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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是出自《管子》的一个独特命题，在《商君书》和黄老思想中可约略窥见它的形成轨迹。前者从功能、后果的意义上证明德出于法，刑为仁义之本；后者以道论法，从“道生法”的形而上命题，落实到“执道者生法”、君出法的现实命题，最后演变为齐法家的君出道德、法摄仁义礼乐教化，这样就与晋法家殊途同归了。这个命题的形成透露了战国时代中后期百家争鸣中此消彼长的一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