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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向达先生一生严谨治学，勤于著述。其治史领域广泛，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主持史料编纂，致力奠基敦煌研究，且旁及考古学、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史、南诏史、佛教美术史。其为人诚直，性格率爽，保有“学统”，不屈时势，实为有良知之知识分子。本文试以学术、处世为两大主线展开论述：学术方面以向达治史领域为延展依据；处世方面，从性格入手，略述人际关系、家国情怀下的向达。
［关键词］向达；中西交通史；敦煌学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41-03
学术界对向达学术和生平的研究，多见于亲朋、学生、饮水思源的学人之片段文字中，少有系统研究之作，尚无专著问世。笔者试图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1]对向达的学术、思想、品德、处事做一简单梳理，抛砖引玉，以期学界研究专著的出现。
一、向达先生艺术成就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字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土家族。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向达一生治学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学风严谨，著作等身。其治史“涉猎既广，钻研亦深”，[2]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旁及考古学、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史、南诏史、佛教美术史。
1917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向达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考入东南高师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带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民族忧患意识，受五四学潮、民主自由精神的洗礼，向达放弃化学改学文史，自此走上史学研究之路。毕业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任英文见习编辑。图书馆的工作为向达踏入“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中西交通史领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向达同梁思成等一起翻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己单独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由此引起他对交通史的兴趣。1925年夏，向达偶读《隋书•音乐志》,被龟兹音乐吸引，遍查史料后写成《龟兹苏袛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论述了龟兹人苏袛婆入中原，善琵琶，而七调中之‘般赡’、‘娑陀力’二调，即印度北宗古乐之钩沉，其余‘鸡认’等五调则无征矣”，“为凌延堪再作补正，国人中诚属罕见”。[3]后又撰写《唐代刊书考》、《论唐代佛曲》等论文，确立其治学方向。
1930年，经人介绍，向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向达同王重民、赵万里、孙楷第、王以中、贺昌群、谢国祯等青年学者朝夕相处、各治其学，与钱宾四、顾颉刚、陶希圣、谭其骧、郑振铎等文史专家频繁交往。这一时期的人际往来对向达学术兴趣的养成、史学思想的成熟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向达力作频出，1930年，出版《中西交通史》，全书共分十章，包括“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波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等。“元代以后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是全书的重心。1933年3月，出版《中外交通小史》，对张骞通西域到乾隆禁西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通状况加以介绍。两书“取材精当，立论新颖，提纲挈领，脉络分明，章节安排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4]对于改变“二千年来中西交通若蒙若昧”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被誉为“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5]1933年，向达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此专著“文献原始、充实、详尽”，“论述清晰、谨严”，[6]虽“个人多其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7]但“题材重大，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8]是研究唐史、长安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9]该书从进入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商人、胡姬等各色人物入手，系统论述了开元前后唐朝所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概况，并对西域绘画、乐舞、娱乐活动、宗教对长安文化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由此奠定了向达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前沿地位。
中西交通可分南海与西域。20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气候让史家们不得不转向“整理国故”。[10]向达遂回归中西交通史，但偏重由亘上古和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道针经的探索者，向达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刊行《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以及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向达还筹划中非交通史料搜集整理，1966年，其“发凡起例”，同商鸿逵一起草拟了一份《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提出中非交通方面史料整理的方向和任务，因不久去世，未能遂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1]向达曾翻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以及《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感瑰宝失去之痛，伤吾国学者致力敦煌学“凭籍未由”，下定决心，奋发图强，志在敦煌学领域有所建树。1935年，向达以交换馆员身份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1936年，转到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研究馆藏太平天国文书和斯坦因从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盗去的敦煌卷文。其间，向达抄录大量敦煌卷文和其他重要文献，并对重要卷文进行拍照。1937年冬，向达从伦敦转赴德国柏林，研究普鲁士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勒柯克由我国新强盗去的古文书。后到巴黎，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清之际天主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有关文献以及伯希和所掠敦煌卷文进行研究抄录。凭借这些珍贵资料，向达于1937～1939年写出《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为俗文学史的研究搜集了丰富的资料。1936年，向达写出《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回国后，先后在《图书季刊》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两文。向达编写敦煌卷文目录和提要的不懈努力，“把敦煌文献的整理、利用和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敦煌卷文“精华已逝，糟粕空存”的局面。
向达于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及1944年两次“穷流沙，绝大漠，访敦煌，探石窟”，对敦煌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之路”。[12]其间向达辗转所得敦煌写卷十余种，自题为《敦煌余录》。[13]向达广泛涉猎敦煌石窟、敦煌遗书、敦煌史地三大领域，以“瓜沙谈往”为题，成文四篇：《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四篇文章虽尚有补正之处，“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放到任何时期，也将属于研究敦煌史地的划阶段的著作”。[14]第一次西行期间，向达痛惜石窟处榛莽荒凉大漠中无人照管，壁画遭大肆剥离，返渝后撰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由孟真先生介绍登渝《大公报》，于十二月二十七、八、九连登三日”。[15]在本文中他呼吁：“一、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二、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一千佛洞管理所；三、对于敦煌艺术应注意比较的研究，单单敦煌艺术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辞的；四、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前，在千佛洞作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五、盼望学术机关能在河西设立工作站，从事于历史、考古以及地理气象、地质、森林、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16]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从而引起各方关注，不久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向达对流于国外的敦煌卷子“网罗放失，不遗余力”，大量抄录并潜心研究，而且两次“僕僕大漠，深入石窟”考察，“形成兩条腿走路之势”。[17]实乃敦煌学“全面的奠基人”、“中国敦煌学的系统的真正创建者”。
抗战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向达就近治学，研究南诏史，成文《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和《南诏史略论》。且穷20年之功，完成专著《蛮书校注》，考证綦详，是为佳作。又因早年翻译《印度现代史》，同印度史结缘，中印文化交流史方向“是向达毕生学术研究中最为当行出色、可称之为海内独步的绝学。”[18]资料整理等领域，向达都有所建树，详见《向达先生译著编年》，兹不备举。[19]
二、向达先生为人处世
向达为人耿直、守正不阿、是非分明。1949年，一份“政治思想情况”之类的材料为向达作了如是的评价：“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 1948年，时任北大教授的向达因图书馆购买《水经注》经费问题，当面严厉质问校长胡适。如此棱角分明之性格得到友朋至交的理解赞赏，陈寅恪一向欣赏向达之为人与学问，1963年，久不见客的陈寅恪同向达“握手重逢庾岭南”，共商“缀遗文”之事。?輦?輮?訛向達“于应事接物，往往出以直道，不解婉转”，[21]此种性格亦容易引起不知者的误解甚或怨恨。在那个最狂热的年代，极左思潮横流，即使沉默也会有灾难降临，何况性格直爽、“口无遮拦”，向达自然“不合时宜”。1957年，向达到处发言，指责党内领导，被以“勾结章罗联盟的反共老将、右派分子潘光旦和土家族右派分子彭泊等，进行反党和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的罪名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非人待遇，终因尿毒症于1966年11月逝世。
向达藏书丰富，不乏珍贵线状古籍，但毫无置之高阁，不以视人之心，每有所求，慷慨外借。曾将自己所藏书刊及在国外抄录晒蓝所的有关西学东渐的资料提供给侯外庐便其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学生写毕业论文有资料所求，亦找来相借。向达指导学生论文时严格而用心，并不时传授给学生治史方法，不断提携后进。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向达一直心系国事。巴黎期间，向达参加了留学生会工作，和吕叔湘、王礼锡等人一起编写留学生抗日小报。向达奔走呼告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反抗侵略以及国民政府时期争取民权，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或是北京的反内战争、反迫害运动都能听到向达的声音。并且同其他12名教授一起签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北平警察局逮捕市民，名字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亦无所畏惧。1950年朝鲜战争，向达毅然送小儿子参军报国。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向达始终坚守立场不失良心。于己于人于国，向达是无所愧疚的。
三、结语
20世纪中国处于变世，面临内忧外患，知识分子无不秉承“士以天下为己任”，奋起救国。而救国之法，“每每见之于‘投身革命’、‘服务公职’、‘培育人才’以至于‘著述名世’此一‘书生报国’之模式”，[22]向达亦因此步入史学，进而激于敦煌文书之散佚，求书海外，奠定如今敦煌研究之基础。向达出身北大南高并峙的东南大学，师从名家柳诒徵，恪守传统，得考证之真传；而又不拘保守，兼采西方之长。向达一生沉酣经史，尤以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见长，勤于耕耘，著述颇多。其代表性著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至今仍是研究唐史、中外关系史的经典著作。且甘愿“为他人做嫁衣”，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搜集敦煌资料，此类“史料性”成果亦仍为当今后辈学人学术研究之砖瓦，其留余泽亦护春花。向达坚守立场，不屈时势，始终保有“学统”，不失知识分子之良心。史学领域所做贡献使向达同冯承钧、张星烺“鼎足而三”。顾颉刚称赞，“中外交通史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23]傅斯年亦认为，向达“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通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也”。[24]
不幸良史早逝，惜叹不已。回顾前人之足迹，可鞭策后进之学，亦助力瞻望史学未来。向达之于史学贡献甚大，有关方面的研究颇为不足，学界应该给予其更高的评价。
［注释］
[1]主要研究成果：为纪念向达诞生110周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向达学记》，较为全面搜集、收录了有关向达的文章。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10年版，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2010年版。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10年6月16～17日，在北京举行 “纪念向达先生诞生1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参会有数篇向达研究文章，笔者未能接触，在此说明。
[2]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515页。
[3]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第7页。原文“向达先生小传”收录于《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文所引文章若已收录于《向达学记》，仅以《学记》页码注释，不再注明原文出处，《学记》所录文章皆注出处且易查到。
[4][7][14][18]?輦?輮?訛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2页、第36页、第76页、第158页、第275～258页。
[5]参阅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52页。
[6]CHU SHIH-CHIA，“Review Article:The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y Hsiang Ta”,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7, No. 1 (Nov., 1947), pp. 66-70.
[8]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9]关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的书评还有冯汉镛的“驳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中有关交通部分”；韩国磐的“批判向达在史料工作上的错误”；邓广铭的“评向达教授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文收录于《邓广铭自选集》，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
[10]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
[12]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代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页。
[13]其中包括《六祖壇经》、《神会语录》、《逆刺占》、《毛诗之占训传》、《唐代地志》、《占云气书》、《寿昌县地镜》等重要文献，皆收录于《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上编。
[15][16][21][24]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第433页、第322～323页、第399页、第308页。
[17]参阅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269页。
[19]可参见“向达著译目录”，《向达学记》第310页。
[22]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2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2页。
［关键词］向达；中西交通史；敦煌学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41-03
学术界对向达学术和生平的研究，多见于亲朋、学生、饮水思源的学人之片段文字中，少有系统研究之作，尚无专著问世。笔者试图就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相关资料[1]对向达的学术、思想、品德、处事做一简单梳理，抛砖引玉，以期学界研究专著的出现。
一、向达先生艺术成就
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字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溆浦人，土家族。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向达一生治学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学风严谨，著作等身。其治史“涉猎既广，钻研亦深”，[2]尤精于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旁及考古学、目录学、版本学、民族史、南诏史、佛教美术史。
1917年，毕业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向达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考入东南高师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带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民族忧患意识，受五四学潮、民主自由精神的洗礼，向达放弃化学改学文史，自此走上史学研究之路。毕业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任英文见习编辑。图书馆的工作为向达踏入“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中西交通史领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向达同梁思成等一起翻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自己单独翻译了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由此引起他对交通史的兴趣。1925年夏，向达偶读《隋书•音乐志》,被龟兹音乐吸引，遍查史料后写成《龟兹苏袛婆琵琶七调考原》一文，“论述了龟兹人苏袛婆入中原，善琵琶，而七调中之‘般赡’、‘娑陀力’二调，即印度北宗古乐之钩沉，其余‘鸡认’等五调则无征矣”，“为凌延堪再作补正，国人中诚属罕见”。[3]后又撰写《唐代刊书考》、《论唐代佛曲》等论文，确立其治学方向。
1930年，经人介绍，向达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时期的向达同王重民、赵万里、孙楷第、王以中、贺昌群、谢国祯等青年学者朝夕相处、各治其学，与钱宾四、顾颉刚、陶希圣、谭其骧、郑振铎等文史专家频繁交往。这一时期的人际往来对向达学术兴趣的养成、史学思想的成熟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向达力作频出，1930年，出版《中西交通史》，全书共分十章，包括“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可波罗诸人之东来”、“十五世纪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之天主教士与西学”、“十八世纪之中国与欧洲”、“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大开”等。“元代以后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是全书的重心。1933年3月，出版《中外交通小史》，对张骞通西域到乾隆禁西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通状况加以介绍。两书“取材精当，立论新颖，提纲挈领，脉络分明，章节安排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4]对于改变“二千年来中西交通若蒙若昧”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被誉为“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5]1933年，向达在《燕京学报》专号上发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此专著“文献原始、充实、详尽”，“论述清晰、谨严”，[6]虽“个人多其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7]但“题材重大，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8]是研究唐史、长安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9]该书从进入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商人、胡姬等各色人物入手，系统论述了开元前后唐朝所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概况，并对西域绘画、乐舞、娱乐活动、宗教对长安文化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由此奠定了向达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前沿地位。
中西交通可分南海与西域。20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气候让史家们不得不转向“整理国故”。[10]向达遂回归中西交通史，但偏重由亘上古和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道针经的探索者，向达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刊行《西洋番国志》、《两种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以及影印三种古本《大唐西域记》。向达还筹划中非交通史料搜集整理，1966年，其“发凡起例”，同商鸿逵一起草拟了一份《自明初至解放前(1405～1948)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选辑说明》，提出中非交通方面史料整理的方向和任务，因不久去世，未能遂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1]向达曾翻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以及《斯坦因敦煌获书记》，感瑰宝失去之痛，伤吾国学者致力敦煌学“凭籍未由”，下定决心，奋发图强，志在敦煌学领域有所建树。1935年，向达以交换馆员身份到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1936年，转到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研究馆藏太平天国文书和斯坦因从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盗去的敦煌卷文。其间，向达抄录大量敦煌卷文和其他重要文献，并对重要卷文进行拍照。1937年冬，向达从伦敦转赴德国柏林，研究普鲁士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勒柯克由我国新强盗去的古文书。后到巴黎，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清之际天主教会在中国活动的有关文献以及伯希和所掠敦煌卷文进行研究抄录。凭借这些珍贵资料，向达于1937～1939年写出《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为俗文学史的研究搜集了丰富的资料。1936年，向达写出《记牛津（英国）所藏的中文书》。回国后，先后在《图书季刊》发表《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瀛涯琐志——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两文。向达编写敦煌卷文目录和提要的不懈努力，“把敦煌文献的整理、利用和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敦煌卷文“精华已逝，糟粕空存”的局面。
向达于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及1944年两次“穷流沙，绝大漠，访敦煌，探石窟”，对敦煌莫高窟进行实地考察，“亲自进行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之路”。[12]其间向达辗转所得敦煌写卷十余种，自题为《敦煌余录》。[13]向达广泛涉猎敦煌石窟、敦煌遗书、敦煌史地三大领域，以“瓜沙谈往”为题，成文四篇：《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四篇文章虽尚有补正之处，“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放到任何时期，也将属于研究敦煌史地的划阶段的著作”。[14]第一次西行期间，向达痛惜石窟处榛莽荒凉大漠中无人照管，壁画遭大肆剥离，返渝后撰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由孟真先生介绍登渝《大公报》，于十二月二十七、八、九连登三日”。[15]在本文中他呼吁：“一、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二、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一千佛洞管理所；三、对于敦煌艺术应注意比较的研究，单单敦煌艺术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辞的；四、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前，在千佛洞作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五、盼望学术机关能在河西设立工作站，从事于历史、考古以及地理气象、地质、森林、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16]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从而引起各方关注，不久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向达对流于国外的敦煌卷子“网罗放失，不遗余力”，大量抄录并潜心研究，而且两次“僕僕大漠，深入石窟”考察，“形成兩条腿走路之势”。[17]实乃敦煌学“全面的奠基人”、“中国敦煌学的系统的真正创建者”。
抗战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向达就近治学，研究南诏史，成文《唐代记载南诏诸书考略》和《南诏史略论》。且穷20年之功，完成专著《蛮书校注》，考证綦详，是为佳作。又因早年翻译《印度现代史》，同印度史结缘，中印文化交流史方向“是向达毕生学术研究中最为当行出色、可称之为海内独步的绝学。”[18]资料整理等领域，向达都有所建树，详见《向达先生译著编年》，兹不备举。[19]
二、向达先生为人处世
向达为人耿直、守正不阿、是非分明。1949年，一份“政治思想情况”之类的材料为向达作了如是的评价：“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 1948年，时任北大教授的向达因图书馆购买《水经注》经费问题，当面严厉质问校长胡适。如此棱角分明之性格得到友朋至交的理解赞赏，陈寅恪一向欣赏向达之为人与学问，1963年，久不见客的陈寅恪同向达“握手重逢庾岭南”，共商“缀遗文”之事。?輦?輮?訛向達“于应事接物，往往出以直道，不解婉转”，[21]此种性格亦容易引起不知者的误解甚或怨恨。在那个最狂热的年代，极左思潮横流，即使沉默也会有灾难降临，何况性格直爽、“口无遮拦”，向达自然“不合时宜”。1957年，向达到处发言，指责党内领导，被以“勾结章罗联盟的反共老将、右派分子潘光旦和土家族右派分子彭泊等，进行反党和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的罪名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非人待遇，终因尿毒症于1966年11月逝世。
向达藏书丰富，不乏珍贵线状古籍，但毫无置之高阁，不以视人之心，每有所求，慷慨外借。曾将自己所藏书刊及在国外抄录晒蓝所的有关西学东渐的资料提供给侯外庐便其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学生写毕业论文有资料所求，亦找来相借。向达指导学生论文时严格而用心，并不时传授给学生治史方法，不断提携后进。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向达一直心系国事。巴黎期间，向达参加了留学生会工作，和吕叔湘、王礼锡等人一起编写留学生抗日小报。向达奔走呼告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反抗侵略以及国民政府时期争取民权，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或是北京的反内战争、反迫害运动都能听到向达的声音。并且同其他12名教授一起签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北平警察局逮捕市民，名字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亦无所畏惧。1950年朝鲜战争，向达毅然送小儿子参军报国。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向达始终坚守立场不失良心。于己于人于国，向达是无所愧疚的。
三、结语
20世纪中国处于变世，面临内忧外患，知识分子无不秉承“士以天下为己任”，奋起救国。而救国之法，“每每见之于‘投身革命’、‘服务公职’、‘培育人才’以至于‘著述名世’此一‘书生报国’之模式”，[22]向达亦因此步入史学，进而激于敦煌文书之散佚，求书海外，奠定如今敦煌研究之基础。向达出身北大南高并峙的东南大学，师从名家柳诒徵，恪守传统，得考证之真传；而又不拘保守，兼采西方之长。向达一生沉酣经史，尤以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见长，勤于耕耘，著述颇多。其代表性著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至今仍是研究唐史、中外关系史的经典著作。且甘愿“为他人做嫁衣”，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搜集敦煌资料，此类“史料性”成果亦仍为当今后辈学人学术研究之砖瓦，其留余泽亦护春花。向达坚守立场，不屈时势，始终保有“学统”，不失知识分子之良心。史学领域所做贡献使向达同冯承钧、张星烺“鼎足而三”。顾颉刚称赞，“中外交通史研究，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23]傅斯年亦认为，向达“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通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也”。[24]
不幸良史早逝，惜叹不已。回顾前人之足迹，可鞭策后进之学，亦助力瞻望史学未来。向达之于史学贡献甚大，有关方面的研究颇为不足，学界应该给予其更高的评价。
［注释］
[1]主要研究成果：为纪念向达诞生110周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向达学记》，较为全面搜集、收录了有关向达的文章。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10年版，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2010年版。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10年6月16～17日，在北京举行 “纪念向达先生诞生1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参会有数篇向达研究文章，笔者未能接触，在此说明。
[2]阎文儒、陈玉龙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515页。
[3]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第7页。原文“向达先生小传”收录于《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文所引文章若已收录于《向达学记》，仅以《学记》页码注释，不再注明原文出处，《学记》所录文章皆注出处且易查到。
[4][7][14][18]?輦?輮?訛沙知编：《向达学记——向达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2页、第36页、第76页、第158页、第275～258页。
[5]参阅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52页。
[6]CHU SHIH-CHIA，“Review Article:The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y Hsiang Ta”,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7, No. 1 (Nov., 1947), pp. 66-70.
[8]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9]关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的书评还有冯汉镛的“驳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中有关交通部分”；韩国磐的“批判向达在史料工作上的错误”；邓广铭的“评向达教授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文收录于《邓广铭自选集》，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
[10]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1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
[12]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代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页。
[13]其中包括《六祖壇经》、《神会语录》、《逆刺占》、《毛诗之占训传》、《唐代地志》、《占云气书》、《寿昌县地镜》等重要文献，皆收录于《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上编。
[15][16][21][24]荣新江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第433页、第322～323页、第399页、第308页。
[17]参阅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269页。
[19]可参见“向达著译目录”，《向达学记》第310页。
[22]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2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