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团体，但目前它行使着政府职能。中国足协的一切决定，代表着政府的利益和态度。
　　各级足协，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
　　而中国足协一直是联赛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体育总局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而且长期以来，足协一直把联赛作为国家队打“出线足球”的兵员基地。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这也是造成中国足球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与西方国家的自发自觉组织不同，中国在没有联赛前，足球俱乐部主要靠中央和地方的扶持。后来，国际管理集团找赞助商(万宝路、飞利浦等)赞助，足协再将赞助资金分给俱乐部，组织联赛，在竞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暂时满足了广大人民社会文化的需要。
　　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从1994年正式开始。俱乐部的领导者多数没有经济管理知识和政治知识，不可能想到怎样去运营联赛，同时一些帮派活动和任人唯亲也极大地伤害了投资方和俱乐部的感情。许多赞助商只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益，凭借经济实力拥有领导权和话语权。
　　当足球在中国逐渐火起来，聚集了更多眼球和广告效应的职业足球开始被投资者当作可以赚钱的途径。于是1994年黑哨现象开始出现。1998年以后，赞助厂商互相攀比，大财团的投资相当一部分变成个人回扣，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这种完全依靠财团的俱乐部经营方式，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乞讨行为)。
　　在中国，联赛的产权由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作为联赛的投资人和参加主体，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虽然中超的章程中拟要设立经营公司，但迟迟未立，由足协完全控股的福特宝公司包揽几乎所有的经营权，俱乐部只能得到门票和被足协挑剩的广告牌等经营开发权；另中超的第48条规定：联赛的管理权属于由俱乐部和足协组成的中超委员会，足协只在纪律处罚上拥有权利，而实际上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足协拍板说了算。
　　理论上，中国足协作为半行政单位，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它必须退出联赛的经营领域。
　　以现在商业操作最为规范的英格兰超级联赛为例。由各家英超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共同经营联赛，联赛绝大部分的收益由职业联盟按各队的战绩，以一定比例分配，其中收益最大电视转播费几乎都归俱乐部所有。而其主管部门英格兰足总(足协)只负责组织本国的国家队的训练、比赛；编排赛程，制订规则；培养裁判、派遣裁判；处罚违纪球员、俱乐部等，对于联赛的产权、经营权掌控甚少。也就是说，足总更多的是在技术上的管理，利益和主权都归俱乐部所有。因此大多数俱乐部的利益得到保护，积累了更多的资金，用于队员的训练和后备队的建设。
　　当资本方的力量逐渐强大，而中国足球市场又日益疲软，俱乐部越来越不满中国足协霸占联赛所有的场地广告费用和电视转播权的行为。(足协给俱乐部的分红只占到俱乐部全年收益的2.3%)和俱乐部的关系从互相需要又互相抵触的微妙阶段，到如今形成矛盾日益升级、互不信任的对立的两极。
　　以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北京国安俱乐部为例，由于前足协掌门人王俊生就是原北京队的守门员，自然对国安的关照有加。更有圈内人士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安在对外国强队时非胜即平的战绩，得益于足协为比赛派出的官哨，而国安创造的“工体不败”神话，也为中国足协长尽颜面。后台实力雄厚的国安俱乐部更是花了几个亿在香河建造训练基地，与足协“分享”。
　　随着王俊生的离职，中国足协与北京方面的关系开始降温。亚洲杯上球迷的带头起哄令中国足协十分难堪。足协和北京足球界的关系已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
　　而这次“革命”的发起人徐明麾下的大连足球一直是中国足坛的一面旗帜，其队员也始终是国家队的主导力量。在实德集团从万达接手了俱乐部以后，实德老板徐明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不挣钱”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成为自己的赚钱工具。并开创了收购濒临破产俱乐部，经过重组，再高价转售的赢利模式。但足协临时出台“俱乐部股权转让规定”使徐明的计划破产，并被迫超低价转让了已经开始打低级联赛的实德“二、三队”，有媒体估计，仅此一项，实德就损失了上亿元潜在利润。这次国安点完火之后，徐明迅速高调介入，拿出的方案完备、计划详尽，可谓蓄谋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