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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麦田还有驴子,曾一起在某化工厂做工,专门生产各种一线品牌的洗发水,生意很火。
每当午后,老板会用小货车拉来大桶大桶的原料,命我们夜间上工,将它们灌装进不同的洗发水瓶里。灌装时无须关注瓶子上的品牌,但必须区分不同的香型,比如木瓜味儿的原料绝不能灌进青瓜香型的瓶子里,否则就是一起生产事故,要扣发工资。
来厂提货的人以理发店和传销组织的采购员居多。这两种行业,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混为一谈,认为它们没啥大区别,都使人迷失自我,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
有个传销头目,每次来厂总是侃侃而谈,神采飞扬,像授课。他有一个习惯,总是以“戴尔·卡纳基有言曰”作为讲话的起语。起初,我以为是他发音的问题,但时间长了才意识到他可能念错了字,于是纠正他:“你说的‘卡纳基’应该叫‘卡耐基’。”他先是一怔,随即稳下神来,说“卡耐基”最初就叫“卡纳基”,都怪书商译错了人家的名字,大家就跟着以讹传讹,只有他还坚持固本守源。
我说:“哥,你真牛。”
厂里还有一部分产品,会换上更为华丽的新衣,再搭上一张境外的购物发票和写有“此宝贝为×空姐在×国×店‘纯手工挑选’,绝对物超所值”之类的卡片,就摇身一变,成了海外代购品,价值也随之翻了好几倍。
当然,这些都是驴子说的。驴子还给我们说,老板在城郊另有一个车间,专门打印各种发票和报关单据,文员妹子长得娇艳可人,是老板的小秘。我和麦田不信,说:“鬼才信你的鬼话。”驴子坏笑道:“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他俩的八卦我还有一箩筐。”
驴子与我们聊八卦时,通常是在工厂的楼顶。有时,我们也会相互怂恿对方讲自己的糗事,不糗不欢的那种。我说,我在餐馆当服务员时,曾把店里来之不易的“五好商家”锦旗以30元的价格卖给了对面商家,因此还挨了老板的耳光。驴子说,他曾向前任老板的轿车油箱里撒尿,可惜被发现了,他只好提起裤子就跑,连工资都没敢结。
麦田也讲了一个。他曾遇到一群做市场调查的大妈,只要完成她们的问卷就能得到一个面包。对方问他来这儿多久了,他说仨月。对方说:“那不行,我们调查的对象须居住两年以上。”于是,他走到另一位大妈面前说:“我来三年了,送我个面包吧。”眼看即将得逞,先前那位大妈跑来拦住,说:“他是个骗子,才来仨月。”
麦田讲这个事儿时,驴子正接着发小打来的电话,发小问他:“最近忙啥呢?”
“打工。”
“打啥工?”
“不打啥工,就是打工。”驴子的脸色很难看。
麦田问驴子是不是对当下不满意。驴子没回答,只是说发小在南方早就立住了脚,公司的办公大楼很高,直冲云霄,手可摘星辰的那种高。
突然,驴子问:“我们屁股下的这栋楼高10米,中午时它的影长是2米,中秋月光下,它的影长18米。請问,如果月亮是太阳,这栋楼房有多高?”
我和麦田愣愣地望着驴子,不说话。我们三个陷入久久的沉思。
此后,驴子说过多次要离开工厂,说离开前要把厂里的质检合格证书烧掉,再往老板汽车的油箱里撒一大泡尿水。
“要走一起走。”
“让工厂停产,让那个文员妹子来当灌装工人。”
“对,要等到老板大批进原料后再走,让他赔个精光。”
“几桶原料值几个钱?毛毛雨啦!”驴子说,“干这一行,赚钱得很。”
我们的话题开始围绕着“钱”展开,说自古马要吃草人要吃饭,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又说没钱只能驴拉磨,有钱能使磨拉驴。
聊着聊着,驴子冷不丁地说:“我老家有个独院,空着,要不咱也开个这样的厂吧?”
看着无比兴奋的他们,我平静地说:“抱歉,我已找好了新工作,在地下通道的一个书摊儿当售书员,全白班,没夜班。”
我离开工厂后,就与他们少了联络,但后来驴子打来电话,说他们的工厂已经整好了,原料供应商也谈好了,“卡纳基”答应做他们的经销商。
“万事俱备,就等你来。”驴子说。
我说:“不啦,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不累,踏实,还有书看。”
“这个行业真的很赚钱。”
“知道。”我说,“但你不怕哪天员工烧了你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不怕他们往你油箱里撒尿?”驴子半晌没吭声儿,挂掉了电话。
半年后,我在书摊儿前遇见麦田,他告诉我,他们的计划泡汤了,还搭进去不少本钱。我本想再打听驴子的近况,麦田摇摇手说:“不提他了,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一个彻头彻尾的软蛋。”
好久以后,“软蛋”联系我,说:“我的信用卡还不起了,先帮我还一个月,等开了工资还你。”
我问他:“最近忙啥呢?”
“打工。”
“打啥工?”
“不打啥工,就是打工。”驴子冷冷地说。
那天下夜班,我走出地下通道,看着一条被月光拖长的影子,突然想起当年驴子出的那道数学题,至今我还没有答案。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