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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私有制开始，就成为一直困扰统治阶级的社会弊病。纵观中国历史进程，每个朝代都会滋生腐败，难以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王朝的周期性兴亡，迫使统治阶级探索廉政制度，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历朝历代有为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围绕如何治国理政、巩固政权，提出了“对权力进行制约，以重典治吏，以严法惩贪，奖掖清廉臣僚，弘扬廉明政风，并且留下了许多警示之言和反腐倡廉的论说，成为宝贵的治政之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以史为鉴，总结前人对廉政思想和制度的研究，对我们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反腐倡廉;启示;历史
1.中国古代关于廉政思想的探索
中国历史上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儒家“重民”“仁政”“尚贤”的政治思想到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提出，无不体现出廉政思想的探索。每一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通常都高度重视廉政建设，要求官吏廉洁为政、洁身行事，加强廉政思想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随着后续统治者骄奢淫逸，贪婪腐化，不思反腐甚至不敢反腐，乃至没有力量反腐，导致制度瓦解、政治混乱、人心涣散，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政权衰落。不能说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腐败引起的，但是与腐败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特别重视吏治，“治吏不治民”就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用“以廉为本”的“六廉观”（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对官僚队伍作出要求，防范廉政风险。
1.1选拨官吏注重德先才后
德与廉紧密相连，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德在官吏选拨和管理中的作用，将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举孝廉”，“孝”和“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做到了孝和廉就可以当官。考察官吏首先要考察其德，把德放在第一位，有德才能配其位。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在用人时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千百年来，重德行品行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官吏选拨德的始终，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1.2执政者要正身律己
“法之不行，自上犯下。”各级官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率先垂范，是树立廉政之风的首要前提。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令让人服从遵守，当政者自己要言行端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官吏若是能够做到少贪一些，老百姓便能多获得一点。汉代董仲舒提出的“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思想，我国现行政策也规定，公职人员不得从事私人营利活动，这是为了保障公务员队伍的清正廉洁。廉明的清官是政权稳定的一种因素，腐败的贪官是政权崩溃的基因之一。
1.3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通过家庭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节俭和孝是家庭倫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官吏的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2.中国古代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尝试
中国历代有为的思想家、政治家为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积极思考廉政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用以规范官员的从政行为，防范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2.1惩戒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重型去恶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历代统治者大多制定严刑峻法对腐败分子加以处罚，用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秦汉时期，把贪污受贿和盗列在同一个罪等。《唐律》规定，受贿罪“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自创“剥皮实草”之刑，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2.2褒奖与养廉制度
历代除了对贪官的惩处之外，对清官廉吏也有褒奖制度。比如采取升官、升迁、增秩、赐、赏金、画像、诏书表扬、死后谥号评定，以及追赠荣誉等等表彰方式，以鼓励廉洁之风，弘扬廉政之气。当然廉政建设不能单纯依靠个人道德，俸禄高低与贪腐与否有一定的关系，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也是防腐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清代实行过的“养廉银”就有一定作用。
2.3建立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自秦代开始，中央机构中就设立以御史大夫为首的监察官。从汉武帝开始，形成了以刺史为主的地方监察系统，监察从行政当中开始分离。我国的巡视监察制度，就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隋唐是我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设三院。
3.深刻借鉴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
所以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反腐败终究是要激励广大干部廉洁从政，鼓舞士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治国之道当“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汉初贾谊总结出来的经验。
3.1德主刑辅
治理腐败，必须依靠法制，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历史也一再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德主刑辅、文武并用、礼法并重，才能够既从思想道德层面，又从制度层面来遏制腐败。
3.2.奖惩并举
从历史上看，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官吏的廉洁，奖惩并举、疏堵结合是比较成功的。要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形成激励和保障机制，集中惩治少数的徇私枉法之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保障机制，光靠惩罚也是不行的。
3.3.集中打击与制度建设、政权建设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当腐败普遍盛行之时，要多从体制机制上来找原因;在严惩腐败分子时，要思考在政权建设中，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现象之一。
第二，推进政权建设、制度建设。历史上大规模的惩治腐败往往与政权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应当把握机遇，把当前的反腐败和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成都诸葛武侯祠里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三，大力弘扬、践行廉政文化。从一些小事入手，但这些都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意味深长。这些规定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学习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思想文化，注重干部队伍思想文化建设，其中包括行为养成和格调培养，在干部中倡导勤俭朴素的生活方式、健康有益的休闲方式，干部的思想境界提升了、情调高雅了，行为层面就会更加好起来。
总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我们今天这样以豪迈之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人民从来也没有过上像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战胜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廉政理论研究》周卫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2]《新时期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程》中纪委中央党校组织编写，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
关键词：反腐倡廉;启示;历史
1.中国古代关于廉政思想的探索
中国历史上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儒家“重民”“仁政”“尚贤”的政治思想到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提出，无不体现出廉政思想的探索。每一个王朝在立国之初通常都高度重视廉政建设，要求官吏廉洁为政、洁身行事，加强廉政思想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随着后续统治者骄奢淫逸，贪婪腐化，不思反腐甚至不敢反腐，乃至没有力量反腐，导致制度瓦解、政治混乱、人心涣散，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政权衰落。不能说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是腐败引起的，但是与腐败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特别重视吏治，“治吏不治民”就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用“以廉为本”的“六廉观”（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对官僚队伍作出要求，防范廉政风险。
1.1选拨官吏注重德先才后
德与廉紧密相连，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德在官吏选拨和管理中的作用，将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举孝廉”，“孝”和“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做到了孝和廉就可以当官。考察官吏首先要考察其德，把德放在第一位，有德才能配其位。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在用人时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千百年来，重德行品行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官吏选拨德的始终，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1.2执政者要正身律己
“法之不行，自上犯下。”各级官吏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率先垂范，是树立廉政之风的首要前提。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令让人服从遵守，当政者自己要言行端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官吏若是能够做到少贪一些，老百姓便能多获得一点。汉代董仲舒提出的“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思想，我国现行政策也规定，公职人员不得从事私人营利活动，这是为了保障公务员队伍的清正廉洁。廉明的清官是政权稳定的一种因素，腐败的贪官是政权崩溃的基因之一。
1.3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圣贤智慧的结晶，通过家庭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节俭和孝是家庭倫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官吏的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2.中国古代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尝试
中国历代有为的思想家、政治家为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积极思考廉政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用以规范官员的从政行为，防范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2.1惩戒制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重型去恶几乎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历代统治者大多制定严刑峻法对腐败分子加以处罚，用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秦汉时期，把贪污受贿和盗列在同一个罪等。《唐律》规定，受贿罪“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贪六十两银者割其首级”，官吏受财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处绞刑;受财而不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自创“剥皮实草”之刑，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2.2褒奖与养廉制度
历代除了对贪官的惩处之外，对清官廉吏也有褒奖制度。比如采取升官、升迁、增秩、赐、赏金、画像、诏书表扬、死后谥号评定，以及追赠荣誉等等表彰方式，以鼓励廉洁之风，弘扬廉政之气。当然廉政建设不能单纯依靠个人道德，俸禄高低与贪腐与否有一定的关系，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也是防腐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清代实行过的“养廉银”就有一定作用。
2.3建立相对完善的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自秦代开始，中央机构中就设立以御史大夫为首的监察官。从汉武帝开始，形成了以刺史为主的地方监察系统，监察从行政当中开始分离。我国的巡视监察制度，就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隋唐是我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设三院。
3.深刻借鉴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
所以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反腐败终究是要激励广大干部廉洁从政，鼓舞士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治国之道当“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汉初贾谊总结出来的经验。
3.1德主刑辅
治理腐败，必须依靠法制，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历史也一再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德主刑辅、文武并用、礼法并重，才能够既从思想道德层面，又从制度层面来遏制腐败。
3.2.奖惩并举
从历史上看，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官吏的廉洁，奖惩并举、疏堵结合是比较成功的。要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形成激励和保障机制，集中惩治少数的徇私枉法之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保障机制，光靠惩罚也是不行的。
3.3.集中打击与制度建设、政权建设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当腐败普遍盛行之时，要多从体制机制上来找原因;在严惩腐败分子时，要思考在政权建设中，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现象之一。
第二，推进政权建设、制度建设。历史上大规模的惩治腐败往往与政权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应当把握机遇，把当前的反腐败和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成都诸葛武侯祠里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三，大力弘扬、践行廉政文化。从一些小事入手，但这些都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意味深长。这些规定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学习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思想文化，注重干部队伍思想文化建设，其中包括行为养成和格调培养，在干部中倡导勤俭朴素的生活方式、健康有益的休闲方式，干部的思想境界提升了、情调高雅了，行为层面就会更加好起来。
总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我们今天这样以豪迈之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人民从来也没有过上像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战胜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廉政理论研究》周卫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2]《新时期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程》中纪委中央党校组织编写，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