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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均衡的经济学——寻求的是平衡和克制，而非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所有这些弊病都将不止一次发生于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中，但这些事件应该成为例外事件而不是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则应该是均衡的，合理反映经济增长可能性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合理适度的。真正的法则应是允许收入的差别，但不允许差别殃及多数人安危而最终导致革命。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毫无疑问，学术界一直想搞清楚决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些因素存在于各种领域，而经典狭隘的经济方法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根本问题的满意答案。采取跨学科的探索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和文明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领域，而与文化、社会、政治、人口、科技、生态等领域同样相关。因此，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找到综合的答案。
主流经济学已无法解释全球经济
当代经济学思想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不亚于2008年至今仍在发酵的全球多重的经济危机。只有对确保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三角框架进行正确、综合和深入改革，特别是移除系统和结构弊端，我们才有可能成功战胜危机。这个三角框架的主要内涵是：价值是经济决策原动力的基础；机制是从行为学角度体现的经济游戏规则和对自由经济、社会和政体的规范；政治是运用市场体系工具的方式。
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的进程经常是相辅相生的。这个微妙的观察其实有深远的意义。主流经济学总是试图聚焦于某个狭隘的单个方面，而时下的很多事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有着复杂的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趣的联系。用主流经济学那些传统方法是不可能对下列任何现象给出满意解释的——从美国的危机、欧元区危机到阿拉伯之春的结局，从中国经济的腾飞到巴西经济的成就，再到北欧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
这只是部分实例。还有数不清的其他重要进程包含着对未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该做什么、怎么做、不该做什么、如何避免。如果没有一个多层次的综合分析并加以正确的政策与战略，预测甚至是塑造未来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未来不可能为我完全掌控，但还是可以对未来进程施加影响。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能把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方式混淆，并且实施的政策和战略必须基于正确的经济理论。
因此，未来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化无法逆转的年代（尽管存在诸多困难，这是全球化的基本规律），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进步社会思想应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能使得我们的未来不仅更能接受，而且更加美好。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全球稳定的巨大威胁
我们当前正在处理并将在未来继续面对的，不仅是各种进步大趋势的交融重叠与相互影响。如科技进步、知识经济、互联网的扩展、民主国家的壮大、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与此同时，不幸的是，负面趋势同样交织并在很多时候因巧合而声势浩大。这样的例子包括全球变暖的警告、自然环境的破坏、非再生资源的耗尽、国家和国际条约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文化间冲突和恐怖主义等。
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中，权衡各种利弊，人类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机遇，收益也将大于损失。这些现象所代表的，正是巨大的智慧和政治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基于知识的经济理论，也需要基于知识的政策抉择。从根本上说，未来是可以被编程、预见和在一定程度上被管辖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各种因果关系，从而在全球关联的经济中合理运用发展战略包含的工具和机制，同时顺应私有企业群体强大的市场驱动力。
这都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根本来讲，收益与成本、储蓄与投资、财政收入与支出、出口与进口以及资本转移的平衡。二是从生态平衡来说，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平衡。三是社会平衡，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关系被人们接受并且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巴西，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现象日益严重，这将造成超出经济后果的深远影响。经济不平等的巨大规模依然成为全球稳定的巨大威胁。
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只能是例外
好的战略和政策（不论是在地区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应该可以防患于未然。当前的美国危机本可以在本世纪初得到预防，但今天依然发展成为危机。同样的，欧元危机目前还处于可以防范的阶段，但很快或许就会陷入失控的局面，导致明显的经济政治危机。
从普遍的经济学角度，未来是可以预知的。因此，我们面对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现象终将发生。有必要对这些现象提前认知，并做好正确的准备。但事实是，未来确实存在各种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们可以发生，但未必就一定要发生。我们需要知道（当然要基于科学），有什么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的现象就会发生。然后，运用正确的价值系统、战略政策和合适的机制和规则（它们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我们就能协助该发生的发生，避免不该发生的发生。
要做到这些，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描述性的、基于跨学科考察的未来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是从比较研究学发展出来的规范性经济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试图更多地了解未来那些不可避免的，和那些存在可能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可以知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让未来的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新实用主义的宗旨。
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均衡的经济学——寻求的是平衡和克制，而非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所有这些弊病都将不止一次发生于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中，但这些事件应该成为例外事件而不是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则应该是均衡的，合理反映经济增长可能性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合理适度的。真正的法则应是允许收入的差别，但不允许差别殃及多数人安危而最终导致革命。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www.ceweekly.cn/Special/Kolodko/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毫无疑问，学术界一直想搞清楚决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些因素存在于各种领域，而经典狭隘的经济方法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根本问题的满意答案。采取跨学科的探索态度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和文明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领域，而与文化、社会、政治、人口、科技、生态等领域同样相关。因此，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找到综合的答案。
主流经济学已无法解释全球经济
当代经济学思想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灾难”，不亚于2008年至今仍在发酵的全球多重的经济危机。只有对确保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三角框架进行正确、综合和深入改革，特别是移除系统和结构弊端，我们才有可能成功战胜危机。这个三角框架的主要内涵是：价值是经济决策原动力的基础；机制是从行为学角度体现的经济游戏规则和对自由经济、社会和政体的规范；政治是运用市场体系工具的方式。
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的进程经常是相辅相生的。这个微妙的观察其实有深远的意义。主流经济学总是试图聚焦于某个狭隘的单个方面，而时下的很多事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有着复杂的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趣的联系。用主流经济学那些传统方法是不可能对下列任何现象给出满意解释的——从美国的危机、欧元区危机到阿拉伯之春的结局，从中国经济的腾飞到巴西经济的成就，再到北欧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
这只是部分实例。还有数不清的其他重要进程包含着对未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该做什么、怎么做、不该做什么、如何避免。如果没有一个多层次的综合分析并加以正确的政策与战略，预测甚至是塑造未来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未来不可能为我完全掌控，但还是可以对未来进程施加影响。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能把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方式混淆，并且实施的政策和战略必须基于正确的经济理论。
因此，未来新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化无法逆转的年代（尽管存在诸多困难，这是全球化的基本规律），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进步社会思想应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能使得我们的未来不仅更能接受，而且更加美好。
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全球稳定的巨大威胁
我们当前正在处理并将在未来继续面对的，不仅是各种进步大趋势的交融重叠与相互影响。如科技进步、知识经济、互联网的扩展、民主国家的壮大、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与此同时，不幸的是，负面趋势同样交织并在很多时候因巧合而声势浩大。这样的例子包括全球变暖的警告、自然环境的破坏、非再生资源的耗尽、国家和国际条约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文化间冲突和恐怖主义等。
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中，权衡各种利弊，人类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机遇，收益也将大于损失。这些现象所代表的，正是巨大的智慧和政治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基于知识的经济理论，也需要基于知识的政策抉择。从根本上说，未来是可以被编程、预见和在一定程度上被管辖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各种因果关系，从而在全球关联的经济中合理运用发展战略包含的工具和机制，同时顺应私有企业群体强大的市场驱动力。
这都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根本来讲，收益与成本、储蓄与投资、财政收入与支出、出口与进口以及资本转移的平衡。二是从生态平衡来说，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平衡。三是社会平衡，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关系被人们接受并且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巴西，收入分配不均的社会现象日益严重，这将造成超出经济后果的深远影响。经济不平等的巨大规模依然成为全球稳定的巨大威胁。
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只能是例外
好的战略和政策（不论是在地区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应该可以防患于未然。当前的美国危机本可以在本世纪初得到预防，但今天依然发展成为危机。同样的，欧元危机目前还处于可以防范的阶段，但很快或许就会陷入失控的局面，导致明显的经济政治危机。
从普遍的经济学角度，未来是可以预知的。因此，我们面对的，将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一些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现象终将发生。有必要对这些现象提前认知，并做好正确的准备。但事实是，未来确实存在各种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们可以发生，但未必就一定要发生。我们需要知道（当然要基于科学），有什么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的现象就会发生。然后，运用正确的价值系统、战略政策和合适的机制和规则（它们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力），我们就能协助该发生的发生，避免不该发生的发生。
要做到这些，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描述性的、基于跨学科考察的未来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是从比较研究学发展出来的规范性经济学。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试图更多地了解未来那些不可避免的，和那些存在可能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可以知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能让未来的形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新实用主义的宗旨。
未来，我们需要的是均衡的经济学——寻求的是平衡和克制，而非过剩、赤字、失衡与危机。所有这些弊病都将不止一次发生于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中，但这些事件应该成为例外事件而不是客观法则。真正的法则应该是均衡的，合理反映经济增长可能性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合理适度的。真正的法则应是允许收入的差别，但不允许差别殃及多数人安危而最终导致革命。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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