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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远古时代中原文化传入西域，对西域史前文化深度整合重组，彼此交流融合，形成具有西域特色的新疆地方文化，然后又表现为东向传播的趋势，最终抵达中原文明的腹心区，参与到中原文明的发展之中，呈现出文化发展的向心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有青铜冶制文化东传，麦类种植文化东传，牛羊驯养文化东传，它们被认为是中原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的外来文化因素，这就打破了传统中原文化中心论的桎梏，极大拓展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西域文化；发展；向心倾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西域文化在地理上处于欧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长期以来，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多把这里作为欧亚文明传播的走廊。自远古时代开始，西域与东西方的居民西来东往，尤其是与中原内地迁入西域的古老族群不断联姻、重组，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发展趋势，更多表现为中原文化对西域史前文化的深度整合。西东向的文化传播，虽对西域文化的交替与重构过程起到明显作用，但西域文化仍表现出强烈的面向中原内地的文化向心倾向，形成了兼容并蓄、选择适应、包容开放的文化内涵和独有的特质。在中亚西部和西亚起源并发展起来的青铜技术、麦类等农作物种植技术、黄牛和绵羊驯养技术等文化因素，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文化因素自其起源之初就向周边地区传播，目前尚无法确定它们传播到新疆的具体时间及路径，但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内，它们就出现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并因而改变新疆的物质文化面貌、经济产业结构，把新疆史前史推进到青铜时代的新阶段。西来的这些文化因素，进入新疆后很快被融为地方文化，成为新疆远古文化的重要构成。然后它们又从新疆出发，陆续沿着天山通道，经过河西走廊，传播到甘青地区黄河上游的黄土谷地，最终抵达中原文明的腹心区，参与到中原文明的形成过程。新疆远古文化因素的东向传播，更多呈现出一种文化向心倾向，笔者拟从青铜冶制文化、麦类种植文化和牛羊驯养文化三类具有代表性文化的东传来探析西域文化的向心倾向。
一、青铜冶制文化的东传
青铜技术最早出现在中亚西南部的山前绿洲，然后向周围传播，青铜技术东向传播首先进入中亚南部绿洲和近东一带，并快速地向欧洲北部草原和亚洲草原传播。总的看来，亚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晚于欧洲草原。“青铜器沿着欧亚北部森林草原东向传播，抵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和环阿尔泰山地，时间在公元前3000纪中叶到公元前2000纪初，分布在这一区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中普遍发现青铜器。”[1]早期青铜技术很可能通过中亚北部草原作用于新疆和整个中亚东部，青铜冶制技术经中亚南部绿洲区的东向传播，应该也是一条重要通路，只是我们目前对这条线路的情况了解不多。
（一）新疆青铜文化异军突起
“1973年，新疆天山的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采集有17件铜器，推测铜器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2]如果这一看法无误，这是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铜器。1979年，“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中见有零星的红铜片，墓地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3]148暗示了当时存在有先进的青铜工具。1934年，瑞典人贝格曼调查罗布泊小河五号墓地时未见陶器和铜器。“2002—2005年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与研究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4]小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纪末到公元前2000纪前半叶。20世纪80年代发掘哈密盆地天山北路墓地时，在700余座墓葬中出土以千计的各类铜器。天山北路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经常出土数件，多的可至数十件青铜器，器类主要为装饰品，有耳环、手镯、珠、镜等；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等。“天山北路墓地是目前为止中国境内青铜器出土数量最多、类型丰富、青铜技术领先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纪末到公元前2000纪中叶。”[5]小河墓地和天山北路墓地的青铜器，从成分、铸造技术、器物形体等方面看，都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当时中国境内其他区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青铜器尚处于萌芽状态，只在中国西北一隅的青铜文化显出异军突起景象。
（二）西北青铜文化圈的形成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了甘青地区最早的一件青铜刀，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000纪。”[6]111其后这一区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个别墓葬中，发现零星属于公元前3000纪下半叶的铜器。“公元前2000纪初以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全新境地。”[7]
新疆天山东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甘青地区马厂、齐家及四坝文化，普遍发现公元前2000纪初的青铜器。这一区域不同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数量不同，存在西多东少的基本趋势，制法和器物类型虽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共性，青铜文化间的内在关系十分密切。结合中亚草原地区早期青铜器的东传过程可以看出，“至少到公元前3000纪末开始，掌握着先进冶铜技术的西来人群大规模进入阿尔泰和新疆天山一带，很快与这里的地方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在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导致了相对成熟和领先的青铜文化，最早出现在新疆东天山和中国西北的其他地区，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5]64揭开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一页。
（三）中原早期青铜器的起源
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过一件黄铜片，曾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铜器，不过这件铜片是否真的存在及其在青铜历史上是否有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其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偶见有铜器残片”；[8]其后的公元前3000纪后半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中原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到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铜器基本出土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据研究，“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世纪。”[9]因此，近年来有学者把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 基于上述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的发现，考古学家和冶金历史学家虽经长期的探索与研究，既无法在仰韶文化早期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像众所周知的欧亚西部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建立起完整和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发展史的体系，也很难将上述中原新石器时代偶见的残铜片铜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中原夏朝考古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车载斗量，然而对公元前1600年后这一文化突然发展起来的青铜器，依然难以说清其起源的背景，一些青铜器在中国难寻其踪迹，如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部分铜器，显然不是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器物，相反这类器物在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里比较常见，而且出现的时代较早。据这些线索，把中原早期青铜文化起源研究的视野转向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即青铜文化出现更早的西北地区，无疑会有利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四）史前青铜之路
最早出现在西亚的青铜冶铸技术，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周围传播。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初，中亚西部多数地区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000纪前后，零星的青铜器出现在中亚东部的新疆、甘青和中原个别区域，直到公元前3000纪中叶结束时，中原地区各种手工业技术快速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青铜器却依然是罕见之物。公元前2000纪以后，青铜冶制技术的西东向传播再次掀起了高潮期，青铜文化地方化过程也进一步深化。“公元前2000纪上半叶，从早至晚在中国西北、北方和中原陆续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冶铜制铜中心，”[5]公元前19世纪以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偶见的刀、铃、牌饰等，多是在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文化因素，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的长方形和圆形牌饰等器物，更具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斧和青铜戈，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受到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有青铜斧的影响而产生。”[10]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中的外来元素逐渐辨析出来，掀起了欧亚东部早期青铜器起源研究神秘面纱的一角，揭示了史前青铜之路开辟的深层意义。
中原地区到了公元前17世纪以后，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才有了大型的青铜礼器，如青铜鼎、爵等陆续出现，最终形成了中原青铜器的传统，并很快取得了优势地位，开始对周边文化施加影响。
二、麦类种植文化的东传
距今1万年前，近东西亚绿洲区域的古代居民首先培育出了小麦和大麦。公元前1万年后小麦种植技术就传到中亚东南绿洲的区域，“公元前3000纪前后的喀什米尔山谷布尔扎洪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麦类标本，表明这一区域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种植了麦粒农作物。”[11]86
公元前3000纪内麦子种植技术已传入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墓葬随葬草编小篓内装有小麦粒。”[3]203小河墓地是目前东亚地区早期小麦标本出土最为集中的遗存，“墓地墓葬中死者的胸腹部和身下多撒有小麦，一儿童身上几乎撒满了小麦，小河人身裹的毛织斗篷边缘都扎有小布包，内包麻黄草枝、小麦粒等。”[12]390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彩陶图案中有一类是绘在陶器腹部的“松枝纹”样，像是麦穗的摹写，类似的纹样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的泥版文书中见到过，公元前2400年“大麦”的楔形文字仍延续这样的图像。“天山北路墓地一件陶罐的双耳上绘出男女人物形象，人头绘成禾苗状，双手绘成穗状，怀疑描绘的是作物神。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中有一类长方形镂孔牌饰，图案也像是并排的麦穗。”[13]这些现象表明农业祭祀活动相当频繁。
1975—1989年间，“五次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有小麦类遗存，”[14]195据研究，其时代在公元前3000纪初到公元前3000纪中叶。“近年在青海省互助县的封台遗址浮选出小麦，”[14]195年代判断为公元前2000纪中叶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西藏昌果沟遗址的H2（灰坑）堆积中获取3000粒碳化植物种子科，其中也有麦类植物，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在公元前1370年。”[15]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的一间房址泥皮中鉴定出小麦杆印痕，”[16]118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此后，在黄河中下游龙山中晚期，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些遗址零星见有麦子遗存，重要的有山东日照两城镇、山东聊城校场铺、山东胶州赵家庄龙山晚期遗址。“公元前20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阶段，在中原地区发现更多的含小麦的遗存，重要的地点有河南洛阳关林皂角树、河南焦作西金城、河南禹州瓦店，以及二里头文化遗址等。”[17]9近年来植物浮选工作全面推进，植物学家从越来越多的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些发现，说明小麦进入中原后便很快普及开来。
三、牛羊驯养文化的东传
黄牛与羊的驯化都是新月沃地“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成果。里海南部中石器时代的阿里特佩岩洞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地区在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牛羊家畜的驯养。青铜时代早期开始，新疆阿尔泰和天山地区的古代居民就蓄养牛羊。这一地区保存条件较好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地中都有羊骨出土。尤其是环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的青铜时代墓地中，广泛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羊毛纺织品、羊皮制器和其他牛羊制品等，说明牛羊畜养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和支柱，也表明牛羊畜养和加工业在天山地区普及的程度。“小河人掌握着成熟和发达的羊毛纺织品和羊皮革加工技术，人们穿着的腰衣、斗篷都为羊毛织成等。墓地发现大量用黄牛、羊随葬和祭祀的现象。”[15]390
甘青地区在公元前3000纪以后的极个别遗址中零星见有驯养羊的骨殖。“甘肃天水师庄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玲下类型墓葬的M5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偶然发现过随葬羊下颌或骨架的现象。”[18]53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还发现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师赵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随葬的习俗。“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和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及甘肃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绵羊。”[18]335西北甘青地区的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广河齐家坪遗址都有黄牛遗骸的发现。中原地区未发现早于公元前2500年的绵羊骸骨，此后这里的绵羊畜养突然变得相当普遍。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都发现被捆绑后埋葬的绵羊骨架，河南新密遗址自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的遗址层中，绵羊的数量从早到晚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山东校场铺遗址和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属于龙山到二里头阶段的遗址中都有黄牛和绵羊遗骨出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河南山台寺遗址，发现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的现象。”[19]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平粮台遗址发现有单独埋牛的现象；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郑州洛达庙遗址则发现几个兽坑，兽坑中分别埋葬多头完整的牛和羊，研究认为这些都和祭祀有关。中原地区随着牛和绵羊的引入，猪在家畜中的优势地位有所下降。二里头遗址1—4期家养动物都以家畜为主，绵羊和黄牛从早到晚有一个大致增多的过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用整个猪或猪的某个特定部分作为牺牲或进行各种祭奠活动，到了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多改用牛、羊祭祀，特别是用羊祭祀现象不断增多，日渐普遍。 牛羊的畜养技术，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内就传到了新疆，在克什米尔地区很早就有牛羊的畜养，因此，牛羊的畜养技术传入新疆的途径，有可能是穿过帕米尔山涧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多山系和风沙，很可能是人类迁徙中最后占据的地方之一，而在新疆北部有着广阔的草原，因此，牛向东扩张也可能是通过新疆北部地区的南俄草原完成的。”[20]66并由新疆很快传到甘肃和北方其他地区，继而传入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
通过新疆传至内地的青铜冶制、麦类种植、牛羊驯养等文化，对中原早期文明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疆远古文化的东向传播，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向心倾向，这些被认定是中原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主要外来文化。史前时期新疆与内地持续不断的密切关系，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对新疆文化的深度整合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真正基础。文化交流历来都是双向或者多向的，因不同维度而起着不同的作用，西来的文化在经历新疆地方化和建构新疆史前文化结构的同时，传播到中原地区，参与了中原早期文明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原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打破了传统中原文化中心论的桎梏，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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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李春香.小河墓地古代生物遗骸的分子遗传学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
作者简介：纪亚光（1969-），男，河北承德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民族宗教等研究。
马超（1985-），男，甘肃庆阳人，硕士，新疆奎屯市委办公室干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疆民族宗教等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西域文化；发展；向心倾向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西域文化在地理上处于欧亚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域，长期以来，以丝绸之路为核心的西域历史文化研究，多把这里作为欧亚文明传播的走廊。自远古时代开始，西域与东西方的居民西来东往，尤其是与中原内地迁入西域的古老族群不断联姻、重组，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东西向的文化交流发展趋势，更多表现为中原文化对西域史前文化的深度整合。西东向的文化传播，虽对西域文化的交替与重构过程起到明显作用，但西域文化仍表现出强烈的面向中原内地的文化向心倾向，形成了兼容并蓄、选择适应、包容开放的文化内涵和独有的特质。在中亚西部和西亚起源并发展起来的青铜技术、麦类等农作物种植技术、黄牛和绵羊驯养技术等文化因素，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文化因素自其起源之初就向周边地区传播，目前尚无法确定它们传播到新疆的具体时间及路径，但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内，它们就出现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并因而改变新疆的物质文化面貌、经济产业结构，把新疆史前史推进到青铜时代的新阶段。西来的这些文化因素，进入新疆后很快被融为地方文化，成为新疆远古文化的重要构成。然后它们又从新疆出发，陆续沿着天山通道，经过河西走廊，传播到甘青地区黄河上游的黄土谷地，最终抵达中原文明的腹心区，参与到中原文明的形成过程。新疆远古文化因素的东向传播，更多呈现出一种文化向心倾向，笔者拟从青铜冶制文化、麦类种植文化和牛羊驯养文化三类具有代表性文化的东传来探析西域文化的向心倾向。
一、青铜冶制文化的东传
青铜技术最早出现在中亚西南部的山前绿洲，然后向周围传播，青铜技术东向传播首先进入中亚南部绿洲和近东一带，并快速地向欧洲北部草原和亚洲草原传播。总的看来，亚洲草原金属器的出现要晚于欧洲草原。“青铜器沿着欧亚北部森林草原东向传播，抵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和环阿尔泰山地，时间在公元前3000纪中叶到公元前2000纪初，分布在这一区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中普遍发现青铜器。”[1]早期青铜技术很可能通过中亚北部草原作用于新疆和整个中亚东部，青铜冶制技术经中亚南部绿洲区的东向传播，应该也是一条重要通路，只是我们目前对这条线路的情况了解不多。
（一）新疆青铜文化异军突起
“1973年，新疆天山的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采集有17件铜器，推测铜器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2]如果这一看法无误，这是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铜器。1979年，“罗布淖尔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掘的42座墓葬中见有零星的红铜片，墓地出土的大量木器上遗留有明显用金属工具砍削的印迹，”[3]148暗示了当时存在有先进的青铜工具。1934年，瑞典人贝格曼调查罗布泊小河五号墓地时未见陶器和铜器。“2002—2005年小河墓地的全面发掘与研究表明，小河人掌握着先进的冶铜和制铜技术，”[4]小河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纪末到公元前2000纪前半叶。20世纪80年代发掘哈密盆地天山北路墓地时，在700余座墓葬中出土以千计的各类铜器。天山北路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经常出土数件，多的可至数十件青铜器，器类主要为装饰品，有耳环、手镯、珠、镜等；其次是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最多的是铜刀，还零星发现有斧、剑等。“天山北路墓地是目前为止中国境内青铜器出土数量最多、类型丰富、青铜技术领先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纪末到公元前2000纪中叶。”[5]小河墓地和天山北路墓地的青铜器，从成分、铸造技术、器物形体等方面看，都表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当时中国境内其他区域，特别是中原地区，青铜器尚处于萌芽状态，只在中国西北一隅的青铜文化显出异军突起景象。
（二）西北青铜文化圈的形成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了甘青地区最早的一件青铜刀，年代不早于公元前3000纪。”[6]111其后这一区域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个别墓葬中，发现零星属于公元前3000纪下半叶的铜器。“公元前2000纪初以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全新境地。”[7]
新疆天山东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甘青地区马厂、齐家及四坝文化，普遍发现公元前2000纪初的青铜器。这一区域不同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数量不同，存在西多东少的基本趋势，制法和器物类型虽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共性，青铜文化间的内在关系十分密切。结合中亚草原地区早期青铜器的东传过程可以看出，“至少到公元前3000纪末开始，掌握着先进冶铜技术的西来人群大规模进入阿尔泰和新疆天山一带，很快与这里的地方文化进行交流与交融，在向中国西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导致了相对成熟和领先的青铜文化，最早出现在新疆东天山和中国西北的其他地区，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5]64揭开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一页。
（三）中原早期青铜器的起源
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出土过一件黄铜片，曾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铜器，不过这件铜片是否真的存在及其在青铜历史上是否有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其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偶见有铜器残片”；[8]其后的公元前3000纪后半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中原青铜文化真正发展起来到了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铜器基本出土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据研究，“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世纪。”[9]因此，近年来有学者把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早期。 基于上述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的发现，考古学家和冶金历史学家虽经长期的探索与研究，既无法在仰韶文化早期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像众所周知的欧亚西部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建立起完整和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发展史的体系，也很难将上述中原新石器时代偶见的残铜片铜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中原夏朝考古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研究车载斗量，然而对公元前1600年后这一文化突然发展起来的青铜器，依然难以说清其起源的背景，一些青铜器在中国难寻其踪迹，如二里头遗址出土有一部分铜器，显然不是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器物，相反这类器物在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里比较常见，而且出现的时代较早。据这些线索，把中原早期青铜文化起源研究的视野转向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即青铜文化出现更早的西北地区，无疑会有利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四）史前青铜之路
最早出现在西亚的青铜冶铸技术，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周围传播。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初，中亚西部多数地区进入了青铜文化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000纪前后，零星的青铜器出现在中亚东部的新疆、甘青和中原个别区域，直到公元前3000纪中叶结束时，中原地区各种手工业技术快速发展，有了质的飞跃，青铜器却依然是罕见之物。公元前2000纪以后，青铜冶制技术的西东向传播再次掀起了高潮期，青铜文化地方化过程也进一步深化。“公元前2000纪上半叶，从早至晚在中国西北、北方和中原陆续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冶铜制铜中心，”[5]公元前19世纪以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偶见的刀、铃、牌饰等，多是在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文化因素，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的长方形和圆形牌饰等器物，更具浓郁的西北早期青铜文化圈风格；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斧和青铜戈，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青铜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受到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有青铜斧的影响而产生。”[10]中原地区早期青铜器中的外来元素逐渐辨析出来，掀起了欧亚东部早期青铜器起源研究神秘面纱的一角，揭示了史前青铜之路开辟的深层意义。
中原地区到了公元前17世纪以后，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才有了大型的青铜礼器，如青铜鼎、爵等陆续出现，最终形成了中原青铜器的传统，并很快取得了优势地位，开始对周边文化施加影响。
二、麦类种植文化的东传
距今1万年前，近东西亚绿洲区域的古代居民首先培育出了小麦和大麦。公元前1万年后小麦种植技术就传到中亚东南绿洲的区域，“公元前3000纪前后的喀什米尔山谷布尔扎洪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麦类标本，表明这一区域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种植了麦粒农作物。”[11]86
公元前3000纪内麦子种植技术已传入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墓葬随葬草编小篓内装有小麦粒。”[3]203小河墓地是目前东亚地区早期小麦标本出土最为集中的遗存，“墓地墓葬中死者的胸腹部和身下多撒有小麦，一儿童身上几乎撒满了小麦，小河人身裹的毛织斗篷边缘都扎有小布包，内包麻黄草枝、小麦粒等。”[12]390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和彩陶图案中有一类是绘在陶器腹部的“松枝纹”样，像是麦穗的摹写，类似的纹样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000年的泥版文书中见到过，公元前2400年“大麦”的楔形文字仍延续这样的图像。“天山北路墓地一件陶罐的双耳上绘出男女人物形象，人头绘成禾苗状，双手绘成穗状，怀疑描绘的是作物神。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中有一类长方形镂孔牌饰，图案也像是并排的麦穗。”[13]这些现象表明农业祭祀活动相当频繁。
1975—1989年间，“五次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有小麦类遗存，”[14]195据研究，其时代在公元前3000纪初到公元前3000纪中叶。“近年在青海省互助县的封台遗址浮选出小麦，”[14]195年代判断为公元前2000纪中叶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西藏昌果沟遗址的H2（灰坑）堆积中获取3000粒碳化植物种子科，其中也有麦类植物，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在公元前1370年。”[15]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的一间房址泥皮中鉴定出小麦杆印痕，”[16]118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此后，在黄河中下游龙山中晚期，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些遗址零星见有麦子遗存，重要的有山东日照两城镇、山东聊城校场铺、山东胶州赵家庄龙山晚期遗址。“公元前2000年以后二里头文化阶段，在中原地区发现更多的含小麦的遗存，重要的地点有河南洛阳关林皂角树、河南焦作西金城、河南禹州瓦店，以及二里头文化遗址等。”[17]9近年来植物浮选工作全面推进，植物学家从越来越多的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些发现，说明小麦进入中原后便很快普及开来。
三、牛羊驯养文化的东传
黄牛与羊的驯化都是新月沃地“新石器革命”的重要成果。里海南部中石器时代的阿里特佩岩洞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地区在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牛羊家畜的驯养。青铜时代早期开始，新疆阿尔泰和天山地区的古代居民就蓄养牛羊。这一地区保存条件较好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地中都有羊骨出土。尤其是环塔里木盆地沙漠戈壁的青铜时代墓地中，广泛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羊毛纺织品、羊皮制器和其他牛羊制品等，说明牛羊畜养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和支柱，也表明牛羊畜养和加工业在天山地区普及的程度。“小河人掌握着成熟和发达的羊毛纺织品和羊皮革加工技术，人们穿着的腰衣、斗篷都为羊毛织成等。墓地发现大量用黄牛、羊随葬和祭祀的现象。”[15]390
甘青地区在公元前3000纪以后的极个别遗址中零星见有驯养羊的骨殖。“甘肃天水师庄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玲下类型墓葬的M5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偶然发现过随葬羊下颌或骨架的现象。”[18]53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还发现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师赵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随葬的习俗。“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和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及甘肃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绵羊。”[18]335西北甘青地区的甘肃武威磨咀子遗址、广河齐家坪遗址都有黄牛遗骸的发现。中原地区未发现早于公元前2500年的绵羊骸骨，此后这里的绵羊畜养突然变得相当普遍。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都发现被捆绑后埋葬的绵羊骨架，河南新密遗址自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的遗址层中，绵羊的数量从早到晚也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山东校场铺遗址和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属于龙山到二里头阶段的遗址中都有黄牛和绵羊遗骨出土。“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河南山台寺遗址，发现有9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的现象。”[19]属于龙山文化的河南平粮台遗址发现有单独埋牛的现象；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郑州洛达庙遗址则发现几个兽坑，兽坑中分别埋葬多头完整的牛和羊，研究认为这些都和祭祀有关。中原地区随着牛和绵羊的引入，猪在家畜中的优势地位有所下降。二里头遗址1—4期家养动物都以家畜为主，绵羊和黄牛从早到晚有一个大致增多的过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常见用整个猪或猪的某个特定部分作为牺牲或进行各种祭奠活动，到了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多改用牛、羊祭祀，特别是用羊祭祀现象不断增多，日渐普遍。 牛羊的畜养技术，至少在公元前3000纪内就传到了新疆，在克什米尔地区很早就有牛羊的畜养，因此，牛羊的畜养技术传入新疆的途径，有可能是穿过帕米尔山涧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多山系和风沙，很可能是人类迁徙中最后占据的地方之一，而在新疆北部有着广阔的草原，因此，牛向东扩张也可能是通过新疆北部地区的南俄草原完成的。”[20]66并由新疆很快传到甘肃和北方其他地区，继而传入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
通过新疆传至内地的青铜冶制、麦类种植、牛羊驯养等文化，对中原早期文明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新疆远古文化的东向传播，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向心倾向，这些被认定是中原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主要外来文化。史前时期新疆与内地持续不断的密切关系，远古时代中原文化对新疆文化的深度整合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真正基础。文化交流历来都是双向或者多向的，因不同维度而起着不同的作用，西来的文化在经历新疆地方化和建构新疆史前文化结构的同时，传播到中原地区，参与了中原早期文明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原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打破了传统中原文化中心论的桎梏，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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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纪亚光（1969-），男，河北承德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民族宗教等研究。
马超（1985-），男，甘肃庆阳人，硕士，新疆奎屯市委办公室干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疆民族宗教等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