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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人才战略
晋商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人才出”。
李宏龄说：“得人者昌，商界何独不然。”可谓一语中的。他们视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的根本，实施人才强号战略。李财东跪求雷履泰、八乘大轿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展示了晋商为了商号大计留住人才、吸收人才、用好人才的胸襟和气魄。谚语“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反映了他们重视人才培养的卓识和远见。“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这样全面的人才考察，是何等高明！
得人者昌，商界何独不然？
山西商人视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之根本，主张“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其用人原则，可以归纳为三点：一避亲用乡；二择优保荐；三破格提升。避亲，即用人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经理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入号。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保守封闭之嫌，但实际上却是加深了乡人之间亲情上的维系。一方面，表示财东恩泽于乡里。另一方面，伙友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知底。择优保荐，指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后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了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破格提升，即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例，破格提携，委以重任。
大盛魁是清代至民国初年内、外蒙地区规模很大的旅蒙商号。它从清康熙、雍正年间开业，到1929年（民国18年）宣告歇业，有200多年的历史。它以放“印票”账为主，经营牲畜、皮毛、药材、日用百货等业务；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均有它的分支、小号和坐庄人员；它的从业人员连同雇佣的牧民、工人，有六七千人；它的贸易总额，一般年份约在白银1000万两左右。像这样的大商号，在蒙古地区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靠的就是人才。秦钺是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大盛魁的经理，是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人，对大盛魁的大发展曾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据说，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就是从秦钺当经理的时候开始的。秦钺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大加整顿，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账簿，对清朝和外蒙的王公作进一步联系，利用各种机会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从此，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大加扩展，并按照清朝的捐例，为他本人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京的几个掌柜，都捐到了顶戴。这使大盛魁的放债、收账得到更多的便利，使大盛魁由一般商号开始走上了垄断大商业的道路。因而秦钺的威信，不在3个创始人之下。据说，大盛魁的财伙曾一致主张给秦钺顶一个永远身股，经秦钺力辞作罢，但大盛魁仍然把他的功绩写在了万金账内。
大盛魁在最后宣告歇业时，当时的经理段履庄曾痛哭流涕地说：“大盛魁是乾隆年间以来的大商号，今日坏在我的手里，我真是大盛魁的罪人……”段所说的乾隆年间，指的就是秦钺当经理的时候，也就是指大盛魁大发展的时期。
王廷相是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的经理。他是山西省代县人。他入号初期，别人作了错事，往往推到他的身上，他也并不否认。有时掌柜们明知某一件事情是别人做错的，但问到他，他也承担起来。经过这样多次考验以后，掌柜们认为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于是就派他到召河的骆驼场去坐场。
有一年，在乌里雅苏台坐庄的掌柜来信催促大量进货。总号将货买齐，组织骆驼房子安排运输时，才发现驼鞍、驼屉都需要整修。别的驼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一准备工作，唯有王廷相的驼场，储备下来大量的业已整修好的驼鞍和驼屉，不仅足够本场的骆驼队用，就是准备全柜骆驼队还有余。由于运货及时，因而取得了厚利。结账时，王廷相被评为首功，增加了身股。后来，王廷相担任了计划进货和储备货物的职务。凡经他计划进的货和储备的货物，不但容易推销，而且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特别是有一个时期，他大量地购存白、兰绸缎等货，当时，号内人都认为是冷货，表示不同意，但经理力排众议，支持王廷相的计划。不久，皇帝逝世，这批存货赚了很大的利润。此外，王廷相还做过许多对大盛魁大有贡献的事，因而被推选为经理。
王廷相担任经理后，在秦钺大加扩展的基础上，又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主要是扩大销售地区、增加商品品种和数量。他利用大盛魁雄厚的公积金，一方面在外蒙扩大放“印票”账的区域；另一方面，向全国各地广为采购多种多样的商品，大量地运往外蒙各地，并提高商品的质量，使其他旅蒙商没有条件同他竞争。
不光是大盛魁，其它山西各商号的业务发展，无一不是依靠着一大批善于经营理财的优秀人才。
八乘大轿争人才
光绪中期，票号林立，龙争虎斗，正是票号业兴盛、各家票号彼此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而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一要资金雄厚，二要人才优秀。乔家经过100多年的商业积累，资本已经十分雄厚，占有明显优势。但其经营票号业起步较晚，从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成立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算起，比祁县最早的票号——合盛元票号晚47年。所以，票号内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多。
此时，已经70多岁的乔致庸壮心不已，对朝气蓬勃的票号业备加关注，意欲有一番作为。就在这时，他得到一封汉口来的快信：有一位精明能干的“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辞职还乡，正在汉口受将军恩寿的接待，不日将还乡回祁，若东家有意思起用，须尽早决断。
乔致庸见此信，喜出望外，此人正是自己渴求的人才。他当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准备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入他家票号！
阎维藩，祁县下古县村人，自幼入平遥蔚长厚票号学徒。他聪明灵活，口齿伶俐，善于应对，又写得一手好字，再加勤劳肯干，深得掌柜赏识，入号不久即任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到福州后，积极拓展业务，结交官府，尤其是与当时福州的一位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
当时清朝政府腐败，贿赂公行，往往要花销许多银子，才能得到升迁机会。恩寿因手头拮据，影响升迁，阎维藩慷慨地为他垫支了10万银两。这样一来，一些妒嫉阎维藩才能的人便乘机写信向总号告了阎维藩一状。
总号得知此事后，觉得这么大的事，阎维藩不与总号通气，不仅有越权之过，更有冒险之错，于是派人来福州查处阎维藩。恰在此时，朝廷擢升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到了福州。大官便是大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今，恩寿成了将军，还怕还不了蔚长厚的10万银两？于是阎维藩被免于查处，继续留任福州分庄经理。
不几年，汉口将军便还了蔚长厚福州分庄的10万银两。阎维藩想到当初自己因为此事差点被总号查处，便怎么也打不起为蔚长厚卖力的信心，决计离开蔚长厚票号，另谋他途。
阎维藩还乡途经汉口时，恩寿念当初之恩，对他隆重接待，敲锣打鼓，仪仗旌旗，并马而行，称兄道弟，在汉口闹得沸沸扬扬，各家票号无不知晓阎维藩的大名……于是，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乔家在中堂。
乔景仪知道父亲的用意，于是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前去子洪口迎接阎维藩。这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回祁县老家的必经之处。乔景仪带着一班人马在子洪口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
阎维藩见此情景，大为感动。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名声远扬，能对他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的是，乔景仪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而自己却骑马驱驰左右！阎维藩来到乔家时，乔致庸备盛宴款待，极尽东家之谊。其殷切之情如同刘备三请诸葛亮一般。阎维藩看到乔家对他如此器重，再想想他在蔚长厚票号的情形，当即表示，为报知遇之恩，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乔家的商业效犬马之劳！于是，年仅36岁的阎维藩出任了乔家大德恒票号的总号大掌柜。
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苦心经营，使大德恒业务日新月异。在他主持商务期间，每股分红（3年）在8000至1万两白银之间！其间连遭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诸多社会动荡，许多商家票号纷纷倒闭破产，而他主持的大德恒票号却因能采取及时的应变策略而安然度过了这些险滩恶浪。乔致庸礼遇争人才，一时传为美谈。
不拘一格用人才
一般而言，晋商的一个大掌柜只能主持一个字号的商务，身顶一个股子，一个账期下来和一个财股同等参与分红。大掌柜的权力极大，收入也极高，能做到一个字号的掌柜，已非常人所能及。然而乔家在包头的3个大字号，竟有两个是由一个叫马公甫的人主持，身兼复盛公和复盛西两大字号的大掌柜，而且此人原来不过是复盛公的下等伙计。马公甫缘何能有这样的成就？除有过人的本事外，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晋商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襟和胆识。
山西商人的最高管理层和东家，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地经营状况，把握市场动态，从而牢牢掌握经营的主动权，建立了分号业务报告制度。这种分号的业务报告，根据时间分“月清”与“年总结”两种。根据内容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具体交易的直接说明；另一类是对当时经营及市场情况的通报，包括本号每天的营业情况、当地的行市以及对业务处理的意见等等。这类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使总号与各分号均能了解全面情况，从而预做筹划，主动寻找商机。同时也是考评分号掌柜的重要形式，有时往往决定着掌柜们升迁去留的命运。特别是每年的年度总结，对本年经营状况做一总的报告。马公甫就是抓住这一机遇得到“在中堂”乔致庸的赏识、提拔而一步登天的。
一年，乔家在包头复盛公到了大账期分红之时，需要安排人回祁县向乔东家报告业务。然而不巧的是，大掌柜正染病在身，其他掌柜们都慑于老东家乔致庸的威望，谁也不敢回去交账，生怕被东家看出破绽，丢了丑，影响升迁。但报告日期又不能耽误，大掌柜一时着急，病情又加重了。
这件事在复盛公号内由上而下传开了：“这么大的复盛公竟选不出一个敢见东家的人来！”
这个消息传到当时在号内干杂活的下等伙计马公甫耳朵里。他便毛遂自荐。
大掌柜试了试此人，发现他果有才学，于是便选定了马公甫去见东家。马公甫在听完账房的情况介绍，准备启程回祁县时，问大掌柜：“要是东家问我顶多少生意，我怎样回答？”
这一问，给大掌柜提了个醒儿：是呀！买卖家历来没有让吃劳金的白身小伙计去向东家交账的先例，不顶五厘以上生意，哪能见东家！他便告诉马公甫：“若东家问，你就说顶的5厘生意。”
马公甫本来精明能干，又通晓账务，平时也留心复盛公号里的事。所以，他面见东家乔致庸时，不仅把手里的账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且东家问起复盛公的事来，他应答如流，好像心里还有一本账！乔致庸见他虽然年轻，却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又不卑不亢，知道是个人才，因此对他也非常赏识。
这时候，马公甫本来已交账完毕，可他却又节外生枝，干涉起乔家的“内政”来，他说：“乔老东家，我还有话想说。复字号自从乔、秦两位老东家创业以来，咱乔家之所以长盛不衰，秦家之所以日趋衰败，就在于咱乔家三辈子都有守德敬业之人。可是自老东家往下看，少家们贪图享乐，竞比奢华，而且随便干涉买卖！这样下去，若老东家百年之后，则无人能任大命！望老东家念及祖宗创下的百年基业，严肃家政，教子弟们守德敬业。”
一番话，揭到了乔致庸的短处、痛处，也说到了乔致庸的心坎里。乔致庸觉得此人能替乔家考虑百世家业，足显其忠心和远见。他问马公甫顶几厘生意，马公甫便如大掌柜所嘱，说：“顶的5厘生意。”乔致庸说：“你回去告大掌柜说，给你再加4厘，顶成9厘生意！”
这样，马公甫一下子便从白身子升到了9厘生意！这9厘生意不仅可以在收入上多分红利，而且意味着在权力上仅次于身顶一分股的大掌柜了。所以包头复字号内留下了马公甫“一步登天”的佳话。
大掌柜退休后，他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大掌柜的交椅。
再后来，因三大老号之一的复盛西连年亏损，老东家又让马公甫兼了复盛西大掌柜。从此，马公甫成了乔家字号里唯一的身顶二股的掌柜。三大“复”字老号天长日久，有许多陈规陋俗束缚其发展，正需要马公甫这样年轻有为的掌柜大刀阔斧地革除弊端，弃旧图新。马公甫不负重望，严肃号规，经营有方，为已有100年历史的复字号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责编 岩春）
晋商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人才出”。
李宏龄说：“得人者昌，商界何独不然。”可谓一语中的。他们视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的根本，实施人才强号战略。李财东跪求雷履泰、八乘大轿争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展示了晋商为了商号大计留住人才、吸收人才、用好人才的胸襟和气魄。谚语“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反映了他们重视人才培养的卓识和远见。“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这样全面的人才考察，是何等高明！
得人者昌，商界何独不然？
山西商人视人才使用为立基创业之根本，主张“事在人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其用人原则，可以归纳为三点：一避亲用乡；二择优保荐；三破格提升。避亲，即用人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经理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入号。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保守封闭之嫌，但实际上却是加深了乡人之间亲情上的维系。一方面，表示财东恩泽于乡里。另一方面，伙友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知底。择优保荐，指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后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了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破格提升，即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例，破格提携，委以重任。
大盛魁是清代至民国初年内、外蒙地区规模很大的旅蒙商号。它从清康熙、雍正年间开业，到1929年（民国18年）宣告歇业，有200多年的历史。它以放“印票”账为主，经营牲畜、皮毛、药材、日用百货等业务；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均有它的分支、小号和坐庄人员；它的从业人员连同雇佣的牧民、工人，有六七千人；它的贸易总额，一般年份约在白银1000万两左右。像这样的大商号，在蒙古地区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靠的就是人才。秦钺是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大盛魁的经理，是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人，对大盛魁的大发展曾起到过很大的作用。据说，清朝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就是从秦钺当经理的时候开始的。秦钺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大加整顿，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账簿，对清朝和外蒙的王公作进一步联系，利用各种机会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从此，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大加扩展，并按照清朝的捐例，为他本人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北京的几个掌柜，都捐到了顶戴。这使大盛魁的放债、收账得到更多的便利，使大盛魁由一般商号开始走上了垄断大商业的道路。因而秦钺的威信，不在3个创始人之下。据说，大盛魁的财伙曾一致主张给秦钺顶一个永远身股，经秦钺力辞作罢，但大盛魁仍然把他的功绩写在了万金账内。
大盛魁在最后宣告歇业时，当时的经理段履庄曾痛哭流涕地说：“大盛魁是乾隆年间以来的大商号，今日坏在我的手里，我真是大盛魁的罪人……”段所说的乾隆年间，指的就是秦钺当经理的时候，也就是指大盛魁大发展的时期。
王廷相是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的经理。他是山西省代县人。他入号初期，别人作了错事，往往推到他的身上，他也并不否认。有时掌柜们明知某一件事情是别人做错的，但问到他，他也承担起来。经过这样多次考验以后，掌柜们认为他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于是就派他到召河的骆驼场去坐场。
有一年，在乌里雅苏台坐庄的掌柜来信催促大量进货。总号将货买齐，组织骆驼房子安排运输时，才发现驼鞍、驼屉都需要整修。别的驼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一准备工作，唯有王廷相的驼场，储备下来大量的业已整修好的驼鞍和驼屉，不仅足够本场的骆驼队用，就是准备全柜骆驼队还有余。由于运货及时，因而取得了厚利。结账时，王廷相被评为首功，增加了身股。后来，王廷相担任了计划进货和储备货物的职务。凡经他计划进的货和储备的货物，不但容易推销，而且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特别是有一个时期，他大量地购存白、兰绸缎等货，当时，号内人都认为是冷货，表示不同意，但经理力排众议，支持王廷相的计划。不久，皇帝逝世，这批存货赚了很大的利润。此外，王廷相还做过许多对大盛魁大有贡献的事，因而被推选为经理。
王廷相担任经理后，在秦钺大加扩展的基础上，又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主要是扩大销售地区、增加商品品种和数量。他利用大盛魁雄厚的公积金，一方面在外蒙扩大放“印票”账的区域；另一方面，向全国各地广为采购多种多样的商品，大量地运往外蒙各地，并提高商品的质量，使其他旅蒙商没有条件同他竞争。
不光是大盛魁，其它山西各商号的业务发展，无一不是依靠着一大批善于经营理财的优秀人才。
八乘大轿争人才
光绪中期，票号林立，龙争虎斗，正是票号业兴盛、各家票号彼此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而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一要资金雄厚，二要人才优秀。乔家经过100多年的商业积累，资本已经十分雄厚，占有明显优势。但其经营票号业起步较晚，从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成立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算起，比祁县最早的票号——合盛元票号晚47年。所以，票号内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多。
此时，已经70多岁的乔致庸壮心不已，对朝气蓬勃的票号业备加关注，意欲有一番作为。就在这时，他得到一封汉口来的快信：有一位精明能干的“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辞职还乡，正在汉口受将军恩寿的接待，不日将还乡回祁，若东家有意思起用，须尽早决断。
乔致庸见此信，喜出望外，此人正是自己渴求的人才。他当即吩咐次子乔景仪准备途中迎接，切不可让此人落入他家票号！
阎维藩，祁县下古县村人，自幼入平遥蔚长厚票号学徒。他聪明灵活，口齿伶俐，善于应对，又写得一手好字，再加勤劳肯干，深得掌柜赏识，入号不久即任福州分庄经理。阎维藩到福州后，积极拓展业务，结交官府，尤其是与当时福州的一位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
当时清朝政府腐败，贿赂公行，往往要花销许多银子，才能得到升迁机会。恩寿因手头拮据，影响升迁，阎维藩慷慨地为他垫支了10万银两。这样一来，一些妒嫉阎维藩才能的人便乘机写信向总号告了阎维藩一状。
总号得知此事后，觉得这么大的事，阎维藩不与总号通气，不仅有越权之过，更有冒险之错，于是派人来福州查处阎维藩。恰在此时，朝廷擢升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到了福州。大官便是大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今，恩寿成了将军，还怕还不了蔚长厚的10万银两？于是阎维藩被免于查处，继续留任福州分庄经理。
不几年，汉口将军便还了蔚长厚福州分庄的10万银两。阎维藩想到当初自己因为此事差点被总号查处，便怎么也打不起为蔚长厚卖力的信心，决计离开蔚长厚票号，另谋他途。
阎维藩还乡途经汉口时，恩寿念当初之恩，对他隆重接待，敲锣打鼓，仪仗旌旗，并马而行，称兄道弟，在汉口闹得沸沸扬扬，各家票号无不知晓阎维藩的大名……于是，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乔家在中堂。
乔景仪知道父亲的用意，于是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前去子洪口迎接阎维藩。这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回祁县老家的必经之处。乔景仪带着一班人马在子洪口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
阎维藩见此情景，大为感动。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名声远扬，能对他如此礼遇，实在是三生有幸！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的是，乔景仪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而自己却骑马驱驰左右！阎维藩来到乔家时，乔致庸备盛宴款待，极尽东家之谊。其殷切之情如同刘备三请诸葛亮一般。阎维藩看到乔家对他如此器重，再想想他在蔚长厚票号的情形，当即表示，为报知遇之恩，愿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为乔家的商业效犬马之劳！于是，年仅36岁的阎维藩出任了乔家大德恒票号的总号大掌柜。
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苦心经营，使大德恒业务日新月异。在他主持商务期间，每股分红（3年）在8000至1万两白银之间！其间连遭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诸多社会动荡，许多商家票号纷纷倒闭破产，而他主持的大德恒票号却因能采取及时的应变策略而安然度过了这些险滩恶浪。乔致庸礼遇争人才，一时传为美谈。
不拘一格用人才
一般而言，晋商的一个大掌柜只能主持一个字号的商务，身顶一个股子，一个账期下来和一个财股同等参与分红。大掌柜的权力极大，收入也极高，能做到一个字号的掌柜，已非常人所能及。然而乔家在包头的3个大字号，竟有两个是由一个叫马公甫的人主持，身兼复盛公和复盛西两大字号的大掌柜，而且此人原来不过是复盛公的下等伙计。马公甫缘何能有这样的成就？除有过人的本事外，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晋商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胸襟和胆识。
山西商人的最高管理层和东家，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地经营状况，把握市场动态，从而牢牢掌握经营的主动权，建立了分号业务报告制度。这种分号的业务报告，根据时间分“月清”与“年总结”两种。根据内容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具体交易的直接说明；另一类是对当时经营及市场情况的通报，包括本号每天的营业情况、当地的行市以及对业务处理的意见等等。这类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使总号与各分号均能了解全面情况，从而预做筹划，主动寻找商机。同时也是考评分号掌柜的重要形式，有时往往决定着掌柜们升迁去留的命运。特别是每年的年度总结，对本年经营状况做一总的报告。马公甫就是抓住这一机遇得到“在中堂”乔致庸的赏识、提拔而一步登天的。
一年，乔家在包头复盛公到了大账期分红之时，需要安排人回祁县向乔东家报告业务。然而不巧的是，大掌柜正染病在身，其他掌柜们都慑于老东家乔致庸的威望，谁也不敢回去交账，生怕被东家看出破绽，丢了丑，影响升迁。但报告日期又不能耽误，大掌柜一时着急，病情又加重了。
这件事在复盛公号内由上而下传开了：“这么大的复盛公竟选不出一个敢见东家的人来！”
这个消息传到当时在号内干杂活的下等伙计马公甫耳朵里。他便毛遂自荐。
大掌柜试了试此人，发现他果有才学，于是便选定了马公甫去见东家。马公甫在听完账房的情况介绍，准备启程回祁县时，问大掌柜：“要是东家问我顶多少生意，我怎样回答？”
这一问，给大掌柜提了个醒儿：是呀！买卖家历来没有让吃劳金的白身小伙计去向东家交账的先例，不顶五厘以上生意，哪能见东家！他便告诉马公甫：“若东家问，你就说顶的5厘生意。”
马公甫本来精明能干，又通晓账务，平时也留心复盛公号里的事。所以，他面见东家乔致庸时，不仅把手里的账交待得一清二楚，而且东家问起复盛公的事来，他应答如流，好像心里还有一本账！乔致庸见他虽然年轻，却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又不卑不亢，知道是个人才，因此对他也非常赏识。
这时候，马公甫本来已交账完毕，可他却又节外生枝，干涉起乔家的“内政”来，他说：“乔老东家，我还有话想说。复字号自从乔、秦两位老东家创业以来，咱乔家之所以长盛不衰，秦家之所以日趋衰败，就在于咱乔家三辈子都有守德敬业之人。可是自老东家往下看，少家们贪图享乐，竞比奢华，而且随便干涉买卖！这样下去，若老东家百年之后，则无人能任大命！望老东家念及祖宗创下的百年基业，严肃家政，教子弟们守德敬业。”
一番话，揭到了乔致庸的短处、痛处，也说到了乔致庸的心坎里。乔致庸觉得此人能替乔家考虑百世家业，足显其忠心和远见。他问马公甫顶几厘生意，马公甫便如大掌柜所嘱，说：“顶的5厘生意。”乔致庸说：“你回去告大掌柜说，给你再加4厘，顶成9厘生意！”
这样，马公甫一下子便从白身子升到了9厘生意！这9厘生意不仅可以在收入上多分红利，而且意味着在权力上仅次于身顶一分股的大掌柜了。所以包头复字号内留下了马公甫“一步登天”的佳话。
大掌柜退休后，他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大掌柜的交椅。
再后来，因三大老号之一的复盛西连年亏损，老东家又让马公甫兼了复盛西大掌柜。从此，马公甫成了乔家字号里唯一的身顶二股的掌柜。三大“复”字老号天长日久，有许多陈规陋俗束缚其发展，正需要马公甫这样年轻有为的掌柜大刀阔斧地革除弊端，弃旧图新。马公甫不负重望，严肃号规，经营有方，为已有100年历史的复字号的中兴立下了汗马功劳。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