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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一位正式发布“罪己诏”，公开向天下检讨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
刘恒即位后，连续几年天灾不断，收成很差。对此，他忧心如焚，写下检讨：“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这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水害疾疫成灾是不是自己执政有失？又或者养官的俸禄太多？没用的事做得太多？
汉文帝的检讨应该还算比较深刻的，身为天子，能为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咎自责，难能可贵。虽然刘恒的检讨在主观上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大汉统治，但在客观上，他在公开检讨后，为了民生问题还多次与文武百官商议，广开言路，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比起汉文帝，汉武帝刘彻晚年的心情颇为沉重，下了一个“哀痛之诏”，即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雄才大略，功业辉煌，但其一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又好神仙方士、求丹问药，加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导致民力枯竭，寇盗并起。晚年更是大搞巫蛊狱案，株连甚广，竟对卫皇后和太子都处以极刑。后来刘彻发现太子等人无辜，痛悔不已。
公元前89年，大臣桑弘羊等人奏请屯田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刘彻一口回绝，并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妄言耳！”诏书共分五段，他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任用奸人小人扰民害民的大错，检讨自己为打垮北方的匈奴而穷兵黩武，导致国力消耗巨大，现在幡然悔悟，痛定思痛，表示要爱护百姓，要与民休息，蓄养国力，让大汉王朝重新强盛起来。
汉武帝晚年的检讨，对自己的功过是非进行了自我鉴定。因了这份自我鉴定，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分量显得更重，人们对他的过错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对他的文治武功更加敬佩。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最在乎“明君”形象的皇帝，他的罪己诏，姿态很高，近乎作秀。
贞观二年（628），旱灾蝗灾并至，李世民坐卧不安，在检讨书里发誓：“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yì）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其心无咎。”
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临到他一人身上，谁能有李世民这样的高姿态呢？但正是这种高姿态让这个检讨更像是一句感人的空话，为他博得一个“明君爱民”的好名声而已。
和老祖宗李世民相比，唐德宗李适的“罪己诏”则是在非常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出笼的。
李适即位不久，大力削藩，结果有好几个节度使反叛。783年，长安失守，李适仓皇出逃，被叛军一路追杀到今天陕西的乾县。他不得已，颁发《罪己大赦诏》，检讨自己“天谴于上而朕不觉，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宫中，不了解民间疾苦，也不知底层士兵的处境，现在有人造反了，这都是自己作为皇帝的过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能推卸给别人。还说，现在自己决定痛改前非，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去掉，另外除了叛军首领，绝不追究其他任何造反将士的责任。最后还豪情满怀地宣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中兴大唐，再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吧！
唐德宗李适迫于当时复杂的形势，为了笼络人心而做的这个检讨，稳定了己方军心民心，瓦解了叛军的军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据史料记载，李适公开检讨后不久，“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军心大振，叛军不少将领投诚，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写检讨最多的皇帝当属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竟先后颁发了6次狼狈不堪的“罪己诏”。
朱由检是明朝最为悲情的皇帝。他17岁即位，诛杀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大刀阔斧改革，大张旗鼓反腐，节俭勤勉，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可惜连年天灾，加之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族势力的兴起，搞得朱由检筋疲力竭。但另一方面，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袁崇焕自毁长城，致使众叛亲离，同时为筹集庞大的军费开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1635年，陕西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攻克明朝龙兴之地凤阳，情势非常严峻。一向孤傲自负的朱由检走出了令他的自尊极为难堪的一步，第一次颁发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重大失误以及天下局势的险峻。
1637年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色千里，饿殍遍野，而地方官吏照旧逼粮催税，搞得民怨沸腾。面对如此危局，朱由检第二次颁发罪己诏。
此后在1642年、1643年又连续颁发第三、第四次罪己诏，当时满族势力虎视眈眈，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在襄阳建立政权，京城瘟疫流行。朱由检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能够共赴国难、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
1644年，朱由检颁发了第五、第六次罪己诏。这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剑锋直指北京，三月即兵临北京城下。朱由检第五次下罪己诏，把一切引起天怒人怨的过错都揽在自己头上，痛心疾首，奈何天下糜烂，敌军压境，军心涣散，一切为时已晚！3月19日凌晨，朱由检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下罪己诏，这最后一次就是朱由检的遗诏。朱由检在遗诏里检讨自己：“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纵观朱由检六次罪己诏，从中可以看出明末的社会矛盾和朝廷危机已经到了千钧一发、分崩离析的最危急时刻，朱由检放下皇帝身价连续六次向天下公开检讨，以图缓解天怒人怨的社会矛盾，试图挽回人心，匡扶江山社稷于风雨飘摇之中，用心可谓良苦。
刘恒即位后，连续几年天灾不断，收成很差。对此，他忧心如焚，写下检讨：“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这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水害疾疫成灾是不是自己执政有失？又或者养官的俸禄太多？没用的事做得太多？
汉文帝的检讨应该还算比较深刻的，身为天子，能为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引咎自责，难能可贵。虽然刘恒的检讨在主观上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大汉统治，但在客观上，他在公开检讨后，为了民生问题还多次与文武百官商议，广开言路，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比起汉文帝，汉武帝刘彻晚年的心情颇为沉重，下了一个“哀痛之诏”，即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雄才大略，功业辉煌，但其一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又好神仙方士、求丹问药，加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导致民力枯竭，寇盗并起。晚年更是大搞巫蛊狱案，株连甚广，竟对卫皇后和太子都处以极刑。后来刘彻发现太子等人无辜，痛悔不已。
公元前89年，大臣桑弘羊等人奏请屯田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刘彻一口回绝，并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妄言耳！”诏书共分五段，他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任用奸人小人扰民害民的大错，检讨自己为打垮北方的匈奴而穷兵黩武，导致国力消耗巨大，现在幡然悔悟，痛定思痛，表示要爱护百姓，要与民休息，蓄养国力，让大汉王朝重新强盛起来。
汉武帝晚年的检讨，对自己的功过是非进行了自我鉴定。因了这份自我鉴定，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分量显得更重，人们对他的过错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对他的文治武功更加敬佩。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最在乎“明君”形象的皇帝，他的罪己诏，姿态很高，近乎作秀。
贞观二年（628），旱灾蝗灾并至，李世民坐卧不安，在检讨书里发誓：“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yì）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其心无咎。”
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临到他一人身上，谁能有李世民这样的高姿态呢？但正是这种高姿态让这个检讨更像是一句感人的空话，为他博得一个“明君爱民”的好名声而已。
和老祖宗李世民相比，唐德宗李适的“罪己诏”则是在非常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出笼的。
李适即位不久，大力削藩，结果有好几个节度使反叛。783年，长安失守，李适仓皇出逃，被叛军一路追杀到今天陕西的乾县。他不得已，颁发《罪己大赦诏》，检讨自己“天谴于上而朕不觉，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宫中，不了解民间疾苦，也不知底层士兵的处境，现在有人造反了，这都是自己作为皇帝的过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能推卸给别人。还说，现在自己决定痛改前非，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去掉，另外除了叛军首领，绝不追究其他任何造反将士的责任。最后还豪情满怀地宣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中兴大唐，再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吧！
唐德宗李适迫于当时复杂的形势，为了笼络人心而做的这个检讨，稳定了己方军心民心，瓦解了叛军的军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据史料记载，李适公开检讨后不久，“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军心大振，叛军不少将领投诚，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写检讨最多的皇帝当属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竟先后颁发了6次狼狈不堪的“罪己诏”。
朱由检是明朝最为悲情的皇帝。他17岁即位，诛杀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大刀阔斧改革，大张旗鼓反腐，节俭勤勉，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可惜连年天灾，加之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族势力的兴起，搞得朱由检筋疲力竭。但另一方面，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袁崇焕自毁长城，致使众叛亲离，同时为筹集庞大的军费开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1635年，陕西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攻克明朝龙兴之地凤阳，情势非常严峻。一向孤傲自负的朱由检走出了令他的自尊极为难堪的一步，第一次颁发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重大失误以及天下局势的险峻。
1637年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色千里，饿殍遍野，而地方官吏照旧逼粮催税，搞得民怨沸腾。面对如此危局，朱由检第二次颁发罪己诏。
此后在1642年、1643年又连续颁发第三、第四次罪己诏，当时满族势力虎视眈眈，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在襄阳建立政权，京城瘟疫流行。朱由检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能够共赴国难、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
1644年，朱由检颁发了第五、第六次罪己诏。这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剑锋直指北京，三月即兵临北京城下。朱由检第五次下罪己诏，把一切引起天怒人怨的过错都揽在自己头上，痛心疾首，奈何天下糜烂，敌军压境，军心涣散，一切为时已晚！3月19日凌晨，朱由检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下罪己诏，这最后一次就是朱由检的遗诏。朱由检在遗诏里检讨自己：“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纵观朱由检六次罪己诏，从中可以看出明末的社会矛盾和朝廷危机已经到了千钧一发、分崩离析的最危急时刻，朱由检放下皇帝身价连续六次向天下公开检讨，以图缓解天怒人怨的社会矛盾，试图挽回人心，匡扶江山社稷于风雨飘摇之中，用心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