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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清规戒律对女性的钳制众所周知，因此，一提到伊朗，只露双眼的一袭黑袍成了鲜明符号。不过在历史上，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曾是西方文明忠实的追随者，无论男女都洋装洋派，短裙、太阳镜、卷花头，比起西方国家也未有半点逊色。
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推翻了国王统治。疾驶向西方文明的古老国家急转掉头，《古兰经》成为法律的唯一依据。从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起，女人必须要穿戴黑袍，必须严格包裹头部。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渗透到伊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伊朗电影的一大主题就是女性的悲剧命运，控诉宗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生命的圆圈》用七位女性一天里所面对的严苛社会环境，暗示宿命的循环，可谓这类影片的集大成之作。片中有三个刚出狱的妇女，她们为何被监禁并没有交待，但稍微了解伊朗社会的严苛戒律，就能明白这种留白的力量：据伊朗官方统计，伊朗每年都有大量妇女被抓进监狱，曾经有一年，仅因为戴墨镜而被抓的妇女就高达500人之多，伊朗街头的宗教警察随时都可以训诫那些“着装不整、行为不端”的女性。影片中三位女性来到德黑兰街头，其中一位因为与出言不恭的男子当街争吵而被警察带走，剩下的两个人东躲西藏，没有身份证明和男性的陪同，几乎寸步难行。
根据伊斯兰法，同性恋行为可判处死刑，德国影片《揭开面纱的女子》就是讲述伊朗女同性恋者法莉芭因为性取向被人发现，面临死刑威胁，在亲人帮助下女扮男装，逃亡德国的故事。
伊斯兰世界女性地位的低下有时也会演变成为一种偏见，成为被夸大利用的工具，比如美国投拍的《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讲了伊朗村庄里，一个被丈夫诬告通奸的妻子，惨遭投石处死的故事。伊斯兰社会对女性通奸的确有石刑这种严酷的刑罚，但这个故事一味宣扬仇恨的戏剧化情节并不能与现实社会的复杂和暧昧等同。
伊斯兰世界里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
实际上，伊朗并非极端的原教旨国家，和一众伊斯兰邻国相比，算是比较开放和通融的国家。
尤其当代伊朗，社会风气并非铁板一块，在伊斯兰教允许范围内，狭缝中也会有自由之风吹过，走在德黑兰的街头，印象中的黑色长袍并不多见，很多女性穿着风衣，扎块花头巾，倒是别有一番风韵，毕竟，爱美是全世界女性的追求，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
影片《我在伊朗长大》里，90年代的伊朗街头，女主角玛姬与男友约会，在路上会遭到警察的截留和盘问，而当代伊朗，已能见到男女恋人手拉手亲密无间散步的美好景象，虽然违法，但只要不被长老或者宗教警察抓现行，也无大碍。
伊斯兰国家规定可以一夫多妻，但伊朗不同，城市基本上一夫一妻，伊朗妇女地位比周边国家都高，一是受教育程度高，二是独立性强。所以，对伊朗女性地位的评判并不能一概而论。影片《伊朗式离婚》以一个伊朗离婚法庭为缩影，简单介绍了伊朗国内的司法、宗教和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的境况。
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在伊朗的离婚法庭上，女人在提出离婚时可以大声说出“因为他性无能所以我要离婚”或者“因为他打孩子所以我要离婚”这样的理由，而一旁的丈夫则委屈落泪，仿佛受害者是他们。通过影片可以清楚看到，伊朗虽然在宗教上相当保守，但国家司法却有保护妇女的条例。另外，《伊朗式离婚》所记录的几段案例，反映了90年代末传统宗教和现代女性意识之间的冲撞。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
新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得者《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以一对伊朗夫妇闹离婚为故事的起点。纳德和西敏夫妇算是伊朗的精英阶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职业，生活富足，打算移民美国，而他们关系破裂的起因是，丈夫纳德“变心”，他打算留在伊朗照顾重病卧床的父亲，而西敏去意已决。这个古老的国家每做出一点改变都漫长而艰难，难以给予西敏这样的人安全和幸福，最重要的是，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导演法哈蒂这样解释。
西敏是伊朗社会现代化的典型。当代伊朗，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据统计，伊朗近年来离婚率飙升，从2004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1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倍。伊朗全国离婚率竟是结婚率的2倍。其中84%的离婚案都发生在德黑兰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多数伊朗专家承认，离婚率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伊朗女性深刻的觉醒意识正在改变传统的婚姻观、家庭观与职业观，越来越多的女性意欲摆脱“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定位。
阿巴斯的《十》同样关乎伊朗新女性和崛起的女性意识，片中主角是一位离异的女摄影师，影片以实时记录的方式，讲了她在私家车内与乘客的十段对话，乘客中有她的儿子，密友，为情所困的年轻女子，年老的教徒，甚至妓女。
女司机属于已经走出传统的一类，她嘲笑“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称她们没自己“能干”，也没自己“漂亮”，她对于自己能离开丈夫独立生活倍感骄傲。
在《一次别离》中，纳德雇的女工拉奇耶同样代表了伊朗的另一种现实，贫苦又深受传统束缚的底层人群，她最熟悉的书籍大概就只有那本《古兰经》，行事处处要征求宗教权威和丈夫的建议，常常处于自我矛盾的困境。
《一次别离》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伊朗社会的鸿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家庭的破裂隐隐道出整个社会都在遭受的撕裂阵痛，而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去自由的美国，还是像父亲一样留守伊朗，何去何从，像这个古老国家的未来一样成谜。
偷偷摸摸的恋爱才甜蜜
聊起伊朗的两性关系，似乎总是与矛盾、对抗、压迫与被压迫产生关联，不管女性命运如何悲惨，现代与传统的对抗如何日益严重，在对待爱情上，伊朗人同全世界一样满怀美好情怀。只是，伊斯兰教义的“男女授受不亲”，让伊朗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恋爱故事总是更加曲折，用伊朗人自己的话来说：“都是演给那些长老和宗教警察们看的。”
伊斯兰国家，男女在公共场合不能随便接触，公共娱乐场所的男女隔离政策苦了那些热恋中的年青人，以致男女恋人同坐一间酒吧，也不得不靠电话互诉衷肠。而在社交场合中陌生异性交往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不过，宗教和传统的羁绊无法阻挡年轻骚动的心，在伊朗，小伙子们会在街上守候、观望，然后趁在小巷里与属意的姑娘擦肩而过时把纸条塞给她。这样的过程十分有趣，有时候让人着迷的不是姑娘掩藏的曲线和面容，而是这种追求方式带来的兴奋与刺激。
阿巴斯的《橄榄树下》堪称一堂妙趣横生的伊朗人恋爱课。地震过后，一支电影摄制组来到某个山村准备拍片，导演一如既往地启用非职业演员拍戏，男演员侯赛因对女演员塔赫利倾心已久，劳工阶层的侯赛因利用一切拍摄的空档，只要导演一声“Cut”，他就开始对塔赫莉展开滔滔不绝的追求，塔赫莉原本家境富裕，却在地震后变得一无所有，面对侯赛因，她始终一言不发，甚至不曾抬头看他一眼。电影拍摄结束了，侯赛因仍然没有放弃的意思，大片的橄榄树林里，侯赛因继续着他的劝说，塔赫莉并没有为他停下脚步，两个人在画面中越来越小，侯赛因的声音也消失在树林中，毫无预兆地，侯赛因突然跑出树林，开始在麦田中跳跃着向镜头狂奔，电影结束了……
阿巴斯用《橄榄树下》的最后一个长镜头，用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方式，表现了获得爱情后那种疯狂的幸福，写出了爱情电影中最含蓄和美好的诗句。
荣获2001年威尼斯评委会促进世界团结奖的伊朗电影《坎大哈》中有这么一段话：“人要有理由才会活下去。在困境下，希望是最好的理由。”用这句话评价伊朗式爱情，再合适不过。
（摘自《电影世界》2012年第4期）
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推翻了国王统治。疾驶向西方文明的古老国家急转掉头，《古兰经》成为法律的唯一依据。从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起，女人必须要穿戴黑袍，必须严格包裹头部。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渗透到伊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伊朗电影的一大主题就是女性的悲剧命运，控诉宗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生命的圆圈》用七位女性一天里所面对的严苛社会环境，暗示宿命的循环，可谓这类影片的集大成之作。片中有三个刚出狱的妇女，她们为何被监禁并没有交待，但稍微了解伊朗社会的严苛戒律，就能明白这种留白的力量：据伊朗官方统计，伊朗每年都有大量妇女被抓进监狱，曾经有一年，仅因为戴墨镜而被抓的妇女就高达500人之多，伊朗街头的宗教警察随时都可以训诫那些“着装不整、行为不端”的女性。影片中三位女性来到德黑兰街头，其中一位因为与出言不恭的男子当街争吵而被警察带走，剩下的两个人东躲西藏，没有身份证明和男性的陪同，几乎寸步难行。
根据伊斯兰法，同性恋行为可判处死刑，德国影片《揭开面纱的女子》就是讲述伊朗女同性恋者法莉芭因为性取向被人发现，面临死刑威胁，在亲人帮助下女扮男装，逃亡德国的故事。
伊斯兰世界女性地位的低下有时也会演变成为一种偏见，成为被夸大利用的工具，比如美国投拍的《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讲了伊朗村庄里，一个被丈夫诬告通奸的妻子，惨遭投石处死的故事。伊斯兰社会对女性通奸的确有石刑这种严酷的刑罚，但这个故事一味宣扬仇恨的戏剧化情节并不能与现实社会的复杂和暧昧等同。
伊斯兰世界里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
实际上，伊朗并非极端的原教旨国家，和一众伊斯兰邻国相比，算是比较开放和通融的国家。
尤其当代伊朗，社会风气并非铁板一块，在伊斯兰教允许范围内，狭缝中也会有自由之风吹过，走在德黑兰的街头，印象中的黑色长袍并不多见，很多女性穿着风衣，扎块花头巾，倒是别有一番风韵，毕竟，爱美是全世界女性的追求，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
影片《我在伊朗长大》里，90年代的伊朗街头，女主角玛姬与男友约会，在路上会遭到警察的截留和盘问，而当代伊朗，已能见到男女恋人手拉手亲密无间散步的美好景象，虽然违法，但只要不被长老或者宗教警察抓现行，也无大碍。
伊斯兰国家规定可以一夫多妻，但伊朗不同，城市基本上一夫一妻，伊朗妇女地位比周边国家都高，一是受教育程度高，二是独立性强。所以，对伊朗女性地位的评判并不能一概而论。影片《伊朗式离婚》以一个伊朗离婚法庭为缩影，简单介绍了伊朗国内的司法、宗教和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的境况。
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不同，在伊朗的离婚法庭上，女人在提出离婚时可以大声说出“因为他性无能所以我要离婚”或者“因为他打孩子所以我要离婚”这样的理由，而一旁的丈夫则委屈落泪，仿佛受害者是他们。通过影片可以清楚看到，伊朗虽然在宗教上相当保守，但国家司法却有保护妇女的条例。另外，《伊朗式离婚》所记录的几段案例，反映了90年代末传统宗教和现代女性意识之间的冲撞。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
新一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得者《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以一对伊朗夫妇闹离婚为故事的起点。纳德和西敏夫妇算是伊朗的精英阶层，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体面的职业，生活富足，打算移民美国，而他们关系破裂的起因是，丈夫纳德“变心”，他打算留在伊朗照顾重病卧床的父亲，而西敏去意已决。这个古老的国家每做出一点改变都漫长而艰难，难以给予西敏这样的人安全和幸福，最重要的是，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我认为它只是现代化了，人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伊朗人民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的。这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的。”导演法哈蒂这样解释。
西敏是伊朗社会现代化的典型。当代伊朗，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据统计，伊朗近年来离婚率飙升，从2004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14%，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倍。伊朗全国离婚率竟是结婚率的2倍。其中84%的离婚案都发生在德黑兰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多数伊朗专家承认，离婚率激增的主要原因在于，伊朗女性深刻的觉醒意识正在改变传统的婚姻观、家庭观与职业观，越来越多的女性意欲摆脱“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定位。
阿巴斯的《十》同样关乎伊朗新女性和崛起的女性意识，片中主角是一位离异的女摄影师，影片以实时记录的方式，讲了她在私家车内与乘客的十段对话，乘客中有她的儿子，密友，为情所困的年轻女子，年老的教徒，甚至妓女。
女司机属于已经走出传统的一类，她嘲笑“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称她们没自己“能干”，也没自己“漂亮”，她对于自己能离开丈夫独立生活倍感骄傲。
在《一次别离》中，纳德雇的女工拉奇耶同样代表了伊朗的另一种现实，贫苦又深受传统束缚的底层人群，她最熟悉的书籍大概就只有那本《古兰经》，行事处处要征求宗教权威和丈夫的建议，常常处于自我矛盾的困境。
《一次别离》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伊朗社会的鸿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家庭的破裂隐隐道出整个社会都在遭受的撕裂阵痛，而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一起去自由的美国，还是像父亲一样留守伊朗，何去何从，像这个古老国家的未来一样成谜。
偷偷摸摸的恋爱才甜蜜
聊起伊朗的两性关系，似乎总是与矛盾、对抗、压迫与被压迫产生关联，不管女性命运如何悲惨，现代与传统的对抗如何日益严重，在对待爱情上，伊朗人同全世界一样满怀美好情怀。只是，伊斯兰教义的“男女授受不亲”，让伊朗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恋爱故事总是更加曲折，用伊朗人自己的话来说：“都是演给那些长老和宗教警察们看的。”
伊斯兰国家，男女在公共场合不能随便接触，公共娱乐场所的男女隔离政策苦了那些热恋中的年青人，以致男女恋人同坐一间酒吧，也不得不靠电话互诉衷肠。而在社交场合中陌生异性交往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不过，宗教和传统的羁绊无法阻挡年轻骚动的心，在伊朗，小伙子们会在街上守候、观望，然后趁在小巷里与属意的姑娘擦肩而过时把纸条塞给她。这样的过程十分有趣，有时候让人着迷的不是姑娘掩藏的曲线和面容，而是这种追求方式带来的兴奋与刺激。
阿巴斯的《橄榄树下》堪称一堂妙趣横生的伊朗人恋爱课。地震过后，一支电影摄制组来到某个山村准备拍片，导演一如既往地启用非职业演员拍戏，男演员侯赛因对女演员塔赫利倾心已久，劳工阶层的侯赛因利用一切拍摄的空档，只要导演一声“Cut”，他就开始对塔赫莉展开滔滔不绝的追求，塔赫莉原本家境富裕，却在地震后变得一无所有，面对侯赛因，她始终一言不发，甚至不曾抬头看他一眼。电影拍摄结束了，侯赛因仍然没有放弃的意思，大片的橄榄树林里，侯赛因继续着他的劝说，塔赫莉并没有为他停下脚步，两个人在画面中越来越小，侯赛因的声音也消失在树林中，毫无预兆地，侯赛因突然跑出树林，开始在麦田中跳跃着向镜头狂奔，电影结束了……
阿巴斯用《橄榄树下》的最后一个长镜头，用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方式，表现了获得爱情后那种疯狂的幸福，写出了爱情电影中最含蓄和美好的诗句。
荣获2001年威尼斯评委会促进世界团结奖的伊朗电影《坎大哈》中有这么一段话：“人要有理由才会活下去。在困境下，希望是最好的理由。”用这句话评价伊朗式爱情，再合适不过。
（摘自《电影世界》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