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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不乏诸多可圈可点之作。这其中，既有“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出台，又有“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的启动部署，还有一系列的保险监管新政陆续发布。
首先，2012年，有两部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一是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和保监会等六部委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二是国务院2012年11月发布、2013年3月1日施行的《农业保险条例》。
大病保险。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在全国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核心之一是“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这是医改领域的一大重要突破，符合国际主流趋势，保险业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医改战略的新机遇。
虽然世界各国的医改方案千差万别，但在医疗保障改革领域有一条可资借鉴的共同经验，即“公私合作”是解决改革难题的一剂良方。“公私合作”在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不仅体现在“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上，而且体现为即使在“基本”层面，政府也应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要逐步做到“凡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不适合或不具备条件购买服务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
当然，大病保险也有“前车之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要求“要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这个“保本微利”使人联想起交强险的“不盈不亏”，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制度准备不充分、执行不力，那么社会公众对于交强险的质疑和争议，也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大病保险领域。如何避免重蹈交强险的覆辙，如何抓住第二次“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重建保险业的社会公信力？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保险业的要求，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保险业的需求，保险业，你准备好了吗？
农业保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自2004年至2012年，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其中多次提到农业保险。《农业法》说“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保险法》说“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一“另行规定”苦等多年，2012年终于迎来破茧，国务院发布了《农业保险条例》。
近幾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农业保险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持。2007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各级财政之所以大力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是因为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认清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条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用意了。
“胡萝卜”是一系列的支持表态和举措，讲国家怎么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包括保费财政补贴、财政支持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大棒”是若干约束措施，目的是保证“支农惠农”落到实处，强调的是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如何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等问题。
其次，2012年有两个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一是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广泛部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偿二代”建设。“偿二代”是“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简称，它是相对于“偿一代”（“偿一代”于2003年启动，至2007年底基本搭建成型）而言的。“偿二代”以中国保监会2012年3月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为标志正式启动，计划用3至5年时间建成。
不同于银行业，保险业没有统一的国际“巴塞尔协议”。关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模式有两套：一套是欧盟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即现行Solvency I和计划实施的Solvency II），另一套是美国的风险资本制度（RBC和偿付能力现代化工程）。美欧之间的分歧较大，在短期内全球统一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难以形成。
中国怎么办？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是充分借鉴美欧等国际主流模式的经验；二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微观的角度看，一是“偿付能力要求”与风险匹配，既不能低了，也不要高了；二是“偿付能力评估方法”与监管水平相适应，既不能“简单一刀切”（比如仅根据保费或赔付规模来确定最低资本要求），也不要太复杂了（比如搞什么“内部模型”）。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偿二代”，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称之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可以载入保险业史册的系统工程”，此番评价，并不为过。
消费者权益保护。2012年，一系列动作围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展开——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保险消费者教育官方微博上线，“12378”保险消费者维权投诉热线开通，聘任首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社会监督员。监管机构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还需要在“产品监管”和“制度设计”方面深入思考，挖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深层原因，探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产品监管”是基础。如果产品本身很好，确实“想消费者所想，急消费者所急，办消费者所需”，那么即使销售环节有瑕疵，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而如果产品本身不好，那么不误导怎么销售得出去呢？进一步的，如果经由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保险产品，事后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那么监管机构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关键。有些制度虽然是行业惯例，但依然可以探讨，保险业不应以所谓“行业惯例”来对抗消费者的“合理期待”。比如，寿险退保，消费者期待可获返“未到期保费”，但实际所得到的“现金价值”往往严重低于“未到期保费”。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首先，2012年，有两部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一是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和保监会等六部委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二是国务院2012年11月发布、2013年3月1日施行的《农业保险条例》。
大病保险。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在全国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核心之一是“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这是医改领域的一大重要突破，符合国际主流趋势，保险业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医改战略的新机遇。
虽然世界各国的医改方案千差万别，但在医疗保障改革领域有一条可资借鉴的共同经验，即“公私合作”是解决改革难题的一剂良方。“公私合作”在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不仅体现在“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上，而且体现为即使在“基本”层面，政府也应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要逐步做到“凡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不适合或不具备条件购买服务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
当然，大病保险也有“前车之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要求“要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这个“保本微利”使人联想起交强险的“不盈不亏”，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制度准备不充分、执行不力，那么社会公众对于交强险的质疑和争议，也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大病保险领域。如何避免重蹈交强险的覆辙，如何抓住第二次“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重建保险业的社会公信力？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保险业的要求，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保险业的需求，保险业，你准备好了吗？
农业保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自2004年至2012年，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其中多次提到农业保险。《农业法》说“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保险法》说“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一“另行规定”苦等多年，2012年终于迎来破茧，国务院发布了《农业保险条例》。
近幾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农业保险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持。2007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各级财政之所以大力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是因为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认清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条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用意了。
“胡萝卜”是一系列的支持表态和举措，讲国家怎么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包括保费财政补贴、财政支持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大棒”是若干约束措施，目的是保证“支农惠农”落到实处，强调的是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如何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等问题。
其次，2012年有两个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一是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广泛部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偿二代”建设。“偿二代”是“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简称，它是相对于“偿一代”（“偿一代”于2003年启动，至2007年底基本搭建成型）而言的。“偿二代”以中国保监会2012年3月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为标志正式启动，计划用3至5年时间建成。
不同于银行业，保险业没有统一的国际“巴塞尔协议”。关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模式有两套：一套是欧盟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即现行Solvency I和计划实施的Solvency II），另一套是美国的风险资本制度（RBC和偿付能力现代化工程）。美欧之间的分歧较大，在短期内全球统一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难以形成。
中国怎么办？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是充分借鉴美欧等国际主流模式的经验；二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微观的角度看，一是“偿付能力要求”与风险匹配，既不能低了，也不要高了；二是“偿付能力评估方法”与监管水平相适应，既不能“简单一刀切”（比如仅根据保费或赔付规模来确定最低资本要求），也不要太复杂了（比如搞什么“内部模型”）。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偿二代”，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称之为“一项激动人心的事业”“可以载入保险业史册的系统工程”，此番评价，并不为过。
消费者权益保护。2012年，一系列动作围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展开——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保险消费者教育官方微博上线，“12378”保险消费者维权投诉热线开通，聘任首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社会监督员。监管机构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除了一些日常工作之外，还需要在“产品监管”和“制度设计”方面深入思考，挖掘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深层原因，探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产品监管”是基础。如果产品本身很好，确实“想消费者所想，急消费者所急，办消费者所需”，那么即使销售环节有瑕疵，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而如果产品本身不好，那么不误导怎么销售得出去呢？进一步的，如果经由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保险产品，事后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那么监管机构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关键。有些制度虽然是行业惯例，但依然可以探讨，保险业不应以所谓“行业惯例”来对抗消费者的“合理期待”。比如，寿险退保，消费者期待可获返“未到期保费”，但实际所得到的“现金价值”往往严重低于“未到期保费”。这样的制度是否合理，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