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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渡过于都河，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随后，中央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重兵构筑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达广西湘江地域。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精心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口袋，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侧。而中央红军正一步步钻进这个口袋之中。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跋涉在崎岖险峻的五岭山区。五岭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一般在海拔1000米之上，较高的在2000米以上，东西长约640公里，南北宽约310公里，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5省区交界处，是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一般在夜间行军。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国民党大军在潇水以西、湘江以东的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构建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中，湘军刘建绪的第一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广西夏威部第十五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的第二纵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的第三纵队，湘军李云杰的第四纵队、李韫珩的第五纵队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湘军刘建绪与桂军夏威防区的划分以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此外，粤军陈济棠部的两个军列阵于湘粤边境的红军侧后，截断红军后路。湘江的大门被严严实实地封闭了起来。高山相阻，两河相夹，这是军事上典型的“死地”。红军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前进，强渡湘江，必然与湘系、桂系发生恶战；要么掉转方向进入广东或广西，必然与粤系或桂系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蒋介石“一举除三害”的毒计，既除去中央红军，又消灭地方实力派。
对红军来说，国民党重兵包围是一种危险，恶劣的地形更是一种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是错误的军事指挥。主要决策者不善于利用复杂地形，更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只是搬用军事教条，按图索骥，依据并不十分准确的地图指挥作战。焦虑万分的毛泽东建议，红军立即改变进军方向，“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经零陵的杰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根据地”。彭德怀也建议，红军应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一部分敌军，打乱敌军部署，创建新的根据地。博古、李德消极避战，拒不接受正确意见，一味向西退却，意图尽快脱离险区，以致丧失大好机会。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识破蒋介石的阴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保，对红军采取“送客式”追击。红军长征之前，陈济棠派遣代表与红军秘密谈判，同意为红军“让道”，前提是红军不进入广东腹地。由于陈济棠的“配合”，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在向湘江奔袭时，白崇禧通过潜伏在南京的内线得知，蒋介石压迫红军从龙关虎两侧地区进入广西、广东，让红军与桂系、粤系拼个你死我活。白崇禧不愿意充当蒋介石的炮灰，命令桂军主力撤离，只留下少数部队扼守湘江据点。他的手下提醒说，这样做等于把湘江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白崇禧愤然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个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州，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广西内地，牺牲我们全省的精华。”白崇禧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全力阻止红军南下广西。桂系留下的据点，湘军本来可以接防。何键效仿白崇禧，迟迟不派军前来。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数天竟然没有敌正规军防守。如果红军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轻装急行军，完全有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可是在“三人团”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抬着十分笨重的器械，“甬道式地行军”，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渡江时机。
在蒋介石严令下，国民党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纷纷向湘江赶来，完成了对红军的合围。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的水，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
险情并没有解除，甚至更严重。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前去湘西的路途中张网以待。湘江战役，数万红军将士用生命提出了一个血淋淋而又沉甸甸的天问：如何冲出险境，转危为安？谁也无法回答，然而又不能不回答。湘江战役，以惨败的方式否定了“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强制性地为红军作出了新的选择。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下步行动方向。红军已丧失了在南方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这在大家的心中基本形成了共识。究竟去哪里？毛泽东说：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红军转兵贵州，使得蒋介石苦心安排的围歼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题图 湘江战役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随后，中央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重兵构筑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中旬进达广西湘江地域。
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精心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口袋，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侧。而中央红军正一步步钻进这个口袋之中。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跋涉在崎岖险峻的五岭山区。五岭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一般在海拔1000米之上，较高的在2000米以上，东西长约640公里，南北宽约310公里，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5省区交界处，是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一般在夜间行军。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国民党大军在潇水以西、湘江以东的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构建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其中，湘军刘建绪的第一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与广西夏威部第十五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的第二纵队，由薛岳指挥，沿湘桂公路祁阳、零陵、黄沙河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的第三纵队，湘军李云杰的第四纵队、李韫珩的第五纵队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湘军刘建绪与桂军夏威防区的划分以湘桂边界的黄沙河为界，桂军担任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此外，粤军陈济棠部的两个军列阵于湘粤边境的红军侧后，截断红军后路。湘江的大门被严严实实地封闭了起来。高山相阻，两河相夹，这是军事上典型的“死地”。红军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前进，强渡湘江，必然与湘系、桂系发生恶战；要么掉转方向进入广东或广西，必然与粤系或桂系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蒋介石“一举除三害”的毒计，既除去中央红军，又消灭地方实力派。
对红军来说，国民党重兵包围是一种危险，恶劣的地形更是一种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是错误的军事指挥。主要决策者不善于利用复杂地形，更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只是搬用军事教条，按图索骥，依据并不十分准确的地图指挥作战。焦虑万分的毛泽东建议，红军立即改变进军方向，“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经零陵的杰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根据地”。彭德怀也建议，红军应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一部分敌军，打乱敌军部署，创建新的根据地。博古、李德消极避战，拒不接受正确意见，一味向西退却，意图尽快脱离险区，以致丧失大好机会。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识破蒋介石的阴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保，对红军采取“送客式”追击。红军长征之前，陈济棠派遣代表与红军秘密谈判，同意为红军“让道”，前提是红军不进入广东腹地。由于陈济棠的“配合”，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在向湘江奔袭时，白崇禧通过潜伏在南京的内线得知，蒋介石压迫红军从龙关虎两侧地区进入广西、广东，让红军与桂系、粤系拼个你死我活。白崇禧不愿意充当蒋介石的炮灰，命令桂军主力撤离，只留下少数部队扼守湘江据点。他的手下提醒说，这样做等于把湘江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白崇禧愤然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个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州，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广西内地，牺牲我们全省的精华。”白崇禧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全力阻止红军南下广西。桂系留下的据点，湘军本来可以接防。何键效仿白崇禧，迟迟不派军前来。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数天竟然没有敌正规军防守。如果红军抓住这一机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取轻装急行军，完全有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可是在“三人团”的错误指挥下，红军抬着十分笨重的器械，“甬道式地行军”，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渡江时机。
在蒋介石严令下，国民党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纷纷向湘江赶来，完成了对红军的合围。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的水，被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
险情并没有解除，甚至更严重。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前去湘西的路途中张网以待。湘江战役，数万红军将士用生命提出了一个血淋淋而又沉甸甸的天问：如何冲出险境，转危为安？谁也无法回答，然而又不能不回答。湘江战役，以惨败的方式否定了“三人团”的错误指挥，强制性地为红军作出了新的选择。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下步行动方向。红军已丧失了在南方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这在大家的心中基本形成了共识。究竟去哪里？毛泽东说：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红军转兵贵州，使得蒋介石苦心安排的围歼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题图 湘江战役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