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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实施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规划纲要，它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诚信体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要素。它通过基本社会规范和基本制度约束来实现交易领域的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消费。习近平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指出，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论述，对认识诚信建设仍有重要意义。言行必言心，行从心来。内心约束先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诚信既是人们的日常行为，也是人们的内心世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
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政府、市场和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各个部门需要齐头并进，共同努力，任何单一的行动往往会欲速不达。换句话说，完善诚信制度，政府首先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企业带头严禁假冒伪劣产品，杜绝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者要勇于探索真理，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公众讲公德，敢于监督政府、政府官员，勇于遏制不良行为。要形成一个全社会都讲诚信、遵纪、守法、诚实、文明、礼貌、公道的局面。
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市场体制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承担的制度建设任务不应仅限于明晰和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还必须通过社会与企业以各种方式建立各自的价值理念，这就是，政府的公共价值，市场的职业主义价值和消费方的社会公德。现实中，我们有诸多政策，纵然制定得很好，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社会环境而无法实施。缺乏价值支撑是诸多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
诚信建设需要政府官员树立公共价值
所谓公共价值就是指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权力由人民授予，一切公务行为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要加快实现政府自身的公共价值建设。这些年来，对于公共价值影响最大的正是党中央目前在贯彻群众路线教育过程中大力反对的“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政府官员和领导干部中盛行的“四风”大大影响了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态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要求在反“四风”中重塑公共价值。只有重塑公共价值，才能夯实公务员诚信的价值基础，只有公务员坚持诚信，才能在全社会造成一个人人讲诚信的局面。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个别公务员在公共价值问题上的缺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追求形式主义，欺上瞒下，有的领导干部官做大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结果出了大问题。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一贯盛行的唯GDP考核体制，导致个别官员在数字上作假，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实际上它是整个社会风气溃败的根源。
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就是政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取向。以政府建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来说，它涉及到三种担当，政治担当、财政担当和管理担当。就其政治担当来说，主要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这就要看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普遍性（既要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要看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还要看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长期发展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就其财政担当来说，作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政府对其必然会有产出效率要求，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实现。提高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会缩小政府财政支出的缺口，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换句话说，就是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其管理担当来说，这主要是指供给方式和服务质量。如果政府缺乏政治担当，就很难形成针对居民需求的政策，如果政府缺乏财政担当，即便是有政治担当，也难以实现其政治目标。而管理担当的缺乏会直接影响服务效果。政府的政治担当、财政担当和管理担当都是基本公共价值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了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
就政府来说，最为典型的公共领域是福利领域，也最能体现其公共价值。“OECD国家把社会性支出界定为：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向家庭或个人提供的福利或财政支持，使他们在自己福利因环境变化受到影响时得到支持。这些社会福利包括现金福利（例如养老金、生育期间的收入补贴，等等），社会服务（儿童、老人、残疾人关照）以及拥有社会目的税收减免（对有孩子家庭的税收支出、私人医疗计划的税收优惠）。确定社会支出有两个标准：或是支出目的的社会性（OECD国家社会支出数据库把社会目的分为老龄、求生者、能力缺乏者、保健、家庭、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住宅和其他社会领域），或是福利供给是必须个人之间的相互贡献或者是义务参与。”这两个标准也可以用来判断公共领域的边界。福利不过是纳税人通过政府实现自己慈善目标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政府福利、慈善和志愿服务及其衍生出来的服务体系及其活动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当公众真心实意纳税来扩大社会福祉时，政府有什么理由不作为呢？
政府管理担当是通过公务员的具体行动实现的。如何培养公务员的公共价值？让我们先看看国外涉及公共部门的人事制度。通常，国际上把创造地方政府的就业环境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根据《世界地方政府自治宣言》第五条“地方政府雇员的雇佣和培训机会，应当确保地方政府的职位是具有吸引力前景的职业。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地方政府实行功绩制。《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六条要求，‘地方政府雇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应确保根据品行和能力录用到高素质的人员；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报酬和职业前景’”。 这就是说，要把地方公务人员的素质高低放在首位，为此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培训、报酬和职业前景，使他们有信心、有责任心来从事这项工作，诚信建设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相反。 诚信建设需要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培育职业操守
市场要讲诚信，这是从事市场活动的各个领域的专业职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企业家、学者都不例外。职业主义价值观指人们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必须坚守最低道德底线，遵循基本职业操守。职业操守是指从业人员在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担当。良好的职业操守至少包括：诚信、遵纪、守法、诚实、文明、礼貌、公道。遵守职业操守和完善制度是统一的。就医生来说，仅仅靠遵守职业操守是不能完全约束其行为的，还必须有相应的待遇保障。医药卫生改革坚持公益方向没有问题，问题是政府应当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和遏制以药养医之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财政制度，这恰恰是造成当前问题的原因之一。
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参与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这实际上需要激发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知道，“个人利益并非驱动我们行为的唯一因素。还有另外一种隐匿但同样强大的东西。当私欲的‘发动机’燃料耗尽，占有更多不再是行为的目的，这种东西就会出现。这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发动机’---为他人服务。与自私自利一样，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人类不仅追求索取，也谋求对他人的付出，利他主义造就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利己与利他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在人类行为中体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过去几百年，受利己主义驱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资源在私人领域密集配置，相反，利他主义支持的社会领域资源匮乏，发展缓慢。无论对医生还是企业家，单独强调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都是不够的，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新的历史时期对企业家提出的要求是富且仁，为富好礼，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缺乏的，好礼就是要敢于担当、承担，要谦和、诚心、平民化。
诚信建设需要每个公民培育社会公德
政府要讲公共价值，市场要讲职业操守，社会要讲公德。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全社会的诚信制度建设的宏观环境。公德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新民说》：“所谓公德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诚信是最普遍、最广泛、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医患矛盾加剧呼唤“医患信任”，而不是目前一些地方和医院实行的医生习武和增加保安人员。不要让偶然事件加剧社会秩序混乱，导致非常态化举措常态化，那不是社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公平公正和正常秩序。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人民健康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友爱和诚信。社会的正常秩序则是建立在社会公德基础上的沟通、认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良好的沟通仰赖于语言表达、内容传递、话语体系、心理坦荡和态度平和。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修养和素质。
中国的诚信体系建设需要有一个新的升华，以适应新时期发展改革的需要。政府官员必须培育公共精神，企业家必须培育具有中国文化渊源的儒商意识，学者必须回归对真理的探索和为人师表，公民必须培育社会公德，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文化失衡，或者叫失调。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改革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必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其中，诚信制度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缺失会致使整个体制失调。文化失调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问题的产生，正如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文化本是人的生活的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类似烦恼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让我们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来推进诚信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诚信体系。
责任编辑：杨再梅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诚信体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要素。它通过基本社会规范和基本制度约束来实现交易领域的秩序，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消费。习近平早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指出，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论述，对认识诚信建设仍有重要意义。言行必言心，行从心来。内心约束先于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诚信既是人们的日常行为，也是人们的内心世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
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政府、市场和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各个部门需要齐头并进，共同努力，任何单一的行动往往会欲速不达。换句话说，完善诚信制度，政府首先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企业带头严禁假冒伪劣产品，杜绝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者要勇于探索真理，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公众讲公德，敢于监督政府、政府官员，勇于遏制不良行为。要形成一个全社会都讲诚信、遵纪、守法、诚实、文明、礼貌、公道的局面。
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市场体制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政府承担的制度建设任务不应仅限于明晰和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还必须通过社会与企业以各种方式建立各自的价值理念，这就是，政府的公共价值，市场的职业主义价值和消费方的社会公德。现实中，我们有诸多政策，纵然制定得很好，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社会环境而无法实施。缺乏价值支撑是诸多政策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
诚信建设需要政府官员树立公共价值
所谓公共价值就是指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权力由人民授予，一切公务行为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也要加快实现政府自身的公共价值建设。这些年来，对于公共价值影响最大的正是党中央目前在贯彻群众路线教育过程中大力反对的“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政府官员和领导干部中盛行的“四风”大大影响了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态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要求在反“四风”中重塑公共价值。只有重塑公共价值，才能夯实公务员诚信的价值基础，只有公务员坚持诚信，才能在全社会造成一个人人讲诚信的局面。不能否认，这些年来，个别公务员在公共价值问题上的缺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追求形式主义，欺上瞒下，有的领导干部官做大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结果出了大问题。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一贯盛行的唯GDP考核体制，导致个别官员在数字上作假，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实际上它是整个社会风气溃败的根源。
政府官员的公共价值就是政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取向。以政府建立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来说，它涉及到三种担当，政治担当、财政担当和管理担当。就其政治担当来说，主要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这就要看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普遍性（既要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要看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还要看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长期发展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就其财政担当来说，作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政府对其必然会有产出效率要求，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投入产出实现。提高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效率，会缩小政府财政支出的缺口，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换句话说，就是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其管理担当来说，这主要是指供给方式和服务质量。如果政府缺乏政治担当，就很难形成针对居民需求的政策，如果政府缺乏财政担当，即便是有政治担当，也难以实现其政治目标。而管理担当的缺乏会直接影响服务效果。政府的政治担当、财政担当和管理担当都是基本公共价值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了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
就政府来说，最为典型的公共领域是福利领域，也最能体现其公共价值。“OECD国家把社会性支出界定为：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向家庭或个人提供的福利或财政支持，使他们在自己福利因环境变化受到影响时得到支持。这些社会福利包括现金福利（例如养老金、生育期间的收入补贴，等等），社会服务（儿童、老人、残疾人关照）以及拥有社会目的税收减免（对有孩子家庭的税收支出、私人医疗计划的税收优惠）。确定社会支出有两个标准：或是支出目的的社会性（OECD国家社会支出数据库把社会目的分为老龄、求生者、能力缺乏者、保健、家庭、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住宅和其他社会领域），或是福利供给是必须个人之间的相互贡献或者是义务参与。”这两个标准也可以用来判断公共领域的边界。福利不过是纳税人通过政府实现自己慈善目标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政府福利、慈善和志愿服务及其衍生出来的服务体系及其活动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当公众真心实意纳税来扩大社会福祉时，政府有什么理由不作为呢？
政府管理担当是通过公务员的具体行动实现的。如何培养公务员的公共价值？让我们先看看国外涉及公共部门的人事制度。通常，国际上把创造地方政府的就业环境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根据《世界地方政府自治宣言》第五条“地方政府雇员的雇佣和培训机会，应当确保地方政府的职位是具有吸引力前景的职业。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地方政府实行功绩制。《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六条要求，‘地方政府雇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应确保根据品行和能力录用到高素质的人员；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报酬和职业前景’”。 这就是说，要把地方公务人员的素质高低放在首位，为此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培训、报酬和职业前景，使他们有信心、有责任心来从事这项工作，诚信建设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相反。 诚信建设需要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培育职业操守
市场要讲诚信，这是从事市场活动的各个领域的专业职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企业家、学者都不例外。职业主义价值观指人们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必须坚守最低道德底线，遵循基本职业操守。职业操守是指从业人员在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担当。良好的职业操守至少包括：诚信、遵纪、守法、诚实、文明、礼貌、公道。遵守职业操守和完善制度是统一的。就医生来说，仅仅靠遵守职业操守是不能完全约束其行为的，还必须有相应的待遇保障。医药卫生改革坚持公益方向没有问题，问题是政府应当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和遏制以药养医之后，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财政制度，这恰恰是造成当前问题的原因之一。
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参与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这实际上需要激发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知道，“个人利益并非驱动我们行为的唯一因素。还有另外一种隐匿但同样强大的东西。当私欲的‘发动机’燃料耗尽，占有更多不再是行为的目的，这种东西就会出现。这就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发动机’---为他人服务。与自私自利一样，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人类不仅追求索取，也谋求对他人的付出，利他主义造就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利己与利他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在人类行为中体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过去几百年，受利己主义驱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资源在私人领域密集配置，相反，利他主义支持的社会领域资源匮乏，发展缓慢。无论对医生还是企业家，单独强调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都是不够的，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新的历史时期对企业家提出的要求是富且仁，为富好礼，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缺乏的，好礼就是要敢于担当、承担，要谦和、诚心、平民化。
诚信建设需要每个公民培育社会公德
政府要讲公共价值，市场要讲职业操守，社会要讲公德。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全社会的诚信制度建设的宏观环境。公德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梁启超《新民说》：“所谓公德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而千万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诚信是最普遍、最广泛、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诚信，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医患矛盾加剧呼唤“医患信任”，而不是目前一些地方和医院实行的医生习武和增加保安人员。不要让偶然事件加剧社会秩序混乱，导致非常态化举措常态化，那不是社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公平公正和正常秩序。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人民健康的社会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尊重、友爱和诚信。社会的正常秩序则是建立在社会公德基础上的沟通、认同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良好的沟通仰赖于语言表达、内容传递、话语体系、心理坦荡和态度平和。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修养和素质。
中国的诚信体系建设需要有一个新的升华，以适应新时期发展改革的需要。政府官员必须培育公共精神，企业家必须培育具有中国文化渊源的儒商意识，学者必须回归对真理的探索和为人师表，公民必须培育社会公德，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文化失衡，或者叫失调。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改革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必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其中，诚信制度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缺失会致使整个体制失调。文化失调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问题的产生，正如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文化本是人的生活的方法。所以文化失调就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上引起了相似的裂痕，反映于各个人心理上的就是类似烦恼和不安。这种内心的不安逼着大家要求解脱，于是就有所谓社会问题。”让我们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来推进诚信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诚信体系。
责任编辑：杨再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