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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城市深圳，如今再次站立于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引领潮流的先锋。其最新表现在一场针对庸官的“责任风暴”，痛击官场流行病，直指官场“潜规则”，令全市官员哗然，让举国公众称道。
而这一“风暴”只是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新政举措之一。可以说从两年多以前他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转任深圳代市长时起，其“导演”的深圳新政便已拉开了序幕，并愈演愈显。
掀起责任风暴
2005年10月24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正式发布。这份政府文件的措辞痛快淋漓，矛头直指官场中区别于好官和贪官的“第三种状态”，“思想庸俗、不务公事，只图权大、权多，不想或少想责任……”《决定》毫不讳言官场“潜规则”：“有的甚至信奉‘潜规则’，热衷于拉拉扯扯，巧言令色，欺上瞒下。”
对于深圳的官员来说，这次“风暴”的来临大约一个月前已有预告。9月29日，在深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暨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培训班上，市委书记李鸿忠便对与会的1100多名干部明确表态要推进“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深圳的“责任风暴”与另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审计风暴”是直接相联的。9月2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深圳市200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后，李鸿忠当场表示，一定要建立审计查出问题责任追究的“埋单制”，决不搞下不为例。随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法规性文件，建立了审计查出问题责任追究的长效机制，市委、市政府决策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并将之上升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于是，一场由“审计风暴”开始的“责任风暴”席卷深圳市各个部门、单位。
其实早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李鸿忠高票当选深圳市市长后，他的施政理念逐渐清晰。在深圳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市区两级各部门负责人与市政府签订责任状，要求在“梳理行动”中，把重大拆除行动的推进与规章制度的完善落实结合起来，从深层次解决市容环境问题。他说：“在这次行动中，我的任务不是到行动‘前线’去，而是从严治政。这次签的责任状不落实不行！我们的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无论谁撞到了，都将对事不对人地开火。”
这个比喻在他继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后的第一次党委全体(扩大)会议上仍然延用。当时，他强调深圳要树廉政之风，表示当前要花大力气纠治收送“红包”、“跑官要官”，纵容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现象，他说：“要设置纪律的高压线，谁敢以身相触，谁就要受到处罚。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枪还是拿在手中的，而且是上好膛的，只对触高压线的人开火。”
廉洁自律宣言
李鸿忠的性格在2004年3月就职演说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他便立下军令状：“在深圳，请首先监督我。”并宣称“三不怕：不怕得罪人，不怕报复，不怕丢乌纱帽。”此番就职演说人称“廉洁自律宣言”。
豪情壮语谁都会讲，深圳人期望的是李鸿忠带来的切实变化。
自2003年6月担任深圳代市长时起，李鸿忠的铁腕作风便已显现。就任21天后，在深圳市政府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李鸿忠在强调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对深圳的要求和定位，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时说：“抓落实的核心，就是要少说多做，提质提效提神，求实效，办实事。”这是他当政后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自己作为政府首脑的施政理念。“提质，就是要提高工作和发展的质量；提效，就是要提高政府的效能；提神，就是要调整政府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焕发出更加有为、更加拼搏、敢想敢干的一种精神状态。”
当时针对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的情况，他提出实施“净畅宁”工程，与随后的“梳理工程”、“清无行动”一起构成“城管风暴”。“净、畅、宁”工程，大意是要使环境干净、交通顺畅、生活安宁。这对于拥有171万户籍人口、1035万暂住人口、实际管理已超过1200万人口的深圳来说，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此后在深圳掀起的城中村改造，包括“清无行动”(无牌无证经营等)，都是这个课题的分支，李鸿忠亲自担任“查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还引申说，政府本身也要“净畅宁”，即干净干事、政令畅通、不要扰民。
对李鸿忠的城市管理新政，有人形容为“一场革命”。深圳迈出了第一步，南京等城市后来纷纷效仿。
尽管有如《铜像照耀下的深圳》这样流传极广的网文的指责，他在此过程中还是树立了权威，其铁腕风格也逐步得到认可。
2003年11月，深圳笔架山公园管理处主任违抗政令被行政撤职，此事在官员阶层中产生一场极强的地震。这也是李鸿忠直接负责的事件。
2004年2月，李鸿忠任市长后不久，又做了一件一开始并不被理解的事情，就是拨慢现代化时间表，他将深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原来的2005年推迟到2010年。同时对深圳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也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和谐深圳指标体系”，让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了可考核性。据称，这个体系包括39项指标，有基尼系数、劳动争议结案率、政府民主决策率、每万人心理医生数、群体性事件发生数等。
和谐指标体系，不仅是深圳的创新，也反映了李鸿忠的务实。他坦言，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有42项衡量指标，其中23项难以如期完成；借此“以退为进”的机会，深圳增加了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登记失业率、万人医生数、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等13项指标。这一“以退求进”的做法让人看到了他务实的一面。
他上任后还有一件事，就是适度重型化战略更是充满争议，在重化工业是否可作为深圳的战略重点之一、重化工业该由市场还是政府来主导等都成疑问的情况下，李鸿忠的战略遭到了学界的众多批评。
然而，不管怎样，李鸿忠急欲给深圳带来新气象的想法是很明显的，他主政下的深圳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告别GDP崇拜
李鸿忠来到深圳正是这座以创新为特点的先锋城市被“抛弃论”阴影笼罩的时候，2002年底，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使整个城市生发出不少悲观情绪和忧患意识。
25年来，深圳创造了以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为代表的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国。
然而，正是特殊政策的普惠化让深圳逐渐失去了优势，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飞速发展已明显落后。观察人士指出，从1984年到2001年的8年中，深圳没有进行系统的行政改革。近年围绕深圳的一个最大疑问就是：改革先锋是否已在改革战略布局中走向边缘？
李鸿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特区这顶帽子还是拿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生死也在我们自己。改革创新是深圳的别名，特区最大的优势就是改革创新”。
尽管从1980年到2004年，深圳GDP年均增长28%，2004年深圳人均GDP超过7100美元，全国第一，但在2005年5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李鸿忠没有提GDP总量指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了，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李鸿忠说，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变，深圳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必须要走“效益深圳、和谐深圳”之路。
深圳告别了GDP崇拜，转而看重每万元GDP的能耗。2004年，深圳每平方公里产生1.75亿元GDP和6000万元税收，每万元GDP能耗为0.55吨标准煤，而同期每万元GDP能耗，全国为1.4标准煤，上海和北京都是1.07标准煤。
拨慢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也为深圳的产业布局赢得了时间。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李鸿忠还提出了适度重工业化的想法，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他认为，深圳工业化程度较高，但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所以要坚持产业第一，以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实施适度重型化战略。一度对“汽车城”怀有梦想的深圳人似乎被碰到了伤疤，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忠没有解释。或许，一项决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后来的实践，这需要时间。
温家宝总理近两年三次视察深圳，亦给深圳吃了定心丸，他号召深圳“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并为深圳这块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指出了新方向：特区要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然而，一切殊为不易，2004年6月21日，深圳在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竞争中败于上海浦东新区。2003年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宣布的“行政三分制”改革至今没有得到开展。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已进入核心地带，这个地带的利益环环相扣，矛盾错综复杂，孤军深入式的改革已是徒劳。
但深圳作为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田的优势仍是明显的：有行政审批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有作为计划单列市的立法权。
如今，“既打雷又下雨”的市委书记重新点燃了深圳人的希望。在李鸿忠就任市委书记的短短几个月内，朝着“勤政、廉政、善政”的目标，先是约法五章改进政风，再是恢复设立“改革办”，而且由一位市委、市政府的双料副秘书长担任主任，重点攻政府改革，接着提出“半步策略”削减政府“越位”现象，然后又立规八条改进会风，最近更是掀起“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一位广东人士撰文称“深圳市政府是明智的，也是有勇气的”，他认为，今天的改革重点已转为政府职能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面对这样繁重的改革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而且毫无自身利益的机构来统筹，那是不可想象的。”
李鸿忠掀起的创新性政改新风，正在驱动深圳跨上一个新台阶！
而这一“风暴”只是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新政举措之一。可以说从两年多以前他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转任深圳代市长时起，其“导演”的深圳新政便已拉开了序幕，并愈演愈显。
掀起责任风暴
2005年10月24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正式发布。这份政府文件的措辞痛快淋漓，矛头直指官场中区别于好官和贪官的“第三种状态”，“思想庸俗、不务公事，只图权大、权多，不想或少想责任……”《决定》毫不讳言官场“潜规则”：“有的甚至信奉‘潜规则’，热衷于拉拉扯扯，巧言令色，欺上瞒下。”
对于深圳的官员来说，这次“风暴”的来临大约一个月前已有预告。9月29日，在深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暨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培训班上，市委书记李鸿忠便对与会的1100多名干部明确表态要推进“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深圳的“责任风暴”与另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审计风暴”是直接相联的。9月2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深圳市2004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后，李鸿忠当场表示，一定要建立审计查出问题责任追究的“埋单制”，决不搞下不为例。随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法规性文件，建立了审计查出问题责任追究的长效机制，市委、市政府决策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并将之上升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于是，一场由“审计风暴”开始的“责任风暴”席卷深圳市各个部门、单位。
其实早在深圳市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李鸿忠高票当选深圳市市长后，他的施政理念逐渐清晰。在深圳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上，他要求市区两级各部门负责人与市政府签订责任状，要求在“梳理行动”中，把重大拆除行动的推进与规章制度的完善落实结合起来，从深层次解决市容环境问题。他说：“在这次行动中，我的任务不是到行动‘前线’去，而是从严治政。这次签的责任状不落实不行！我们的枪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无论谁撞到了，都将对事不对人地开火。”
这个比喻在他继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后的第一次党委全体(扩大)会议上仍然延用。当时，他强调深圳要树廉政之风，表示当前要花大力气纠治收送“红包”、“跑官要官”，纵容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现象，他说：“要设置纪律的高压线，谁敢以身相触，谁就要受到处罚。我再强调一次，我们的枪还是拿在手中的，而且是上好膛的，只对触高压线的人开火。”
廉洁自律宣言
李鸿忠的性格在2004年3月就职演说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他便立下军令状：“在深圳，请首先监督我。”并宣称“三不怕：不怕得罪人，不怕报复，不怕丢乌纱帽。”此番就职演说人称“廉洁自律宣言”。
豪情壮语谁都会讲，深圳人期望的是李鸿忠带来的切实变化。
自2003年6月担任深圳代市长时起，李鸿忠的铁腕作风便已显现。就任21天后，在深圳市政府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李鸿忠在强调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对深圳的要求和定位，以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时说：“抓落实的核心，就是要少说多做，提质提效提神，求实效，办实事。”这是他当政后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自己作为政府首脑的施政理念。“提质，就是要提高工作和发展的质量；提效，就是要提高政府的效能；提神，就是要调整政府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焕发出更加有为、更加拼搏、敢想敢干的一种精神状态。”
当时针对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的情况，他提出实施“净畅宁”工程，与随后的“梳理工程”、“清无行动”一起构成“城管风暴”。“净、畅、宁”工程，大意是要使环境干净、交通顺畅、生活安宁。这对于拥有171万户籍人口、1035万暂住人口、实际管理已超过1200万人口的深圳来说，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此后在深圳掀起的城中村改造，包括“清无行动”(无牌无证经营等)，都是这个课题的分支，李鸿忠亲自担任“查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还引申说，政府本身也要“净畅宁”，即干净干事、政令畅通、不要扰民。
对李鸿忠的城市管理新政，有人形容为“一场革命”。深圳迈出了第一步，南京等城市后来纷纷效仿。
尽管有如《铜像照耀下的深圳》这样流传极广的网文的指责，他在此过程中还是树立了权威，其铁腕风格也逐步得到认可。
2003年11月，深圳笔架山公园管理处主任违抗政令被行政撤职，此事在官员阶层中产生一场极强的地震。这也是李鸿忠直接负责的事件。
2004年2月，李鸿忠任市长后不久，又做了一件一开始并不被理解的事情，就是拨慢现代化时间表，他将深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原来的2005年推迟到2010年。同时对深圳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也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和谐深圳指标体系”，让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了可考核性。据称，这个体系包括39项指标，有基尼系数、劳动争议结案率、政府民主决策率、每万人心理医生数、群体性事件发生数等。
和谐指标体系，不仅是深圳的创新，也反映了李鸿忠的务实。他坦言，原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有42项衡量指标，其中23项难以如期完成；借此“以退为进”的机会，深圳增加了社会服务英语普及率、政府公共服务上网率、登记失业率、万人医生数、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峰时段城市平均车速等13项指标。这一“以退求进”的做法让人看到了他务实的一面。
他上任后还有一件事，就是适度重型化战略更是充满争议，在重化工业是否可作为深圳的战略重点之一、重化工业该由市场还是政府来主导等都成疑问的情况下，李鸿忠的战略遭到了学界的众多批评。
然而，不管怎样，李鸿忠急欲给深圳带来新气象的想法是很明显的，他主政下的深圳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
告别GDP崇拜
李鸿忠来到深圳正是这座以创新为特点的先锋城市被“抛弃论”阴影笼罩的时候，2002年底，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使整个城市生发出不少悲观情绪和忧患意识。
25年来，深圳创造了以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为代表的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国。
然而，正是特殊政策的普惠化让深圳逐渐失去了优势，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飞速发展已明显落后。观察人士指出，从1984年到2001年的8年中，深圳没有进行系统的行政改革。近年围绕深圳的一个最大疑问就是：改革先锋是否已在改革战略布局中走向边缘？
李鸿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特区这顶帽子还是拿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生死也在我们自己。改革创新是深圳的别名，特区最大的优势就是改革创新”。
尽管从1980年到2004年，深圳GDP年均增长28%，2004年深圳人均GDP超过7100美元，全国第一，但在2005年5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李鸿忠没有提GDP总量指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再攀比经济规模和总量了，如果有人还是单纯以GDP论英雄，很可能会觉得深圳辉煌不再了。”李鸿忠说，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变，深圳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必须要走“效益深圳、和谐深圳”之路。
深圳告别了GDP崇拜，转而看重每万元GDP的能耗。2004年，深圳每平方公里产生1.75亿元GDP和6000万元税收，每万元GDP能耗为0.55吨标准煤，而同期每万元GDP能耗，全国为1.4标准煤，上海和北京都是1.07标准煤。
拨慢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也为深圳的产业布局赢得了时间。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李鸿忠还提出了适度重工业化的想法，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他认为，深圳工业化程度较高，但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所以要坚持产业第一，以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为重点，实施适度重型化战略。一度对“汽车城”怀有梦想的深圳人似乎被碰到了伤疤，一时争议四起。
李鸿忠没有解释。或许，一项决策的正确与否，要看后来的实践，这需要时间。
温家宝总理近两年三次视察深圳，亦给深圳吃了定心丸，他号召深圳“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并为深圳这块经济改革的试验田指出了新方向：特区要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然而，一切殊为不易，2004年6月21日，深圳在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竞争中败于上海浦东新区。2003年1月，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宣布的“行政三分制”改革至今没有得到开展。有学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已进入核心地带，这个地带的利益环环相扣，矛盾错综复杂，孤军深入式的改革已是徒劳。
但深圳作为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田的优势仍是明显的：有行政审批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有作为计划单列市的立法权。
如今，“既打雷又下雨”的市委书记重新点燃了深圳人的希望。在李鸿忠就任市委书记的短短几个月内，朝着“勤政、廉政、善政”的目标，先是约法五章改进政风，再是恢复设立“改革办”，而且由一位市委、市政府的双料副秘书长担任主任，重点攻政府改革，接着提出“半步策略”削减政府“越位”现象，然后又立规八条改进会风，最近更是掀起“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
一位广东人士撰文称“深圳市政府是明智的，也是有勇气的”，他认为，今天的改革重点已转为政府职能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面对这样繁重的改革任务，如果没有一个专门而且毫无自身利益的机构来统筹，那是不可想象的。”
李鸿忠掀起的创新性政改新风，正在驱动深圳跨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