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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的身体
光绪生来体弱，绝非做皇帝的好材料。须知清朝立太子，主旨是立贤，从未奉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長子。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于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訢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合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翁同龢日记》）进而宣布奕譞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后来慈禧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瞿鸿禨《圣德纪略》）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害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
虚弱的性情
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了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则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侍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此人德胜于才，名高于实，只适合担任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难为了他，于朝政亦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有帝党，则有后党，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躁进与偏执
这里且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的臣子，而非相反。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
光绪的躁进，首先是一种时代病，他亲政之后的中国，已经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皆怀有祸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激进主义乃是最流行的对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献身革命；其次与他的身体不无关系，哪怕时值青春华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备受神经衰弱、肝病、肾病等困扰，加上国事刺激，郁积了满身虚火，导致性躁、易怒，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后一年，尤为显著，如医生称其“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近乎是一种躁狂症，足见十年囚禁岁月对他的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此后十年，他一直生存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帝位摇摇欲坠，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倘若他就此心灰意冷，沦为行尸走肉，未必是什么坏事，然而，偏偏他的聪慧与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不能忘情于日渐沉沦的国事，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比“哀莫大于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于心未死”。
此时光绪手中只余一件武器：时间。毕竟他比慈禧年轻26岁，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处于壮年，有望东山再起。说起来造化实在弄人，想当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他一直在与时间抗衡，到头来，所能依赖的唯有时间。当身体毁坏，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政治人物而言，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改革的本钱，甚至是所有政治斗争的本钱。光绪一生最大失败，无疑便是本钱不足。
（摘自《中国经营报》）
光绪生来体弱，绝非做皇帝的好材料。须知清朝立太子，主旨是立贤，从未奉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从顺治到宣统，金銮殿上，并无几人是長子。说起立贤，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其中一条，便是体格。当年顺治病危，考虑接班人，他本属意皇二子福全，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皇三子玄烨，双方相持不下，咨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此子体格好，而且已经出痘（天花），今生便可豁免于这种可怕的疾病。于是玄烨继位，年号康熙。
同治十九岁而崩，膝下尚无儿女。去世当天，朝廷议立嗣君，按规矩，同治是载字辈，他的继承人该是溥字辈，有人提议道光皇帝的曾孙，有人提议恭亲王奕訢的儿子，可惜这些人选，都不合慈禧心意。因为倘由溥字辈继位，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与皇帝相隔两代，再无垂帘听政之可能，必须退隐寂寞的深宫，以其年富力强，权力欲之盛，如何能够甘心呢？是以她抛开祖制，力排众议：“文宗（咸丰皇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翁同龢日记》）进而宣布奕譞长子载湉继统，是为光绪。由这可知，光绪被立为皇帝，并未考虑身体因素，然而，沉重的帝位之于其孱弱的肉身，实属不可承受之重，最终不仅压垮了这个人，还摧毁了这个王朝。
后来慈禧向大臣回忆光绪入宫之时的情形：“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瞿鸿禨《圣德纪略》）这番记载，不无为慈禧辩白、宣扬其慈爱之嫌，不过光绪幼年体弱，气血不足，则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自小便害怕打雷，一遇雷鸣，往往要钻入他人怀中，以求保护。这固然不能直接推论其胆小如豆；却不妨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光绪的保护人，一是他的伯母兼姨妈慈禧，二是他的老师翁同龢，慈禧虽是女性，于他却如严父，翁同龢虽是男性，于他却如慈母，甚至一度是他最亲近的人，超过其亲生父母。
虚弱的性情
然而这二人，一个压抑了他的性格，一个限制了他的格局；一个养他而废他，一个教他而误他，最终都成了他的敌人。
慈禧对光绪的抚养，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如慈禧所云：“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另一方面，鉴于对同治的教育失之于宽，对光绪的教育则趋向于严，慈禧曾下旨，要求服侍光绪的太监必须是老成质朴之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加之慈禧的性情，强梁而严酷，在其威势之下，光绪的成长，鲜有自由与快乐可言，如慈禧喜欢听戏，光绪怕吵，却不得不常常陪侍在侧，锣鼓喧天，于他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妨断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光绪虚弱的身体与更加虚弱的性情。
翁同龢对光绪的耽误则更深。此人德胜于才，名高于实，只适合担任翰苑之臣，然而凭借光绪的信任，先后掌户部，入军机，“隐持政权”，俨然一国宰相，这不仅难为了他，于朝政亦是得不偿失。甲午战争，他一味主战，误导光绪，终使国家跌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更要命的是，以他为首领，集结了一帮激进派文士，后世称之为帝党，即光绪一党，其动机无可非议，却滋生一大恶果：有帝党，则有后党，暗斗明争，导致光绪与慈禧之间的裂痕日渐深化，不可弥补，等到戊戌变法，刀兵相向，两败俱伤。
躁进与偏执
这里且说戊戌变法。今人的反思与批判，大都指向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不过，我们显然忘记了一点政治常识：皇权专制之下，有什么样的皇帝，便有什么的臣子，而非相反。所以说，康有为们的躁进，正折射了光绪的躁进，康有为们的偏执，正折射了光绪的偏执，康有为们的不切实际，正折射了光绪的不切实际。
光绪的躁进，首先是一种时代病，他亲政之后的中国，已经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朝野上下有志之士，皆怀有祸迫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激进主义乃是最流行的对策，只是有些人投身改革，有些人献身革命；其次与他的身体不无关系，哪怕时值青春华年，他便已多愁多病，备受神经衰弱、肝病、肾病等困扰，加上国事刺激，郁积了满身虚火，导致性躁、易怒，这些病象，在其生命最后一年，尤为显著，如医生称其“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近乎是一种躁狂症，足见十年囚禁岁月对他的肉身和心境的戕害。
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的政治生命宣告终结。此后十年，他一直生存于严密监控之下，不仅帝位摇摇欲坠，甚至性命危若累卵。倘若他就此心灰意冷，沦为行尸走肉，未必是什么坏事，然而，偏偏他的聪慧与敏感更甚早年，偏偏他不能忘情于日渐沉沦的国事，这正印证了一句话：比“哀莫大于心死”更悲哀的是“哀莫大于心未死”。
此时光绪手中只余一件武器：时间。毕竟他比慈禧年轻26岁，熬到慈禧死亡，他依然处于壮年，有望东山再起。说起来造化实在弄人，想当年，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他一直在与时间抗衡，到头来，所能依赖的唯有时间。当身体毁坏，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政治人物而言，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改革的本钱，甚至是所有政治斗争的本钱。光绪一生最大失败，无疑便是本钱不足。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