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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福开森逝世70周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的他的专著《中国艺术讲演录》最近刚出版，就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热评。
约翰·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的名字，最近还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的跨年展览“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青铜器展”（3月1日闭展）里，一件来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青铜禁组器（1901年出土），就是当年福开森在陕西宝鸡帮忙收购的，这件罕见的珍宝，加上另外两件存世的西周青铜禁，组成了这次展览最重要的展品。
那么，这位福开森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在南京创办金陵大学，并捐赠上千件名贵文物
福开森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自幼随家人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87年，年轻的福开森离开美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年他21岁。福开森先在江苏镇江学习汉语，后到南京，在估衣廊居所办学校开课。
1888年，美国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任命福开森为院长。汇文书院教育设置模式主要来自美国，书院设博物院、医学馆、圣道馆，并设附属中学，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
福开森在南京居住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爱吃盐水鸭，对南京这座城市尤其喜欢。福开森和当时在协和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等成了好朋友。司徒雷登还经常和他到南京夫子庙的文物市场去“淘宝”。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福开森每年都来南京参加校董会。他是金陵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所以在即将七旬大寿之际，他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态，于1934年慨然将40年来花了300万元购置收藏的上千件中国文物捐赠给自己一手创办的金陵大学。其中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这批文物曾一度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这在当时是空前的慷慨盛举，福开森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书写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寄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福开森赠金陵大学的上千件文物，后由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一行四人清点后收藏于金陵大学，且作了公开展览。1952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这批文物便收藏、陈列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中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和西周青铜小克鼎等几件珍品已成为现今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这批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展出时，受到中外学者高度评价。
在上海有一条福开森路，他创办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主持《新闻报》
上海徐汇区有一条以福开森命名的路，始建于1907年，1943年改名为武康路。福开森路曾是旧上海法租界花园住宅区域的代表性路段，民国时期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多在此居住。马路两旁矗立着许多风格多样的小洋楼，浓缩了上海近代的百年历史。宋庆龄、黄兴和巴金故居都在这条路上，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在此遭暗杀。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赵丹、秦怡、孙道临等曾居住于此。在李安电影《色·戒》里，放走了“老易”的“王佳芝”叫了一辆黄包车，说：“到福开森路去！”
武康路上有分量的名人故居“密度”较大，沿线西班牙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西欧建筑极富特色。2011年6月23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上海武康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
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督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苦于找不到谙熟现代大学管理的人才，直至遇到了在上海的福开森，于是聘他为首任“监院”，相当于现在的教务总长。福开森上任后，首先把学校校址选定在徐汇区，他去找上海道台，用官价买了扩大部分的土地120亩。为方便师生出行，用自己的薪水修建了这条马路，开始的时候，这条路没有名称，后来因法租界在扩大地盘中，与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发生冲突，又与英、美、俄等国产生了矛盾。福开森从中调停，最终令各方满意获得解决。为答谢福开森，当地民众给这条马路冠名福开森路。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致力校舍建设、设备选定、课程设置、教师聘用，并亲手设计该校最早的两幢建筑物，即中院和上院；南洋公学后改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与汇文书院不同，南洋公学为中国人自办的院校，所以聘用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任职任教，如吴稚晖、钮永建、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福开森借此扩展了与中国学人及士绅的交往。南洋公学创办不久即在中国拥有很好声誉，很显然这是与福开森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
跨越了三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交大徐汇校区的教学楼“中院”，就是当年福开森自己设计、监造，并于1899年竣工的建筑，现仍完好地保存在校园内。
福开森还是清末要员刘坤一、张之洞、端方等人的政治顾问，先后在上海办过多张报纸，创办并主持《新闻报》30年，使之成为当年上海的第二张大报。
不过福开森人生中的更多大事，却是在北京完成的。
在北京“二品顶戴”福大人是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
除了在教育界和政界的显赫地位以外，福开森还有—个身份，即知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他被称为旅华洋人中“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戏称福大人。
1900年至1927年，外国古董商人从中国收购、掠夺的各类文物多达120多万件。而在北京著名的文物一条街——琉璃厂，福开森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是公认购物最豪气、眼光也最锐利的两个老外行家。
有一次，当时琉璃厂门面最大的“博韫斋”开张，福开森闻讯前往祝贺，其实是去淘古董的。掌柜杨伯衡拿出一个红光闪闪的瓶子给福开森看。见多识广的福开森一看便知是郎窑红（康熙年间创烧的高温铜红釉瓷器），杨伯衡跟他要了两千块大洋，福开森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付了钱，拿着瓶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福开森是北京古玩店的常客。遇有所好，往往不惜重金收购，所获金石书画瓷器等古玩甚丰。在北京东城他的喜鹊胡同3号大宅，历代中国文物琳琅满目。他对收藏的古物，均做到有照片或有拓片；有文字记述；有对其渊源的考证；有英文说明。
福开森擅长鉴别中国瓷器及绘画，但搞文物这一行，不能被忽略的还有人脉。1908年福开森在北京任邮传部顾问。1910年中原大旱，福开森募得赈灾金约100万美元，被清廷封赐为二品顶戴。福开森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能书写漂亮的汉字毛笔字，特別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他总是头戴二品顶戴花翎，身穿长袍马褂，脚上是千层底布鞋、白色棉布袜，乐此不疲地做文物生意。 经年累月，福开森成了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通”。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福开森被聘为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和罗振玉、容庚、马衡、郭葆昌、爱新觉罗·宝熙、王国维等名士做同事。
1901年福开森参股的文物小店“广德堂”在北京东交民巷三号开张。到了1918年，他在鼓楼大街又开了“博古斋”，专门收购那些太监从宫中盗出的文物。说福开森是特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鲍玉珩说他“用了不到1000块现洋的价钱买到了1500多件文物珍宝。一转手，以入手价10到20倍的价钱又把它们卖回美国国内，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福开森把中国文物卖给美国的情况。
在纽约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采购，助其建立最初中国艺术收藏中心
福开森搜罗来的中国文物，大多是自己收藏，也有一些是替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
1912年4月，他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洽，商定为他们采购中国艺术品，助其建立起最初的中国艺术收藏中心。他帮对方收购的青铜禁组器，现在已经成了该馆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这批青铜器原先是曾任陕西巡抚的端方的旧藏。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青铜器还不甚了解，福开森说服了大都会董事会，拿出整年的收藏基金10万美元去购买这套青铜器。还有著名的齐侯四器（1893年出土于河北省易县，原属爱新觉罗·盛昱，是春秋时期齐侯嫁女的媵器），也是他从中牵线到了美国。
许多中外学者评说，我们既要看到福开森把中国文物卖到美国的缺憾，又要看到他慨然将毕生所藏千余件名贵文物尽数捐予金陵大学的旷世善举。
此外，福开森也办成了几件大好事，比如在传奇国宝毛公鼎流落于市时，借钱给叶恭绰等人，使这件国之重器留在了中国。
他还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了多部古董专著。福开森组织编纂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历代著录画目》《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吉金目》《艺术综览》等一流的中国艺术的收藏史名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曾有论：“基于丰富的文物收藏及厚实的中国文史知识，福开森主张重视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与纯粹性，他在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造诣令人叹服。”
福开森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和推广。1918年，受颇具声望的斯卡蒙讲座邀请，福开森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了关于中国艺术之大略的系列演讲，第二年成书为《中国艺术讲演录》（Outlines of ChineseArt），天津外语学院校史馆珍藏有福开森此书英文原版。
20世纪初，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受日本影响极大，重陶瓷而轻书画，存在着诸多误区和局限。福开森则面向美国的中国艺术爱好者演讲中国艺术，分别宣讲了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书法与绘画，大致涵盖了中国文物艺术的主要门类，其视野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在当时的汉学界无人能比肩。
尤其难得的是，福开森借鉴并分析了东西方的艺术研究成果和方法，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等许多鲜明、独立的观点。比如，当时西方学界更多习惯于把中国艺术放在亚洲艺术的大环境中，与印度、波斯、日本艺术相提并论。但是福开森指出，中国艺术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艺术完全是民族的，表现了古老的华夏民族的理想和精神。我们很难把中国艺术视为亚洲艺术的一部分”、“中国至少有一个文明系统和一种艺术，发源于它自己的疆域之内。我们无须借助印度、日本或波斯艺术的知识，就可以理解中国艺术……在研究中国艺术时，唯一精确的观察点，是站在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中心。”
福开森跟当时中国的名士、学者常常往来交际，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切身的体会，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用心用情都很深，所以他的演讲中有比较多的人文情怀，是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讲中国艺术，这也是这本新出版的《中国艺术讲演录》我们读起来会有一种亲切感的缘由。这是一般的汉学家根本不具备的。201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福开森的博士论文集，书名《永恒的热情：福开森及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追求》，高度评价了福开森对传播、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贡献。
1921年福开森被奉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加以遏制日本在华扩张为重要议题的华盛顿会议。1938年10月福开森夫人在北平居所病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由于福开森年老体弱，日军没有将其押送进集中营，而是让他住进了北平英国大使馆。1943年12月，福开森被日军遣送回美国。两年后他在波士顿去世，时年79岁。
福开森居住中国达57年，是喜爱中华文化的收藏家、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创校元老、沪上《新闻报》30年掌门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他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值得追记与纪念的。
约翰·福开森（JohnCalvinFerguson）的名字，最近还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的跨年展览“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青铜器展”（3月1日闭展）里，一件来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青铜禁组器（1901年出土），就是当年福开森在陕西宝鸡帮忙收购的，这件罕见的珍宝，加上另外两件存世的西周青铜禁，组成了这次展览最重要的展品。
那么，这位福开森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在南京创办金陵大学，并捐赠上千件名贵文物
福开森1866年出生于加拿大，自幼随家人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87年，年轻的福开森离开美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年他21岁。福开森先在江苏镇江学习汉语，后到南京，在估衣廊居所办学校开课。
1888年，美国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任命福开森为院长。汇文书院教育设置模式主要来自美国，书院设博物院、医学馆、圣道馆，并设附属中学，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
福开森在南京居住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爱吃盐水鸭，对南京这座城市尤其喜欢。福开森和当时在协和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等成了好朋友。司徒雷登还经常和他到南京夫子庙的文物市场去“淘宝”。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福开森每年都来南京参加校董会。他是金陵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所以在即将七旬大寿之际，他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态，于1934年慨然将40年来花了300万元购置收藏的上千件中国文物捐赠给自己一手创办的金陵大学。其中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这批文物曾一度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这在当时是空前的慷慨盛举，福开森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书写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寄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福开森赠金陵大学的上千件文物，后由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一行四人清点后收藏于金陵大学，且作了公开展览。1952年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并，这批文物便收藏、陈列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其中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和西周青铜小克鼎等几件珍品已成为现今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02年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这批福开森捐赠的文物展出时，受到中外学者高度评价。
在上海有一条福开森路，他创办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主持《新闻报》
上海徐汇区有一条以福开森命名的路，始建于1907年，1943年改名为武康路。福开森路曾是旧上海法租界花园住宅区域的代表性路段，民国时期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多在此居住。马路两旁矗立着许多风格多样的小洋楼，浓缩了上海近代的百年历史。宋庆龄、黄兴和巴金故居都在这条路上，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在此遭暗杀。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赵丹、秦怡、孙道临等曾居住于此。在李安电影《色·戒》里，放走了“老易”的“王佳芝”叫了一辆黄包车，说：“到福开森路去！”
武康路上有分量的名人故居“密度”较大，沿线西班牙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西欧建筑极富特色。2011年6月23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上海武康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
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督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苦于找不到谙熟现代大学管理的人才，直至遇到了在上海的福开森，于是聘他为首任“监院”，相当于现在的教务总长。福开森上任后，首先把学校校址选定在徐汇区，他去找上海道台，用官价买了扩大部分的土地120亩。为方便师生出行，用自己的薪水修建了这条马路，开始的时候，这条路没有名称，后来因法租界在扩大地盘中，与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发生冲突，又与英、美、俄等国产生了矛盾。福开森从中调停，最终令各方满意获得解决。为答谢福开森，当地民众给这条马路冠名福开森路。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致力校舍建设、设备选定、课程设置、教师聘用，并亲手设计该校最早的两幢建筑物，即中院和上院；南洋公学后改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与汇文书院不同，南洋公学为中国人自办的院校，所以聘用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任职任教，如吴稚晖、钮永建、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等，福开森借此扩展了与中国学人及士绅的交往。南洋公学创办不久即在中国拥有很好声誉，很显然这是与福开森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
跨越了三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交大徐汇校区的教学楼“中院”，就是当年福开森自己设计、监造，并于1899年竣工的建筑，现仍完好地保存在校园内。
福开森还是清末要员刘坤一、张之洞、端方等人的政治顾问，先后在上海办过多张报纸，创办并主持《新闻报》30年，使之成为当年上海的第二张大报。
不过福开森人生中的更多大事，却是在北京完成的。
在北京“二品顶戴”福大人是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
除了在教育界和政界的显赫地位以外，福开森还有—个身份，即知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他被称为旅华洋人中“中国古物收藏第一人”，戏称福大人。
1900年至1927年，外国古董商人从中国收购、掠夺的各类文物多达120多万件。而在北京著名的文物一条街——琉璃厂，福开森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是公认购物最豪气、眼光也最锐利的两个老外行家。
有一次，当时琉璃厂门面最大的“博韫斋”开张，福开森闻讯前往祝贺，其实是去淘古董的。掌柜杨伯衡拿出一个红光闪闪的瓶子给福开森看。见多识广的福开森一看便知是郎窑红（康熙年间创烧的高温铜红釉瓷器），杨伯衡跟他要了两千块大洋，福开森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付了钱，拿着瓶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福开森是北京古玩店的常客。遇有所好，往往不惜重金收购，所获金石书画瓷器等古玩甚丰。在北京东城他的喜鹊胡同3号大宅，历代中国文物琳琅满目。他对收藏的古物，均做到有照片或有拓片；有文字记述；有对其渊源的考证；有英文说明。
福开森擅长鉴别中国瓷器及绘画，但搞文物这一行，不能被忽略的还有人脉。1908年福开森在北京任邮传部顾问。1910年中原大旱，福开森募得赈灾金约100万美元，被清廷封赐为二品顶戴。福开森能说一口流利汉语，能书写漂亮的汉字毛笔字，特別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他总是头戴二品顶戴花翎，身穿长袍马褂，脚上是千层底布鞋、白色棉布袜，乐此不疲地做文物生意。 经年累月，福开森成了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通”。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福开森被聘为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和罗振玉、容庚、马衡、郭葆昌、爱新觉罗·宝熙、王国维等名士做同事。
1901年福开森参股的文物小店“广德堂”在北京东交民巷三号开张。到了1918年，他在鼓楼大街又开了“博古斋”，专门收购那些太监从宫中盗出的文物。说福开森是特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是因为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鲍玉珩说他“用了不到1000块现洋的价钱买到了1500多件文物珍宝。一转手，以入手价10到20倍的价钱又把它们卖回美国国内，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福开森把中国文物卖给美国的情况。
在纽约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采购，助其建立最初中国艺术收藏中心
福开森搜罗来的中国文物，大多是自己收藏，也有一些是替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购。
1912年4月，他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接洽，商定为他们采购中国艺术品，助其建立起最初的中国艺术收藏中心。他帮对方收购的青铜禁组器，现在已经成了该馆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这批青铜器原先是曾任陕西巡抚的端方的旧藏。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青铜器还不甚了解，福开森说服了大都会董事会，拿出整年的收藏基金10万美元去购买这套青铜器。还有著名的齐侯四器（1893年出土于河北省易县，原属爱新觉罗·盛昱，是春秋时期齐侯嫁女的媵器），也是他从中牵线到了美国。
许多中外学者评说，我们既要看到福开森把中国文物卖到美国的缺憾，又要看到他慨然将毕生所藏千余件名贵文物尽数捐予金陵大学的旷世善举。
此外，福开森也办成了几件大好事，比如在传奇国宝毛公鼎流落于市时，借钱给叶恭绰等人，使这件国之重器留在了中国。
他还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了多部古董专著。福开森组织编纂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历代著录画目》《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吉金目》《艺术综览》等一流的中国艺术的收藏史名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曾有论：“基于丰富的文物收藏及厚实的中国文史知识，福开森主张重视中国艺术的独特性与纯粹性，他在中国文献方面的深厚造诣令人叹服。”
福开森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和推广。1918年，受颇具声望的斯卡蒙讲座邀请，福开森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作了关于中国艺术之大略的系列演讲，第二年成书为《中国艺术讲演录》（Outlines of ChineseArt），天津外语学院校史馆珍藏有福开森此书英文原版。
20世纪初，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受日本影响极大，重陶瓷而轻书画，存在着诸多误区和局限。福开森则面向美国的中国艺术爱好者演讲中国艺术，分别宣讲了青铜器、玉器、石刻、陶瓷、书法与绘画，大致涵盖了中国文物艺术的主要门类，其视野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在当时的汉学界无人能比肩。
尤其难得的是，福开森借鉴并分析了东西方的艺术研究成果和方法，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等许多鲜明、独立的观点。比如，当时西方学界更多习惯于把中国艺术放在亚洲艺术的大环境中，与印度、波斯、日本艺术相提并论。但是福开森指出，中国艺术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艺术完全是民族的，表现了古老的华夏民族的理想和精神。我们很难把中国艺术视为亚洲艺术的一部分”、“中国至少有一个文明系统和一种艺术，发源于它自己的疆域之内。我们无须借助印度、日本或波斯艺术的知识，就可以理解中国艺术……在研究中国艺术时，唯一精确的观察点，是站在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中心。”
福开森跟当时中国的名士、学者常常往来交际，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切身的体会，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用心用情都很深，所以他的演讲中有比较多的人文情怀，是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讲中国艺术，这也是这本新出版的《中国艺术讲演录》我们读起来会有一种亲切感的缘由。这是一般的汉学家根本不具备的。201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研究福开森的博士论文集，书名《永恒的热情：福开森及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追求》，高度评价了福开森对传播、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的贡献。
1921年福开森被奉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与顾问参加以遏制日本在华扩张为重要议题的华盛顿会议。1938年10月福开森夫人在北平居所病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由于福开森年老体弱，日军没有将其押送进集中营，而是让他住进了北平英国大使馆。1943年12月，福开森被日军遣送回美国。两年后他在波士顿去世，时年79岁。
福开森居住中国达57年，是喜爱中华文化的收藏家、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创校元老、沪上《新闻报》30年掌门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他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值得追记与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