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文中看，陶渊明在从事农耕生活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和崇高，只是高兴和愉快而已。他这样做，妻子儿女和朋友或许还会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并不一定理解和赞同。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从官的位置上转向平民生活肯定有些难言的苦恼，这必然是被动而不会是主动的。而陶渊明在记载中明明白白是主动辞官的，但是人们会认为他有说不出的苦闷，也就是说仍然是一种被动。这样说也可以，“苦闷”这个词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厌烦和轻视，还有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算不算“苦闷”？
　　在中国的文化里，什么都可以丢弃，唯有官职不可以。这是珍宝中的珍宝，前提中的前提，标准中的标准，失去了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再也无从谈起。这种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中蛊的魔症的文化，既无法理喻也无可救药，是整个民族背负的沉疴。人们认为像陶渊明这样一定会很失落，他自己一時昏愦，也害了全家。
　　是的，一个人要服从个人理念，完成个人的信念和追求，常常要牺牲与他共同生活的一大拨人的利益，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自私。做出这种决定的人自己也是痛苦的，其痛苦并不亚于一场蜕变的挣扎。
　　陶渊明的许多诗，给孩子留下的文字，也在不停地表达歉意和自责，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一个特异的生命，即便在这种境况下，他的坚持力仍旧非常执拗和强大，外在的制约终究没有改变他。生命有本色，就有一个必然的趋向，无论遭遇怎样的坎坷、曲折和阻拦，都要蜿蜒前行，最后抵达那个目标。这是一种天性，一种冥冥之中的规定力，谁也不可改变。最后的日子里，不让陶渊明死在饥寒交迫的田园里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有这样的归宿。这一切都来自命运的深处，它超越外力和集体意志。说到底，无论是亲情还是体制的强力，都很难改变一个人的命数。
　　或许生命在形成之初被植入了不同的、特别的密码。正因为这密码的不同，生命之间才有了各种区别。有了区别才有道路的不同，有了道路的不同，我们也就看到了形形色色、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在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呈现出奇异的发展轨迹，有迥然不同的表达和表演，最终走进自己的结局。
　　陶渊明和平常人一样，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动荡和物质的极度匮乏，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这时候的关键问题是怎样解决当下，即最基本的温饱之需。“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但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因为忙碌和窘迫而遗忘，并没有扔下最大的不安。
　　他的尊严并没有被压抑，更没有在生命的角落里沉睡。它每一次醒来，都准备萌发和长大。任何一个人，只要不能将尊严的种子闷死在心房里，或让它沉沉睡去，“麻烦”也就来了。尊严是人与庸俗世界发生冲突的总根源。当然这种冲突是有代价的，我们在经验里知道，人一定要为尊严付出代价。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无论这个代价有多么大，强大的尊严最后还是要驱使他向前，去完成一个任务。这一点对于每个人来说，往往都是很致命的。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被后人强调得太多，所以也就放大了。因为这句话说得那么坚毅、解气，算是掷地有声。我们后来人在陶渊明这次痛快的发泄面前，会有同样的快感。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个人做出如此酣畅淋漓、斩钉截铁的社会宣示，背后肯定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他一定长时间竭尽全力，用生命一点点构筑起强大的底部支撑力，最后才完成了这个具有经典意义的转身。
　　陶渊明经历了许多曲折，二十九岁踏上仕途，时间很短便返回，然后再接再厉尝试到中年。这种经历前后重复了四次，显现出曲折和蜿蜒的痕迹。最后一次的末尾才有那句痛快的宣示，但下半句的“向乡里小儿”常常被人省略了。人们说的最多的只是前半句，因为这样讲就更简单更直观，更通俗好解也更有力。但是“向乡里小儿”该怎么解释？这里大概仍然不是指平民百姓，如果将这句话做前后统一观，可知这里的“乡里小儿”是指那些简陋粗鄙的人，是没有基本文明和道德水准的官场人物，比如当时来彭泽巡视的那位督邮。就为了“五斗米”与这些“小儿”为伍，太不值了。
　　陶渊明内心深处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细腻和洁净，他在文明和文化方面见过大世面，尽管忙碌在日常生活中，纠缠周旋于那些粗鄙的功利主义者当中，但生命底色与素质与他们差异太大了。完整地理解那句宣示，弄清它的起因与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诗人的心中，必要拿来时时对比日常庸俗、繁琐纠缠的官场的，就是记忆中不能泯灭的那片灿烂的原野、那份流连其中的自由与舒畅了。他对大自然，对“丘山”的爱是源于骨子里的，这些既有儿时记忆，也有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元素。只要这些元素还在血液里流动，他羁绊于官场就永远不会安宁，永远要被一个自由的声音隐隐地呼唤，最后也必定要迎着这声音走去，走向自己的远方。
　　（编辑/李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