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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8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获奖者是由5600万中国网民投票选出的,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100年间,对中国帮助最大、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十位国际友人。专程从新西兰赶来的菲利帕女士代表已故伯父,接受了这个荣誉。她手中的翡翠奖牌上,镌刻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在中国工作奋斗长达60年之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为贫苦孩子们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他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子女,如今很多已经四世同堂。时过境迁,但这些子女却都深深铭记着他们的亲人——路易·艾黎。
参加新西兰远征军
“你灿烂的微笑留在我们心中,你慈父的情怀温暖着我们,你把一生交给我们的土地,你把思念留在我们的心间,爷爷,我仿佛听见你坚实的脚步;爷爷,我忘不了你忙碌的身影……”见到段海英时,她唱起了“为爷爷写的歌”。段海英是路易·艾黎的养子段士谋之女,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她和母亲至今仍对艾黎满怀深情、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是山西人,爷爷是新西兰人”,段海英常常这样介绍自己。
段海英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起爷爷的传奇。“爷爷30岁时,从新西兰来到中国上海,他原本只办了6个月的签证,想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家,可后来却一待就是60年。”
1897年,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艾黎从小在一种艰苦劳动、遵守纪律、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基督教男校中的成绩只是中等。
1916年,19岁的艾黎如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值得骄傲的英雄。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转往法国。1918年8月,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还荣获了原威尔士亲王勋章。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新西兰也受到冲击,出口不断下降。而报纸刊出消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艾黎萌生了去中国看个究竟的愿望。1927年4月21日,他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他并不知道,几天前,这里发生了“4·12”大屠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枪杀,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段海英回忆:“爷爷经人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他和同事们有些不一样,不吸烟,也不喜欢跳舞,就热衷于到小巷子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这项工作当时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公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艾黎从早到晚辗转各个工厂,最让他痛苦的,是看到当时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爷爷说,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在艾黎不停的奔走呼吁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艾黎还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老板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改变。但他们敷衍不办。这时,他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力量太过薄弱。
只有一人的光杆司令
1929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在火车上,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也是这列火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在车站休息时,斯诺看到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他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那粗壮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从绥远回来不久,一批灾区的孤儿被红十字会送到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14岁男孩,也就是段海英的父亲段士谋,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阿兰”。“爷爷当年给红十字会付了60块大洋,说要领养一个绥远的灾童。红十字会先找来一个‘少爷’,爷爷说他不要富人子弟,要找穷人家的孩子。第二次,他就看中了父亲。他说父亲看上去聪明伶俐,又很朴实,走起路来还有一点骑士的风度,他非常喜欢。”
1932年末,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艾黎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在上海的日子,艾黎逐渐和革命组织建立关系,他的住所成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段海英说:“当时为了安全,他还给父亲和后来收养的迈克定了三条家规:不能问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不许问他从哪儿来;不能问他到哪儿去。父亲还记得爷爷让他帮忙寄包裹,让他拿左手写字,就为了不容易被人辨认身份。”
1935年底,艾黎还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信联系。“因为爷爷住在公共租界,他专门找来一个工程师,把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外面的公共电表上,不容易被察觉。但时间长了,公共租界的人还是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查到爷爷家时,他来不及拔掉电源线,爷爷本身就是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把客人迎进来,很镇静地请他们到地下室。这时,工程师看到一个旧冰箱,断定是冰箱漏电引起电量增加,爷爷才化险为夷。”当年,通过一个外国人作掩护,是相对安全、有保障的。因为他们住在租界,受到保护,比较容易开展革命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艾黎将自己的养子送到了延安去参加革命。
路易·艾黎在中国工作奋斗长达60年之久,成为新西兰的传奇。他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来到中国,为遭受严重剥削的工人奔走呼喊,为贫苦孩子们创办“培黎工艺学校”;他自愿赴灾区救助难民,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终身未婚,却儿孙满堂,他在中国收养的子女,如今很多已经四世同堂。时过境迁,但这些子女却都深深铭记着他们的亲人——路易·艾黎。
参加新西兰远征军
“你灿烂的微笑留在我们心中,你慈父的情怀温暖着我们,你把一生交给我们的土地,你把思念留在我们的心间,爷爷,我仿佛听见你坚实的脚步;爷爷,我忘不了你忙碌的身影……”见到段海英时,她唱起了“为爷爷写的歌”。段海英是路易·艾黎的养子段士谋之女,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但她和母亲至今仍对艾黎满怀深情、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是山西人,爷爷是新西兰人”,段海英常常这样介绍自己。
段海英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起爷爷的传奇。“爷爷30岁时,从新西兰来到中国上海,他原本只办了6个月的签证,想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家,可后来却一待就是60年。”
1897年,路易·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里区的斯普林菲尔德,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母亲曾积极参加女权运动。艾黎从小在一种艰苦劳动、遵守纪律、尊重教育、挑战权威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基督教男校中的成绩只是中等。
1916年,19岁的艾黎如愿走进了军营。在那个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战死疆场,让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值得骄傲的英雄。艾黎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被派往英国,不久转往法国。1918年8月,他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还荣获了原威尔士亲王勋章。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新西兰也受到冲击,出口不断下降。而报纸刊出消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艾黎萌生了去中国看个究竟的愿望。1927年4月21日,他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他并不知道,几天前,这里发生了“4·12”大屠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枪杀,整个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
段海英回忆:“爷爷经人介绍,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虹口救火会的一名小队长。他和同事们有些不一样,不吸烟,也不喜欢跳舞,就热衷于到小巷子里的工厂和车间去检查消防安全,这项工作当时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做。”因为工作出色,10个月后,艾黎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1932年,又被任命为上海租界公部局工业科首席工厂视察员。艾黎从早到晚辗转各个工厂,最让他痛苦的,是看到当时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爷爷说,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在艾黎不停的奔走呼吁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艾黎还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老板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改变。但他们敷衍不办。这时,他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力量太过薄弱。
只有一人的光杆司令
1929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在火车上,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也是这列火车上仅有的两个外国人。在车站休息时,斯诺看到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他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艾黎被太阳晒红的面孔,满脸风尘,上面的头发乱蓬蓬地竖起,当他用那粗壮的两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态立着,他看来好像植根于地上似的。他的大头,好像一座石头大山雕刻出来的侧面,引起我的注意……整个夏天,艾黎都在斑疹伤寒患者中间工作,发放救济粮,修筑灌渠,护理病弱儿童。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理解这支只有一个光杆司令的救世军。”
从绥远回来不久,一批灾区的孤儿被红十字会送到上海,艾黎收养了其中一名14岁男孩,也就是段海英的父亲段士谋,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英文名字叫“阿兰”。“爷爷当年给红十字会付了60块大洋,说要领养一个绥远的灾童。红十字会先找来一个‘少爷’,爷爷说他不要富人子弟,要找穷人家的孩子。第二次,他就看中了父亲。他说父亲看上去聪明伶俐,又很朴实,走起路来还有一点骑士的风度,他非常喜欢。”
1932年末,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介绍,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艾黎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
在上海的日子,艾黎逐渐和革命组织建立关系,他的住所成了很多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段海英说:“当时为了安全,他还给父亲和后来收养的迈克定了三条家规:不能问来的人叫什么名字;不许问他从哪儿来;不能问他到哪儿去。父亲还记得爷爷让他帮忙寄包裹,让他拿左手写字,就为了不容易被人辨认身份。”
1935年底,艾黎还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在家中架设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信联系。“因为爷爷住在公共租界,他专门找来一个工程师,把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外面的公共电表上,不容易被察觉。但时间长了,公共租界的人还是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地询问。查到爷爷家时,他来不及拔掉电源线,爷爷本身就是公共租界的一名官员,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把客人迎进来,很镇静地请他们到地下室。这时,工程师看到一个旧冰箱,断定是冰箱漏电引起电量增加,爷爷才化险为夷。”当年,通过一个外国人作掩护,是相对安全、有保障的。因为他们住在租界,受到保护,比较容易开展革命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艾黎将自己的养子送到了延安去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