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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3-0054-02
摘要：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学者，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的史学家李贽。他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思想家。本文论述了李贽在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所作出的理论创造，以展示其在中国以及国际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凸显了李贽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探索现代理性重建之路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贽 理论特色 鲜明特点 卓越贡献 借鉴意义
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衍之奥。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其间，这块土地上尽管曾经兵连祸结，读书人尽管常有黍离之叹，然而，任何暴君和强盗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韧的筋和最硬的骨。这些筋骨早已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號卓吾。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的史学家。回族。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1]（1），姓林，元朝以后迁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为避祸改姓李。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他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2]（75）后遭劾下狱，自刎而死。“他以一位先知先觉者的犀利目光，深刻洞察时代的矛盾和社会发展行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以非凡的超前意识和过人胆识，认真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人生真谛” [3]（623），建立了一个不仅超迈前古、也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的新的思想体系。
一、在政治方面的理论特色
李贽“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国家”[4]（53），他深刻认识到专制制度是“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2]（15-16）的制度，是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制度、专制统治者不受制约的制度、只需要奴才而不需要人才的制度，它是社会动乱、民族危机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
李贽主张“治人之理”[2]（81）的观点，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应该以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富强为政治的最高原则，“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5]（227）。他主张言论自由，认为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相互宽容，还认为君、臣、民之间的人身应该平等。他反对特权人治的身份特权，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反对重用奴才和庸才的传统用人标准，主张“英君非能臣不使”[6]（264），提倡任用真正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英雄豪杰之士。提倡合理的欲望是人的权利，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趋利避害，人人同心”[2]（38）。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扩大地方权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7]（536-537），使民族在遭遇外来入侵时能够组织有效的抵抗。纵观后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张，几乎都是李贽曾经提出过的。也许李贽不如他们有那么深沉的对于亡国之祸的切肤之痛，也不如他们对改革的主张论述得那么系统和深入，但李贽真不愧为他的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7]（353）的光辉命题，把抽象的民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具有鲜明的近代政治思想的特征。
二、在经济方面的鲜明特点
为了挽救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李贽紧紧围绕着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救荒问题、国家的财政危机等问题来展开其经济思想的论说。他鲜明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2]（47）这一深刻命题，他提出了“民以食为天”[8]（691）这一头等大事为急务的主张，强调“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7]（353），大力主张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节功能，“厚农以资商，资商以利农”[1]（49）使灾民得到救助，也使商人得到其合理的利益。为了解决民族危机时期的财政问题，他认为民族的利益高于官僚集团和富商大贾们的利益，因而极为赞赏汉代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战争的财政问题所采取的特殊的经济政策。同时，为适应晚明中国社会开始从自然经济向近代式的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李贽又深刻论述了他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主张“强者弱之归”[7]（375）的自由经济竞争，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7]（365）。此外，他还力图为新的经济秩序奠定经济伦理的基础，倡导“勤俭致富，不敢安命”[2]（49）的经济伦理，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在思想方面的卓越贡献
1.哲学。他以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的‘童心说’” [2]（92）为核心，深刻论证了“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7]（372）的人学本体论思想。用“人人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7]（93）的思想，把人学本体论的论证落实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具体的个人。他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9]（7）的主张，“重新评说诸子百家”[6]（88-89），力图使人们的思想从道统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他提倡“实学实行实说”[2]（95），主张以社会功利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深刻论证了“为道屡迁，变易匪常”[7]（350）的辩证发展观。他鲜明地提出了“士贵为己，务自适”[5]（315）的主张，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需求和创造性。他提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7]（11），就是尊重自然，根据规律决定人的行为。他主张“乾立群龙之首”[7]（93-94），不仅反映了李贽的平民意识，更是他对时代思潮敏锐的把握。还提出“立命时，我做主矣”[5]（176），即自己创造自我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具有近代意义的自我觉醒的鲜明表现。
2.道德伦理。他鲜明地揭示了“人必有私” [7]（358）的事实，提出了“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10]（625）的命题，表达了要求把一切人都当人看的时代要求。他直面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揭示了“天下尽市道之交”[2]（73）这一新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肯定人民大众满足其物质生活欲望、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是“善而不是恶”[11]（238）。他提倡在尊重人的个性的前提下合理解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十分重视维护人的道德尊严。他提出“大道不分男女”[2]（84-85）光辉命题，初步表达了主张男女平等、肯定妇女权利、提倡妇女解放、讴歌婚姻恋爱自由，他肯定了妇女为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道德价值。他阐述了“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7]（16）的人格平等思想。他提倡“豪杰精神”[2]（3-4），热烈赞美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显示了一位为了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情操。
3.史学。李贽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2]（201-202）命题，主张历史学研究应重在揭示兴亡治乱的历史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昭彰事实、垂鉴后世”[3]（300-310）的社会功能，为“志在救时”[12]（127）的实践目的服务。他在史书的体例上有一个重要的创造，即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立‘世纪’体”[3]（300），把帝王之家谱化作中国历史上兴亡治乱的时代推移，有利于人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7]（350-351）的启迪。他提出著名的“论赞须具旷古只眼”[2]（188）说，系统地阐明了在历史学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历史感情的关系问题，明确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应该以感情代替历史科学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提出了“原情论势”[2]（195）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有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设身处地于古人的历史情境，神交古人，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说。
4.文艺美学。他从“童心说” [2]（92）出发，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92），因此，他提出了“自然之谓美”[13]（248）的命题，强调要因乎人性之自然来表达、抒发真实的情感，而不要有丝毫的矫强和伪饰。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风格是随时代变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行秦”[2]（92），自然会有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的作品。他提出“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2]（43）的深刻命题，强调文学家应具有独立特行的精神，只有胸中绝无俗气，才能下笔不作寻常语；并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 [2]（101-102）、“怒骂成诗”[2]（200）说。他的这些思想，特别是在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艺领域，影响最为明显。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种种“奇谈怪论”[2]（200），使纲常名教、圣贤道学偶像无不威风扫地，灵光隳沉。
四、结论
后人对于李贽的评论，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人，都承认李贽确实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奇人、狂人，奇得令人瞠目，狂得无所畏惧。古往今来，凡创新者皆有几分狂气。但像李贽这样的狂者，在亘古以来的学者中，确实极其罕见。
李贽思想在晚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也。”[5]（338）这种情形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惶恐不安，于是在万历、天启年间两次下令禁毁李贽著作，但收效甚微。直到清初，“其书行于人间自若也。”[14]（668）后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借表彰李贽思想来宣传反对专制主义、要求政治改革的进步思想。西方人知道李贽是通过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李贽是“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15]（338），李贽因而名扬世界。十九世纪中叶，李贽学说流传于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许多研究李贽思想的成果。向西方学界介绍李贽的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意义，认为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所产生的许多“为思想人格自由作殊死战”[16]（223）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兴气锐的言论，不仅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以及他所提出的很多真知灼见，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3]（623）。在当今的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李贽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之建设，对于探索现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1]张惠著.《李贽：老愤青的童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2]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许苏民著．李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法）孟德斯鸠著，严复译．论法的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5]（明）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6]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五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汉）班固．赵一生点校．《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9]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M].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三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鄢烈山，朱建国著.李贽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12]（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
[13]许建平著．李卓吾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4]（清）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八《李贽》[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5]（意）利玛窦原著，（比）金尼阁整理，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16]（德）福兰阁著．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J]．《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
摘要：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学者，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的史学家李贽。他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思想家。本文论述了李贽在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所作出的理论创造，以展示其在中国以及国际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凸显了李贽的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探索现代理性重建之路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贽 理论特色 鲜明特点 卓越贡献 借鉴意义
一个民族，存在，定有其存在之理；一种文化，繁衍，亦必有其繁衍之奥。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已存在、繁衍了五千多年，其间，这块土地上尽管曾经兵连祸结，读书人尽管常有黍离之叹，然而，任何暴君和强盗都不能割断我们文化中那些最韧的筋和最硬的骨。这些筋骨早已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號卓吾。明末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的史学家。回族。原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1]（1），姓林，元朝以后迁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为避祸改姓李。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他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2]（75）后遭劾下狱，自刎而死。“他以一位先知先觉者的犀利目光，深刻洞察时代的矛盾和社会发展行将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以非凡的超前意识和过人胆识，认真反省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人生真谛” [3]（623），建立了一个不仅超迈前古、也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的新的思想体系。
一、在政治方面的理论特色
李贽“以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国家”[4]（53），他深刻认识到专制制度是“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2]（15-16）的制度，是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制度、专制统治者不受制约的制度、只需要奴才而不需要人才的制度，它是社会动乱、民族危机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
李贽主张“治人之理”[2]（81）的观点，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应该以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富强为政治的最高原则，“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5]（227）。他主张言论自由，认为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相互宽容，还认为君、臣、民之间的人身应该平等。他反对特权人治的身份特权，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反对重用奴才和庸才的传统用人标准，主张“英君非能臣不使”[6]（264），提倡任用真正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英雄豪杰之士。提倡合理的欲望是人的权利，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趋利避害，人人同心”[2]（38）。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扩大地方权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7]（536-537），使民族在遭遇外来入侵时能够组织有效的抵抗。纵观后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张，几乎都是李贽曾经提出过的。也许李贽不如他们有那么深沉的对于亡国之祸的切肤之痛，也不如他们对改革的主张论述得那么系统和深入，但李贽真不愧为他的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7]（353）的光辉命题，把抽象的民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具有鲜明的近代政治思想的特征。
二、在经济方面的鲜明特点
为了挽救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李贽紧紧围绕着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救荒问题、国家的财政危机等问题来展开其经济思想的论说。他鲜明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2]（47）这一深刻命题，他提出了“民以食为天”[8]（691）这一头等大事为急务的主张，强调“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7]（353），大力主张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政府对市场物价的调节功能，“厚农以资商，资商以利农”[1]（49）使灾民得到救助，也使商人得到其合理的利益。为了解决民族危机时期的财政问题，他认为民族的利益高于官僚集团和富商大贾们的利益，因而极为赞赏汉代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战争的财政问题所采取的特殊的经济政策。同时，为适应晚明中国社会开始从自然经济向近代式的市场经济转型的需要，李贽又深刻论述了他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主张“强者弱之归”[7]（375）的自由经济竞争，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7]（365）。此外，他还力图为新的经济秩序奠定经济伦理的基础，倡导“勤俭致富，不敢安命”[2]（49）的经济伦理，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在思想方面的卓越贡献
1.哲学。他以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的‘童心说’” [2]（92）为核心，深刻论证了“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7]（372）的人学本体论思想。用“人人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7]（93）的思想，把人学本体论的论证落实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具体的个人。他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9]（7）的主张，“重新评说诸子百家”[6]（88-89），力图使人们的思想从道统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他提倡“实学实行实说”[2]（95），主张以社会功利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深刻论证了“为道屡迁，变易匪常”[7]（350）的辩证发展观。他鲜明地提出了“士贵为己，务自适”[5]（315）的主张，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需求和创造性。他提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7]（11），就是尊重自然，根据规律决定人的行为。他主张“乾立群龙之首”[7]（93-94），不仅反映了李贽的平民意识，更是他对时代思潮敏锐的把握。还提出“立命时，我做主矣”[5]（176），即自己创造自我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具有近代意义的自我觉醒的鲜明表现。
2.道德伦理。他鲜明地揭示了“人必有私” [7]（358）的事实，提出了“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10]（625）的命题，表达了要求把一切人都当人看的时代要求。他直面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揭示了“天下尽市道之交”[2]（73）这一新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肯定人民大众满足其物质生活欲望、追求合理的私人利益是“善而不是恶”[11]（238）。他提倡在尊重人的个性的前提下合理解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十分重视维护人的道德尊严。他提出“大道不分男女”[2]（84-85）光辉命题，初步表达了主张男女平等、肯定妇女权利、提倡妇女解放、讴歌婚姻恋爱自由，他肯定了妇女为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崇高道德价值。他阐述了“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7]（16）的人格平等思想。他提倡“豪杰精神”[2]（3-4），热烈赞美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显示了一位为了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情操。
3.史学。李贽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2]（201-202）命题，主张历史学研究应重在揭示兴亡治乱的历史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昭彰事实、垂鉴后世”[3]（300-310）的社会功能，为“志在救时”[12]（127）的实践目的服务。他在史书的体例上有一个重要的创造，即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立‘世纪’体”[3]（300），把帝王之家谱化作中国历史上兴亡治乱的时代推移，有利于人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7]（350-351）的启迪。他提出著名的“论赞须具旷古只眼”[2]（188）说，系统地阐明了在历史学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事实判断与历史感情的关系问题，明确主张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应该以感情代替历史科学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提出了“原情论势”[2]（195）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有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设身处地于古人的历史情境，神交古人，才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说。
4.文艺美学。他从“童心说” [2]（92）出发，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92），因此，他提出了“自然之谓美”[13]（248）的命题，强调要因乎人性之自然来表达、抒发真实的情感，而不要有丝毫的矫强和伪饰。他认为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风格是随时代变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行秦”[2]（92），自然会有体现人的至性至情的作品。他提出“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2]（43）的深刻命题，强调文学家应具有独立特行的精神，只有胸中绝无俗气，才能下笔不作寻常语；并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 [2]（101-102）、“怒骂成诗”[2]（200）说。他的这些思想，特别是在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艺领域，影响最为明显。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种种“奇谈怪论”[2]（200），使纲常名教、圣贤道学偶像无不威风扫地，灵光隳沉。
四、结论
后人对于李贽的评论，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人，都承认李贽确实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奇人、狂人，奇得令人瞠目，狂得无所畏惧。古往今来，凡创新者皆有几分狂气。但像李贽这样的狂者，在亘古以来的学者中，确实极其罕见。
李贽思想在晚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也。”[5]（338）这种情形引起了专制统治者的惶恐不安，于是在万历、天启年间两次下令禁毁李贽著作，但收效甚微。直到清初，“其书行于人间自若也。”[14]（668）后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借表彰李贽思想来宣传反对专制主义、要求政治改革的进步思想。西方人知道李贽是通过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李贽是“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15]（338），李贽因而名扬世界。十九世纪中叶，李贽学说流传于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了许多研究李贽思想的成果。向西方学界介绍李贽的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意义，认为李贽是中国十六世纪所产生的许多“为思想人格自由作殊死战”[16]（223）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富于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兴气锐的言论，不仅使他成为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对于晚清思想解放运动、日本明治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怀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以及他所提出的很多真知灼见，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3]（623）。在当今的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李贽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之建设，对于探索现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1]张惠著.《李贽：老愤青的童心》[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2]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许苏民著．李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法）孟德斯鸠著，严复译．论法的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5]（明）李温陵著，张业整理．李贽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6]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五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汉）班固．赵一生点校．《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9]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二卷）》[M].北京：社會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三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鄢烈山，朱建国著.李贽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12]（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
[13]许建平著．李卓吾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4]（清）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八《李贽》[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5]（意）利玛窦原著，（比）金尼阁整理，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16]（德）福兰阁著．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J]．《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