维和客观型思维的差异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西方文化以物为主体。我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人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中国文化就是以人文为中心，本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李瑞华，1996）。这种人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就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和研究。而西方文化则以自然为本位，比较偏重于对客观自然的观察和研究。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人超然于自然界之外，人的本性就是要凭借自身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征服自然。这种重视外向探索的精神，使得西方民族逐渐形成了客体型的思维方式，即把客观自然世界作为观察、分析和研究的中心。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形态上，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由于中国人主体意识很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通常以人为主语，甚至出现大量的无主语句和主语省略句；而西方人强调客观，因而英语句子常以物或抽象概念为主语。例如：
1、热的我满头大汗。
译文：The heat makes me sweat.
只见她一身珠光宝气，绰约宜人。
译文：She showed up in a graceful manner， gleaming with jewelry.
搞得我心乱如麻。
译文：It made me upset.
2、His passion carried him astray.
译文：他因感情冲动而误入歧途。
An idea suddenly struck him.
译文：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主意。
Neither sorrow nor regret followed my passionate outburst.
译文：我发了一阵怒之后，并不难过，也不后悔。
在第一组句子中，可以看出由于说话者的自我意识很强，第一人称主语都已被省去。所以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不能拘泥于汉语的句子结构，而应该适当的增添主语，以符合西方的思维习惯。同时，在第二组句子中，原文的主语都不是行为的发出者，这显然和汉民族的思维逻辑有一定的出入。因此，在英译汉的过程中，译者应对主语进行一定的变换，尽量以行为的发出者作为译文句子的主语，这样才能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读者易于理解。
四、结束语
由于东西方民族的历史、生态、宗教、民情和习俗的不同，对于同一思维对象或内容，东西方民族的思维角度可能不尽一致，从而在语言上会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而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交换，那么在语言的交换中就必然要进行文化的交换。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充分的了解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弄清原语的真实内涵，把握好翻译的原则和尺度，才能使译文最贴近又最自然。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刘重德.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
[5]彭保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翻译中语义的确立[M].中国翻译，1998（1）.
[6]思果.翻译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M].中国翻译，2000（4）.
[8]于建平.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中词义和语义的理解的影响[M].中国翻译，2000（3）.
[9]李天云，梁本彬.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谈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方法.Proceedings of 2013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ICASS 2013） Volume 3[C].2013.
[9]韩彩英，武娟娟.从语法-逻辑构造差别看中西思维差异——以英汉语言比较为例[J].理论月刊，2014（06）.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