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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难忘的莫过于生死考验和艰苦磨练；外交人员最感欣慰的莫过于赢得友谊和为国争光。我就是在努力营造这种氛围的拼搏中度过了自己外交生涯的最初阶段。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迄今镂骨铭心。
也门风云变幻 萨那战云翻滚
我于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当年即被派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1967年2月，我回到了北京。同年夏天，也门形势紧张，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于是，外交部派我到驻也门使馆工作。我匆匆忙忙做了出国准备，便于9月离京赴馆。从此，我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谈话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
20世纪60年代初，风雨飘摇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苟延残喘，难以为继。1962年9月26日，以萨拉勒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王室政权，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拉勒出任总统，军衔虽由上校晋升为元帅，但手中兵力有限，王室势力仍很强大，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不稳，随时有夭折的危险。为保卫共和政权，萨拉勒一方面在国内惨淡经营，另一方面吁请埃及出兵支援。纳赛尔总统欣然同意派出7万军队，驻守也门要害部门，并直接参与也门反对王室复辟的内战。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纳赛尔总统决定从也门全部撤军。当时，驻守在首都萨那的也门正规军不足5000人，且装备落后，政权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共和政权显得十分虚弱。萨拉勒总统如坐针毡，四处寻求援助。我到使馆不到一周，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郑康平代办，我作为译员陪同前往。我们到达总统官邸时，已是晚9时，萨拉勒在他的花园里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评价了中也友谊，集中介绍了也门形势，向中国提出了援助要求。走出总统官邸，郑代办对我说，萨拉勒总统对也门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们愈发感到也门形势的严峻性。
萨拉勒总统为能争取更多的外援，决定亲自率团出访。 1967年11月5日，当他访问伊拉克时，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埃里亚尼出任共和委员会主席，艾尼任政府总理，阿姆里中将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新政府宣布恪守“9·26”革命原则，坚持共和制。与此同时，人们强烈预感到政局更加恶化，“共和派”与“王室派”之间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随着埃及军队的撤离，也门被推翻的王室势力在外国支持下，用重金收买也门部落兵和外国雇佣军4万多人，力图通过武装叛乱达到王室复辟的目的。他们首先切断萨那通往红海滨海城市荷台达的公路，继而分兵从西路、东南、西南和北路直扑萨那，对首都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从1967年11月28日起，王室武装力量兵临城下，把整个萨那城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发起攻城战役。萨那上空顿时战云翻滚，市郊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机场及市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国家元首办公的共和国宫、要害部门国防部及市中心解放广场连遭炮击。
形势十分严峻，萨那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也门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守卫萨那的数千官兵斗志昂扬，决心背水一战。城市中的工人、学生、居民、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退役军人及郊区的农民挺身而出，自动组织起人民抵抗部队，与武装部队及公安部队并肩作战。整个萨那充满了战争气氛。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坚守岗位面临生死考验上下一心制定应变措施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门大使馆全体人员和我国援助也门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一直留在萨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国内十分了解和非常关心我们的处境及工作，接连指示，要我们密切注意形势发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气节教育，从最坏处着想，制定应变措施。
当时，使馆有9位同志，懂外文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使馆惟一懂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我们人手少，但任务十分繁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的生活、安全。我分担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大。这对于我这位刚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的好机会。
那时，我驻也门使馆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地点均在平房，更无设防。使馆距萨那南部民用机场仅一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情况，看到距使馆仅1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一层弹片和砂石。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跑出门外观察情况。我走出平房门，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嗖嗖声。在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飞来，擦过我的头顶，落在离我仅半米远的地方。我顿时心中一震，好险啊!我赶紧换个较隐蔽的方向，继续观察。原来使馆周围已经变成了战场，战场的主导权仍操在共和派手中，但有时夹有混战的场面。使馆东南面有一大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个方向射来的。使馆正门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路上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对敌炮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据也门派往使馆的警卫讲，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在中间一辆坦克里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越发感到时局的严重性。又过了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转移阵地，周围的枪炮声也停息下来。
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继续经受战火的洗礼。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中穿行，可从说是险象环生。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当时，我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方，中国援也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也门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援也3个队组的安全，他们还不时派人下山偷袭、骚扰。几个月来，也门工人和士兵死伤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作为使馆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们使馆人员在那里也碰到过这种遭遇。一次，我们开奔驰190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力量开始炮击。我们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了伤亡。但炮击停后，我们发现奔驰车惨遭炮击，完全报废。还有一次，郑代办去我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这次炮击时间长，火力猛，范围广。郑代办和杨组长果断地组织数十名在场的中也工程技术人员隐蔽、疏散、撤离，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进行指挥。在炮击过程中，杨组长后背被弹片击中，他稍事包扎后又与郑代办一道指挥战斗。这次炮击前后持续了3个小时。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我们仍不见郑代办回馆，并了解到纺织厂地区事态越来越严重，立即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与我们一道前去纺织厂，准备进行营救。当我们接近炮击区时，看不到炮火间断的迹象，我们只好找个土坡作掩护。约中午12时30分，我们终于等到了王室武装力量炮火间歇的机会，快速奔向蒙难的战友。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萨那久困不解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与王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并逐渐趋向公开化、尖锐化。这两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
共和派兄弟阋墙为大局共同对敌
1968年8月23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近一两天内，萨那共和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乘机发起大规模攻城战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郑代办作为一馆之长，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对馆内的工作做了一下交代，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我们马不停蹄，由远而近走遍各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谈完工作已近黄昏。我们刚走出新华分社门口，便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
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这时，我们只好退回新华分社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变成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何时能返馆和如何返馆成了一大难题。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晚，双方交战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道路已被切断，汽车无法行驶，即使强行开车，因目标太大，危险性更大。我们决定以步代车，步行返馆。郑代办及司机老姜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并做了分工。我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代办居中，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走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如有险情立即卧倒，或进行隐蔽。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熄灭，但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在地上撒下一片银辉。我们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脚下不时踏着炮弹碎片。当我们临近中国援也医疗队驻地时，突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他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制的，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荷枪实弹的重兵。当我们接近这座楼时，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我立即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人。”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是萨迪格(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立即让我们通过，并派人护送我们。
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使馆。我们回到使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继续。我们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过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声。据了解，王室武装力量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其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制高点。在这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应吁请，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处险境，驻馆人员尽心尽责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战前，萨那仅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士，中国医疗队大部分队员分在也门其他城市。萨那告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全部撤走，中国三名医生与也门仅有的数名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全部救护任务。随着战火的继续燃烧，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加，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姆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在正常情况下，我援也医疗队一般由辽宁省选派。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情况下，严重的派性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正常进行。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由实行军管的北京医院立即组建援也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萨那。北京医院的这支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由于萨那机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久久盘旋，终于寻找到炮火袭击的间隙时间强行降落。他们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不顾炮火袭击，不顾个人安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履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去。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我们不仅要加倍工作，而且要做好抗暴准备。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读报纸、听广播、翻译各种材料，每天工作都在12-14小时。
使馆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夜班。由于使馆人手不够，便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协助。每晚6时半到次日清晨6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
当时我们一个人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匆匆吃过晚饭，便立即参加值夜班，我们把它称之为“夜以继日”。有时刚值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便连续工作，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日以继夜”。那时候，我们驻外使领馆每个人员的国外津贴为39元人民币。我们值夜班时，使馆因物资匮乏，无法提供可口的夜餐。长达12小时的夜班巡逻确实难熬，我们的处境真可谓饥寒交迫。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夜班的同志共同享受一下。如果一个月轮上几次值夜班，全月的津贴变得入不敷出，只好借钱。
萨那被困后，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几个月，我们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的危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到也门经济部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由于陆路和空中交通均被卡断，我们几个月收不到家中来信。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萨那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由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又是留在萨那的惟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也与日俱增，从而使中也友谊继续发展。
萨那保卫战取得第二回合胜利后，也门政府决定有限度地恢复通往萨那的航班。鉴于王室武装力量仍然盘踞着萨那附近一些军事要地，继续威胁着萨那的安全，也航飞机一般都在深夜降落萨那，并很快起飞，以免遭王室武装力量炮击。为了应急，我们的信使和其他人员只好乘坐这些飞机。我们三人小组便承担起送往迎来的任务。我们把夜间去机场视为一场战斗，每次出发前都做好充分准备，做到有备无患，避免了不测事件的发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待续）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也门风云变幻 萨那战云翻滚
我于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当年即被派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1967年2月，我回到了北京。同年夏天，也门形势紧张，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于是，外交部派我到驻也门使馆工作。我匆匆忙忙做了出国准备，便于9月离京赴馆。从此，我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谈话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
20世纪60年代初，风雨飘摇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苟延残喘，难以为继。1962年9月26日，以萨拉勒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王室政权，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萨拉勒出任总统，军衔虽由上校晋升为元帅，但手中兵力有限，王室势力仍很强大，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不稳，随时有夭折的危险。为保卫共和政权，萨拉勒一方面在国内惨淡经营，另一方面吁请埃及出兵支援。纳赛尔总统欣然同意派出7万军队，驻守也门要害部门，并直接参与也门反对王室复辟的内战。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失利，纳赛尔总统决定从也门全部撤军。当时，驻守在首都萨那的也门正规军不足5000人，且装备落后，政权内部派系斗争尖锐复杂，共和政权显得十分虚弱。萨拉勒总统如坐针毡，四处寻求援助。我到使馆不到一周，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郑康平代办，我作为译员陪同前往。我们到达总统官邸时，已是晚9时，萨拉勒在他的花园里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评价了中也友谊，集中介绍了也门形势，向中国提出了援助要求。走出总统官邸，郑代办对我说，萨拉勒总统对也门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们愈发感到也门形势的严峻性。
萨拉勒总统为能争取更多的外援，决定亲自率团出访。 1967年11月5日，当他访问伊拉克时，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埃里亚尼出任共和委员会主席，艾尼任政府总理，阿姆里中将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新政府宣布恪守“9·26”革命原则，坚持共和制。与此同时，人们强烈预感到政局更加恶化，“共和派”与“王室派”之间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随着埃及军队的撤离，也门被推翻的王室势力在外国支持下，用重金收买也门部落兵和外国雇佣军4万多人，力图通过武装叛乱达到王室复辟的目的。他们首先切断萨那通往红海滨海城市荷台达的公路，继而分兵从西路、东南、西南和北路直扑萨那，对首都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从1967年11月28日起，王室武装力量兵临城下，把整个萨那城围得水泄不通，开始发起攻城战役。萨那上空顿时战云翻滚，市郊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机场及市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国家元首办公的共和国宫、要害部门国防部及市中心解放广场连遭炮击。
形势十分严峻，萨那危在旦夕。在这紧要关头，也门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守卫萨那的数千官兵斗志昂扬，决心背水一战。城市中的工人、学生、居民、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商人、退役军人及郊区的农民挺身而出，自动组织起人民抵抗部队，与武装部队及公安部队并肩作战。整个萨那充满了战争气氛。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坚守岗位面临生死考验上下一心制定应变措施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门大使馆全体人员和我国援助也门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一直留在萨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国内十分了解和非常关心我们的处境及工作，接连指示，要我们密切注意形势发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气节教育，从最坏处着想，制定应变措施。
当时，使馆有9位同志，懂外文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使馆惟一懂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我们人手少，但任务十分繁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的生活、安全。我分担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大。这对于我这位刚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的好机会。
那时，我驻也门使馆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地点均在平房，更无设防。使馆距萨那南部民用机场仅一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情况，看到距使馆仅1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一层弹片和砂石。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跑出门外观察情况。我走出平房门，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嗖嗖声。在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飞来，擦过我的头顶，落在离我仅半米远的地方。我顿时心中一震，好险啊!我赶紧换个较隐蔽的方向，继续观察。原来使馆周围已经变成了战场，战场的主导权仍操在共和派手中，但有时夹有混战的场面。使馆东南面有一大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个方向射来的。使馆正门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路上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对敌炮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据也门派往使馆的警卫讲，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在中间一辆坦克里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越发感到时局的严重性。又过了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转移阵地，周围的枪炮声也停息下来。
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继续经受战火的洗礼。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中穿行，可从说是险象环生。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当时，我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方，中国援也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也门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援也3个队组的安全，他们还不时派人下山偷袭、骚扰。几个月来，也门工人和士兵死伤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作为使馆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们使馆人员在那里也碰到过这种遭遇。一次，我们开奔驰190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力量开始炮击。我们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了伤亡。但炮击停后，我们发现奔驰车惨遭炮击，完全报废。还有一次，郑代办去我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这次炮击时间长，火力猛，范围广。郑代办和杨组长果断地组织数十名在场的中也工程技术人员隐蔽、疏散、撤离，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进行指挥。在炮击过程中，杨组长后背被弹片击中，他稍事包扎后又与郑代办一道指挥战斗。这次炮击前后持续了3个小时。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我们仍不见郑代办回馆，并了解到纺织厂地区事态越来越严重，立即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与我们一道前去纺织厂，准备进行营救。当我们接近炮击区时，看不到炮火间断的迹象，我们只好找个土坡作掩护。约中午12时30分，我们终于等到了王室武装力量炮火间歇的机会，快速奔向蒙难的战友。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萨那久困不解的局面每拖延一日，城内军民的困难便增加一分。一方面，共和与王室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萨那战局的发展，共和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并逐渐趋向公开化、尖锐化。这两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形势更趋紧张，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
共和派兄弟阋墙为大局共同对敌
1968年8月23日中午时分，我们获悉，近一两天内，萨那共和内部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兄弟阋墙事件，届时王室武装力量也有可能乘机发起大规模攻城战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将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郑代办作为一馆之长，顿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对馆内的工作做了一下交代，要我立即跟他一起到中国驻也门各单位通报情况，布置应变任务。我们马不停蹄，由远而近走遍各单位，最后到了新华分社，谈完工作已近黄昏。我们刚走出新华分社门口，便听到四处响起枪炮声。
我们断定，也门武装部队两派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已全面打响。这时，我们只好退回新华分社楼内，迅速进行电话联系。从几个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市区，萨那城几乎到处都变成双方交战的场所。谁也说不准这场冲突何时能结束，我们何时能返馆和如何返馆成了一大难题。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晚，双方交战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郑代办心急如焚，决定冒着风险尽快返回使馆。在这种情况下，道路已被切断，汽车无法行驶，即使强行开车，因目标太大，危险性更大。我们决定以步代车，步行返馆。郑代办及司机老姜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并做了分工。我懂阿拉伯语，充当排头兵，郑代办居中，老姜断后。郑代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走路中间，一定要贴着墙走，如有险情立即卧倒，或进行隐蔽。我们在街上行走时，虽然沿街的路灯都已熄灭，但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在地上撒下一片银辉。我们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贴墙向前行走，耳边不时响起隆隆的炮声，头顶上时有子弹呼啸而过，脚下不时踏着炮弹碎片。当我们临近中国援也医疗队驻地时，突然出现了新的险情。医疗队对面有一幢三层楼，楼的主人是也门人民军司令，他也是也门最大部落的第二号人物。这位部落司令是支持共和制的，但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在楼顶和周围布下荷枪实弹的重兵。当我们接近这座楼时，我清楚地听到一阵拉枪栓的声音，接着从楼顶上传来急促的问话:“你们是什么人?”我立即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人。”他们大声对我们说:“中国人是萨迪格(朋友)，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他们立即让我们通过，并派人护送我们。
晚9时左右，我们终于安全回到了使馆。我们回到使馆后，外面的交火仍在继续。我们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午夜过后，事态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萨那的枪炮声突然停息，但远方却传来枪炮声。据了解，王室武装力量企图借共和两派内讧之机，发起攻城战役，其突破口选在萨那东部努古姆山制高点。在这紧要关头，共和两派立即达成停火协议，调转枪口，共同对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经过数小时激战，王室武装力量的进攻被打退，萨那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应吁请，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处险境，驻馆人员尽心尽责
萨那保卫战期间，中国援也医疗队的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战前，萨那仅有少量中国医生和护士，中国医疗队大部分队员分在也门其他城市。萨那告急后，其他国家的医生全部撤走，中国三名医生与也门仅有的数名医务人员不得不承担起全部救护任务。随着战火的继续燃烧，守城的也门军民伤病员不断增加，急需医护人员抢救护理。阿姆里总理为此召见郑代办，吁请毛主席、周总理向也门紧急增派医护人员。在正常情况下，我援也医疗队一般由辽宁省选派。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特殊情况下，严重的派性阻碍了这些工作的正常进行。有关部门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指示由实行军管的北京医院立即组建援也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萨那。北京医院的这支医疗队迅速组成，紧急赴任。由于萨那机场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炮火威胁之下，他们乘坐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久久盘旋，终于寻找到炮火袭击的间隙时间强行降落。他们抵达萨那后，立即全力抢救伤病员。在那些日子里，他们不顾炮火袭击，不顾个人安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履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工作中去。他们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眼熬红了，人消瘦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受到也门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萨那被围困期间，我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由于形势紧张，我们不仅要加倍工作，而且要做好抗暴准备。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冒着枪林弹雨联系工作，下午或晚上用来阅读报纸、听广播、翻译各种材料，每天工作都在12-14小时。
使馆为防不测事件发生，规定每晚必须有人值夜班。由于使馆人手不够，便从工程技术组和医疗队抽调部分人员协助。每晚6时半到次日清晨6时，我们轮流值班巡逻，负责使馆的保卫工作。
当时我们一个人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匆匆吃过晚饭，便立即参加值夜班，我们把它称之为“夜以继日”。有时刚值完夜班，又碰上紧急任务，便连续工作，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日以继夜”。那时候，我们驻外使领馆每个人员的国外津贴为39元人民币。我们值夜班时，使馆因物资匮乏，无法提供可口的夜餐。长达12小时的夜班巡逻确实难熬，我们的处境真可谓饥寒交迫。每当轮到我值夜班，我便动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从使馆小卖部买些烟酒，与同我一道值夜班的同志共同享受一下。如果一个月轮上几次值夜班，全月的津贴变得入不敷出，只好借钱。
萨那被困后，物资供应困难，食品奇缺，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极为艰苦。一连几个月，我们几乎买不到蔬菜和水果，甚至连米、面也所剩无几，面临断炊的危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每月都打一份照会，到也门经济部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只有经过经济部长亲自批条子，才能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根本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由于陆路和空中交通均被卡断，我们几个月收不到家中来信。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萨那保卫战取得了初步胜利。由于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中国大使馆又是留在萨那的惟一使馆，中国在也门军民中的威信也与日俱增，从而使中也友谊继续发展。
萨那保卫战取得第二回合胜利后，也门政府决定有限度地恢复通往萨那的航班。鉴于王室武装力量仍然盘踞着萨那附近一些军事要地，继续威胁着萨那的安全，也航飞机一般都在深夜降落萨那，并很快起飞，以免遭王室武装力量炮击。为了应急，我们的信使和其他人员只好乘坐这些飞机。我们三人小组便承担起送往迎来的任务。我们把夜间去机场视为一场战斗，每次出发前都做好充分准备，做到有备无患，避免了不测事件的发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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