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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赫鲁晓夫时期是备受关注的一个时期，具有相当的理论研究价值，本文就通过对前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教育实践及学界对于赫鲁晓夫时期关于赫鲁晓夫改革的不同观点等方面的梳理，系统阐述了前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进而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作了简要的评价。
[关键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1074(2008)09-0003-02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结束，也预示着前苏联将转入到一个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在史学界被称之为“解冻期”。
1 政治、经济背景
作为“解冻”被载入历史的5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社会改革，延续到苏共执政时代的终结时，仍然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中始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计划不是自发地产生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正是在战后的那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些试图提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创新的尝试，那些年的许多政治转折在斯大林逝世后就以新的力量表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战后年代的立场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改革，可使我们弄清楚和更好地理解斯大林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苏联在战后年代中发生的最重要的质的变化，首先就是国家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新地位反映的苏联对外政策方针的功能，促成了战后的发展并在赫鲁晓夫时期得到了实现。于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这里有着事物本身的逻辑。“战后最初几年的实践证明：向和平共处原则的转变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了。今天，人们已经把这个方针与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的联系在一起了。”另外，赫鲁晓夫通过清除贝利亚和击败马林科夫为首的保守派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上台后，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改革政治体制，为冤假错案平反，改组内务部，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平反冤家错案的同时，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强调群众首创精神的斗争也在逐步开展。
长期以来，苏联只注意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农业的发展，甚至掩饰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造成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问题异常突出。由于这一倾向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又不可动摇。对重工业的发展靠有意削弱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实现，是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和长期落后于西方的生活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从改变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态度开始，启动了改革的进程。另外，在苏联，农业的状况要求有一个对它进行切实可行改革的纲领，要求改革农村中的许多生产关系。“农业问题是赫鲁晓夫的一个强项，他素有‘农业专家’之誉，不仅对农业状况比较了解，农业知识也较为丰富，而且在领导农业方面敢试敢闯。很有魄力。可是，苏共领导人又很矛盾，并不想进行重大的变革。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把农业部门视为可榨取的投向工业的资金的源泉。“同一时期，西方正在全速地形成为所谓大众消费社会，在那里满足人们的要求已不是一个宣传目标，而是经济功能的主要涵义所在。”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的主要核心依旧是以国防需要为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教育改革必然成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
苏维埃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国民教育事业予以极大的重视，并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教育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0～40年代普通中学数量少，其主要任务是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苏联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曾任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形成青年一代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儿童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基础。因此，他要求在各种教育的实施中都应贯彻道德性这一主导原则。”他非常重视对幼小年龄的儿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由于这一观点有着心理学的基础，所以，他能体现出对集体教育和培养学生的道德思想与品质的重视。
劳动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认为，“脱离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劳动教育是贯穿其他各育的重要因素。”他所理解和实践的劳动教育绝不是当作一种道德教育和培养一定劳动技术的措施，而是在教育的渗透中培养出和谐发展的积极的劳动者，从而成为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青年。苏联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全体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取决于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积极性。因此，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日益增长，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问题更加迫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以立法的形式被确定在国家政府制定的法案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共产主义方向性，更是苏维埃政权的首创。
3 教育实践
现代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对于一个社会或国家来说，思政教育又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这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符合施政者的意志。
战后，苏共加强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了对科学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由于不少普通公民参加过反法西斯和解放欧洲许多国家的战争，从而获得了对两种制度下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机会。在战后年代的意识形态生活中，“更是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的新做法，变成了在另一个时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采取类似行动的基础。此外，爱国主义的动因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爱国主义成为苏共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有力武器。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实际上完全保留了在战后时期形成的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战略。“在社会意识上中逐渐地形成了‘党的机器’形象，它不仅使各个个人服从它，而且也使健康的思维服从它。”为了应对西方媒体关于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产生的影响而引起的严重后果，苏共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1958年4月招开的苏联列宁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谈到劳动教育问题时说：“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提出口号，并使这个口号成为我们社会全体人员最神圣的口号。”实际上，这与以往一样，一切仅限于发出口号，而没有利用已经有效的物质激励机制来加以巩固，那种口号式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不起作用，尤其是在青年人那里，能产生的反响已经越来越小了。 赫鲁晓夫早期阶段，他认为，在宗教方面，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平和态度，是斯大林的遗产，应予以取消，而重新考虑与教会的关系和对之采取更严厉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已宣布要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给作为资本主义残余的宗教意识留有余地，在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与宗教进行积极斗争的方针，各地纷纷破坏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
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从实质上来说，是国内民族运动发展的新的、更激进的阶段。在苏联，向现代化型的社会——“社会主义”——过度的过程，是在残酷的、异常的条件下，通过强制的途径进行的，同时还平行地推行有意识的冲刷民族特征和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特点的政策。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苏联除俄罗斯地区之外，很多地区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化”看成是占领者和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民族敌对制度。因此，与这样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意味着是与殖民者的斗争。到了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驱逐各民族的政策，这成为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为各民族平反的开始。但是，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没有达到合乎逻辑的结果，反而引起了人们对苏共民族政策的不信任。“自5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东正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导致了部分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的教徒的思想的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又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依据。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执政并没有改变苏联的政体，他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故此，在教育理论中共产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决定了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教育理论沿着两条线并行发展——共产主义和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关心儿童个性及发展”。
4 学界主要观点
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可能是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论过去和现在对赫鲁晓夫都存在何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俄罗斯学者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总得来说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例如，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先属于俄共党内的“列宁纲领派”、后来加入舍宁派“共产党联盟一苏共”的科索拉波夫认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他说，苏联制度的演变发生在20世纪后期，即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还说，赫鲁晓夫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共开始，然后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舍宁也采取与科索拉波夫同样的立场。
第二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平和改革》中认为：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原封未动地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认为：赫鲁晓夫“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从右的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拒绝放弃共产党在苏联社会的领导地位。
第三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既有不少功绩，也有严重错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因与戈尔巴乔夫有不同意见而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的利加乔夫在《警示》书中说：“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巨大功绩在于消除了个人崇拜的恶果。赫鲁晓夫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事情，为几十万被镇压的人恢复了名誉。”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担任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主席、曾经多次访问中国的罗伊·麦德维杰夫说：“今天50岁以上的人都对赫鲁晓夫印象很深，尽管对他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些人对他抱有恶感，有些人对他嗤之以鼻，但大多数人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他认为赫鲁晓夫犯的错误是急于求成、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改革措施前后不一，半途而废。原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2004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俄罗斯各界对赫鲁晓夫功过的评价，其中提到，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伊万诺夫将军说：赫鲁晓夫“是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一样，是真心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效果不好。”这种看法代表了俄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5 评价
赫鲁晓夫是一个勇于否定过去而又彻底摒弃历史遗产的人物，也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步入苏联高层而又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人物。赫鲁晓夫改革从总体上说，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明显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了改革，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赫鲁晓夫改革包括对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教育学”的改革是有利有弊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原因。赫鲁晓夫执政的50、60年代，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都还束缚在以前的教条和框架之内，因此作为苏联新的领袖有责任和义务在“解冻期”对于斯大林模式下的教育进行改革，顺应历史、社会发展的主流，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破除“苏维埃教育学”的枷锁，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制约，以及宗教民族问题的激化，他的改革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就好像赫鲁晓夫本人一样，具有两面性，但总得来说，他想要做出改革的愿望是积极的，但是采取的方式方法存在严重弊端，同时也为后期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败种下了祸根。
[关键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1074(2008)09-0003-02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年)，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时期。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结束，也预示着前苏联将转入到一个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在史学界被称之为“解冻期”。
1 政治、经济背景
作为“解冻”被载入历史的5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社会改革，延续到苏共执政时代的终结时，仍然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中始终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计划不是自发地产生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正是在战后的那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些试图提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创新的尝试，那些年的许多政治转折在斯大林逝世后就以新的力量表现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战后年代的立场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改革，可使我们弄清楚和更好地理解斯大林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苏联在战后年代中发生的最重要的质的变化，首先就是国家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新地位反映的苏联对外政策方针的功能，促成了战后的发展并在赫鲁晓夫时期得到了实现。于是制定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这里有着事物本身的逻辑。“战后最初几年的实践证明：向和平共处原则的转变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了。今天，人们已经把这个方针与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本人牢固的联系在一起了。”另外，赫鲁晓夫通过清除贝利亚和击败马林科夫为首的保守派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上台后，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改革政治体制，为冤假错案平反，改组内务部，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平反冤家错案的同时，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强调群众首创精神的斗争也在逐步开展。
长期以来，苏联只注意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农业的发展，甚至掩饰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造成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问题异常突出。由于这一倾向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的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又不可动摇。对重工业的发展靠有意削弱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实现，是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和长期落后于西方的生活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从改变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态度开始，启动了改革的进程。另外，在苏联，农业的状况要求有一个对它进行切实可行改革的纲领，要求改革农村中的许多生产关系。“农业问题是赫鲁晓夫的一个强项，他素有‘农业专家’之誉，不仅对农业状况比较了解，农业知识也较为丰富，而且在领导农业方面敢试敢闯。很有魄力。可是，苏共领导人又很矛盾，并不想进行重大的变革。结果，仍然像过去一样，把农业部门视为可榨取的投向工业的资金的源泉。“同一时期，西方正在全速地形成为所谓大众消费社会，在那里满足人们的要求已不是一个宣传目标，而是经济功能的主要涵义所在。”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的主要核心依旧是以国防需要为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与之相适应的国民教育改革必然成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2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
苏维埃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国民教育事业予以极大的重视，并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教育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0～40年代普通中学数量少，其主要任务是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苏联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曾任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形成青年一代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儿童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基础。因此，他要求在各种教育的实施中都应贯彻道德性这一主导原则。”他非常重视对幼小年龄的儿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由于这一观点有着心理学的基础，所以，他能体现出对集体教育和培养学生的道德思想与品质的重视。
劳动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认为，“脱离劳动，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劳动教育是贯穿其他各育的重要因素。”他所理解和实践的劳动教育绝不是当作一种道德教育和培养一定劳动技术的措施，而是在教育的渗透中培养出和谐发展的积极的劳动者，从而成为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青年。苏联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全体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取决于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积极性。因此，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日益增长，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问题更加迫切。”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以立法的形式被确定在国家政府制定的法案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共产主义方向性，更是苏维埃政权的首创。
3 教育实践
现代教育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对于一个社会或国家来说，思政教育又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这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向符合施政者的意志。
战后，苏共加强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了对科学和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由于不少普通公民参加过反法西斯和解放欧洲许多国家的战争，从而获得了对两种制度下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的机会。在战后年代的意识形态生活中，“更是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的新做法，变成了在另一个时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采取类似行动的基础。此外，爱国主义的动因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爱国主义成为苏共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有力武器。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实际上完全保留了在战后时期形成的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战略。“在社会意识上中逐渐地形成了‘党的机器’形象，它不仅使各个个人服从它，而且也使健康的思维服从它。”为了应对西方媒体关于西方价值观的宣传对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产生的影响而引起的严重后果，苏共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1958年4月招开的苏联列宁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谈到劳动教育问题时说：“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提出口号，并使这个口号成为我们社会全体人员最神圣的口号。”实际上，这与以往一样，一切仅限于发出口号，而没有利用已经有效的物质激励机制来加以巩固，那种口号式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不起作用，尤其是在青年人那里，能产生的反响已经越来越小了。 赫鲁晓夫早期阶段，他认为，在宗教方面，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平和态度，是斯大林的遗产，应予以取消，而重新考虑与教会的关系和对之采取更严厉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已宣布要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可能给作为资本主义残余的宗教意识留有余地，在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与宗教进行积极斗争的方针，各地纷纷破坏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
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从实质上来说，是国内民族运动发展的新的、更激进的阶段。在苏联，向现代化型的社会——“社会主义”——过度的过程，是在残酷的、异常的条件下，通过强制的途径进行的，同时还平行地推行有意识的冲刷民族特征和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特点的政策。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苏联除俄罗斯地区之外，很多地区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维埃化”看成是占领者和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民族敌对制度。因此，与这样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意味着是与殖民者的斗争。到了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驱逐各民族的政策，这成为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为各民族平反的开始。但是，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没有达到合乎逻辑的结果，反而引起了人们对苏共民族政策的不信任。“自5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东正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导致了部分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的教徒的思想的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又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依据。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执政并没有改变苏联的政体，他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故此，在教育理论中共产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决定了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教育理论沿着两条线并行发展——共产主义和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关心儿童个性及发展”。
4 学界主要观点
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可能是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论过去和现在对赫鲁晓夫都存在何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俄罗斯学者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总得来说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例如，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先属于俄共党内的“列宁纲领派”、后来加入舍宁派“共产党联盟一苏共”的科索拉波夫认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他说，苏联制度的演变发生在20世纪后期，即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还说，赫鲁晓夫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共开始，然后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舍宁也采取与科索拉波夫同样的立场。
第二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平和改革》中认为：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原封未动地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认为：赫鲁晓夫“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从右的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拒绝放弃共产党在苏联社会的领导地位。
第三种看法：认为赫鲁晓夫既有不少功绩，也有严重错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因与戈尔巴乔夫有不同意见而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的利加乔夫在《警示》书中说：“毫无疑问，赫鲁晓夫的巨大功绩在于消除了个人崇拜的恶果。赫鲁晓夫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事情，为几十万被镇压的人恢复了名誉。”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担任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主席、曾经多次访问中国的罗伊·麦德维杰夫说：“今天50岁以上的人都对赫鲁晓夫印象很深，尽管对他的态度不尽相同。有些人对他抱有恶感，有些人对他嗤之以鼻，但大多数人是打心眼里喜欢他。”他认为赫鲁晓夫犯的错误是急于求成、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改革措施前后不一，半途而废。原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2004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俄罗斯各界对赫鲁晓夫功过的评价，其中提到，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伊万诺夫将军说：赫鲁晓夫“是个犯了错误的共产党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不一样，是真心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效果不好。”这种看法代表了俄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5 评价
赫鲁晓夫是一个勇于否定过去而又彻底摒弃历史遗产的人物，也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步入苏联高层而又在理论上准备不足的人物。赫鲁晓夫改革从总体上说，只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对斯大林模式明显不适应的部分进行了改革，从宏观上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继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赫鲁晓夫改革包括对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教育学”的改革是有利有弊的，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原因。赫鲁晓夫执政的50、60年代，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都还束缚在以前的教条和框架之内，因此作为苏联新的领袖有责任和义务在“解冻期”对于斯大林模式下的教育进行改革，顺应历史、社会发展的主流，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破除“苏维埃教育学”的枷锁，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制约，以及宗教民族问题的激化，他的改革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就好像赫鲁晓夫本人一样，具有两面性，但总得来说，他想要做出改革的愿望是积极的，但是采取的方式方法存在严重弊端，同时也为后期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败种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