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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文化经历了4次文化整合,形成了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发展的无个性的特征。而造成这些文化特征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因此,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列入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现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07-03
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曾经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这样说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考,他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1]基于这种诉求,康德举起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大旗和忠实地践行他的“绝对命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性寻求解放的迫切以及人性的伟大,从此,传统的藩篱再也不能阻挡犹如洪水猛兽般的历史大潮。总之一切都处于日益动荡和流变之中,“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2]而当我们仰望星空和俯察大地时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遥望苍穹,历史的天空在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俯瞰熙熙攘攘的人世,感慨红尘滚滚的浮华。这不正是人性的解放、理性的“狡计”吗?而这就是现代性留给我们的诸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根!为此,我们陷入了日益的焦虑之中,中国文化欲往何方,而吾辈又欲何为,这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认真而严肃的态度。
一、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遭遇
现代性这个概念对于已经步入后现代的欧美各国似乎已走到历史的尽头,而对于正在经历并长时期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国而言,这则是一个十分严肃并且是关乎理论与现实的前沿的课题,因此它被赋予太多内涵,以至于有多少理论工作者就有多少关于“现代性”的界定,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尽管这样,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据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观点,“现代性”即是指当下的社会生活处于“流变”的不确定状态。而马克思则认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可见他们关于“现代性”体悟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性特征的外在表现,即:流动性、建构性、不稳定性、不确切性。于是在“现代性”的引领下,“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由于“现代性”是伴随着商品来到人世间的,因此商品就成为“现代性”的领跑者,它冲破了民族的、地域的和国家的界限,它“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商品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潮,从大洋彼岸席卷此岸、从城市到乡村、从西方到东方,一切都牢牢地烙上了“现代性”的印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一对孪生儿,或者说是“一物两体”。现代性萌生的同时,后现代性也在现代性的子宫中孕育着。然而,后现代性却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反对现代性高歌猛进和对世俗的不屑一顾的高傲姿态,反对现代性施赋于人、社会和自然的不平等和奴役,反对现代性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与现代性相反,后现代性主张有限理性,要求退守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在那里人以及人类凭借莫名的情感、意志乃至于是非理性的方式来对待自身、社会和自然界。这正如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这种不自由,这种枷锁正是理性的扩张和现代性加诸人类自身的,因此必须实现人的解放。尽管后现代性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们开出的药方能发挥多少功效却是未知的。因为现时世界的发展是多级的,存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别,如若离开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似乎有奢谈之嫌,但这并非主张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采取完全妥协和不加以审视的态度。综而述之,现代性面对后现代性的诟病是维护有余而反思不足,而后现代性则是批评有余而建构不足。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从现代性堡垒中冲出了对现代性的建构颇具影响力的哈贝马斯,他提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但是危机已经产生,而要摆脱危机则要求社会活动参与者由对抗转向交往、对话。因此对参与者来说,首先,“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其次,“它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再次,“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7]基于这种主体间性的交往能力和条件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可以规避的,尽管他所开列的解救丹药似乎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所做的交往理论的建构却是值得肯定的。
与哈贝马斯既批判现代性也建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阵营中的杰出代表福柯、德里达等则坚定地批判现代性。他们不仅寻求纯粹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猛烈地抨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福柯对现代性和人本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还分析了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的结构,构成了当代后现代主义阵营中一道独特“风景”。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简言之,是它的构造物。福柯自称,他的目的旨在对启蒙以来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福柯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衰败之际对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摧毁?熏而是一种策略或叫做建构更为妥当。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人的激进的反传统的倾向。总之,他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话语权的争论,至于属优属劣目前还看不出任何征兆。
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它们都同属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都是文化的表征。而对于一个曾经主宰远东数千年,并且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的中华文化而言,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风靡全球之际,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置身事外的,因而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剧烈碰撞的激流之中。但是在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现代性已经初具雏形的19世纪,中国依旧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这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注定中国文化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番阵痛。于是一场以商品贸易为媒介的,而事实上是由资本家们的利己心所怂恿的贸易战争爆发了。这场“商品战争”惊醒了“古老的帝国”这头东方睡狮。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遭遇既是一场偶然的邂逅,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现代理性认为它能操控一切,而资本的本性则是寻求价值的无限增值,因而它必须到处开拓市场、寻求奴役对象,于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注定要不期而遇。然而这次邂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8]正当这种以商品为媒介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才登陆中国不久,中国人还没来得及认清现代性为何物时,后现代性也悄然而至。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发展理论,中国人陷入两难抉择的困惑,中国文化对此略显苍白、乏力和无助。因为如若追随现代性,中国传统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致使古老帝国积重难返,其前途堪忧;而追随后现代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无从谈起。这种精神病理学上的“人格二重分裂”的临床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萌芽发展了,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观!
二、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现状
1.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原本是属于一定“主体”的文化,而“主体”则应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没有脱离“主体”的文化,没有“主体”的文化是干瘪的;也没有脱离文化的“主体”,没有文化的“主体”是空虚的。所以费尔巴哈才用他的人本学的语言说道:“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9]但是很奇怪,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尽管人们大谈“以人为本”,殊不知这里的“人”是被他们抽象化了,原本真实的、鲜活的“人”在此仅剩下一堆概念的空壳。造成这种人学“空场”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大众传媒,他们把本该属于“主体”的内容抽象掉,自己反而成为了“主体”,把本该服务于“主体”的工具上升为“主体”必须为之服务的工具,在这里“现实的、真正的“人”变得日愈“单向度”了,主体被“遮蔽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现状令人堪忧。
2.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价值层面来看,可以把“文化”划分为高雅的、大众化的和庸俗的等三类。高雅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所享有,是时代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以至于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化的文化是占有社会成员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它是人们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庸俗文化而言,它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人所诟病的。然而在充斥着金钱、权力、欲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很少有不动意念者,于是高雅的和大众化的文化逐渐疏离人们的视野和生活,而庸俗文化则无所不用其极,日益动摇和蚕食着大众文化的根基。这一点从内地到沿海、从南国到北疆、从城市到乡村概莫能外。也正是有感于这种应然和实然的分野,人们普遍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当今文化发展特征的界定就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0]
3.文化发展的无个性。文化力量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往往成为判断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同时文化还是一种符号,是一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身份标志和象征,它是该民族、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长期历史活动的智慧和结晶,因此可以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活化石。尽管文化昌盛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强大,但文化衰落却是民族危亡的前兆!所以凡是当今的世界大国无不高度重视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发展,以求在国际交往中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同的民族、国家得以区分正是如此。英国文化是绅士的,美国文化是实用的,法国文化是浪漫的,德国文化是严谨的,日本文化是狭隘和实用的。但是,若要反问中国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也许人们会一致地认定为中庸,但无数现实警醒我们这倒未必,也许是实用,但也不尽然。总之很难界定当下的中国文化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因而唯有强为之名为“四不像”了。对于这一“标签”的认定,只要是有文化感悟的,是不会毫无见解的。而要佐证这一点也并非无据可查,以建筑业为例,中西合璧的模式是最易接纳的,但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凡是上规模、上档次的建筑工程几乎都是由国外的设计师完成的,中国风格尽失,以至于人们戏谑地称中国是外国设计师们的试验田;又以百姓生活为例,当前快餐文化风靡全国,它受到了妇孺老幼的青睐,年青一代更是趋之若鹜,很难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国度,它的文化竟能够为几个简单的广告词汇所宰制。
三、中国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
造成上述中国文化状况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须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而长期的历史活动则是这一现状的缘由所在。
1.四次历史转型导致中国文化的四次整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现代性以一种粗暴的形式与孱弱的中国文化遭遇了,它迫使中国文化接纳它,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的推动者是来自封建堡垒中的开明阶层,他们倡导西学,学器物、学礼仪、学精神,然而他们都拖着庸人的辫子,他们终究是不彻底的,为了既得利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口号,因此这次转型的结果是毁誉参半。第二次文化整合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它是由一大批先进的并且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推动的,他们充满激情和知识、充满理想和抱负,因此要来个与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要实行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专治。于是要打倒“孔家店”,就连文豪鲁迅也呐喊出“救救我们的孩子”,因为封建礼教会杀人。这次文化转型比上一次更为彻底,整个千年的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中华文化唯有一息尚存。紧接着就是第三次整合,这次文化转型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确立下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为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场由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闪电再次击中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这次“革命”既革掉了历史、文化和传统,也革掉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全社会陷入几近于疯狂的非理性地步,中国和中国文化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就是历史吊诡的体现。历经“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又进行了一次整合,但这次转型很成功,总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得出深刻的见解——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要更加重视思想和文化建设,积极融入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去。
2.商品化的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状的物质诱因。商品经济中国古已有之,曾一度兴盛,交往范围远达南亚、西亚和欧洲。但是,这却是小商品经济而不是扩大化的商品经济,它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交往的频率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交往的范围是特定的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因此它事实上是“王道经济”。相反,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寻求广阔的世界市场和奴役对象,它使人们的需要成为“世界历史”性的需要,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文化的需要和消费也是如此。是资本家和商品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界限消失,地球成为一个日愈联系的整体。但是中国引入的市场机制和体制尚处于完善阶段,各种弊端尤其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不可规避。在利益的驱使下,文化也要包装上市。诚然,文化产品具有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一面,但却不能忽视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和自身文化内隐价值的提升,一味地追求实用和经济价值会迫使文化冲动消减、文化潜力枯萎进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做法,笔者是持谨慎态度的。
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两难处境的外来因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是先发、内生于西方世界,因而从本质上讲是拒斥传统和中国文化的,那么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不期而遇的现实面前,国人应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呢?为此,无数的有识之士付出毕生青春乃至于生命。对于阐述这一问题的最好案例当属王国维了。王国维乃系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博弈,他陷入了迷茫境地,向后诉求找不到历史的回答,向前探索感不到一丝希望,于是他选择了投湖自尽。对于应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带来的冲击,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1]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引入,是否有助于中国文化兴盛,成为一个困扰几代学人的心结。对于后现代性给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相对于现代性的探讨而言,目前这一主题尚处于开启阶段,其影响和作用还不甚明显,在此就不作赘述了。
四、发展中国文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固然与中国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力有关,但更根本的是她那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兼容并蓄的博采精神。但是自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变,发展到今天已经全然失色,我们已经很难重建心灵的家园,我们既生存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排斥自己的文化,甚至于沦落到“失语”,深陷文化的“困顿”,所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很艰辛,中华文明很累人。而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道修远、其时悠悠。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迫切地列入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尤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文化立国,促进大发展、大繁荣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大力发掘、整理、研究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引领时代风貌,重塑价值体系,整合文化资源,引导全民树立民族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心,特别是要激励全民爱护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行动,推动文化建设工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挑战,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发展自身的重要历史机遇,要坚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世界文化为养料,以世界交往为主要手段,突出民族特色,尽显中国风格,力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抢占一席之地。
3.加强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既是今天和未来世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的交往要求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对话和合作,这就是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诉求。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发展与繁荣”。[12]尽管这样,共同的利益结合点促使这一机制得以形成。其中经济的交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文化的交往则创造了“世界美文学”,这为世界和中国的文化整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3][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275,276,716.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
[7][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8.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143.
[11]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5.
[12]张宇全.论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的对策[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15.
责任编辑姚黎君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现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07-03
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康德曾经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这样说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考,他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1]基于这种诉求,康德举起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大旗和忠实地践行他的“绝对命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性寻求解放的迫切以及人性的伟大,从此,传统的藩篱再也不能阻挡犹如洪水猛兽般的历史大潮。总之一切都处于日益动荡和流变之中,“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2]而当我们仰望星空和俯察大地时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遥望苍穹,历史的天空在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俯瞰熙熙攘攘的人世,感慨红尘滚滚的浮华。这不正是人性的解放、理性的“狡计”吗?而这就是现代性留给我们的诸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根!为此,我们陷入了日益的焦虑之中,中国文化欲往何方,而吾辈又欲何为,这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认真而严肃的态度。
一、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遭遇
现代性这个概念对于已经步入后现代的欧美各国似乎已走到历史的尽头,而对于正在经历并长时期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国而言,这则是一个十分严肃并且是关乎理论与现实的前沿的课题,因此它被赋予太多内涵,以至于有多少理论工作者就有多少关于“现代性”的界定,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尽管这样,但万变不离其宗,根据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观点,“现代性”即是指当下的社会生活处于“流变”的不确定状态。而马克思则认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3]可见他们关于“现代性”体悟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性特征的外在表现,即:流动性、建构性、不稳定性、不确切性。于是在“现代性”的引领下,“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由于“现代性”是伴随着商品来到人世间的,因此商品就成为“现代性”的领跑者,它冲破了民族的、地域的和国家的界限,它“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商品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潮,从大洋彼岸席卷此岸、从城市到乡村、从西方到东方,一切都牢牢地烙上了“现代性”的印记。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一对孪生儿,或者说是“一物两体”。现代性萌生的同时,后现代性也在现代性的子宫中孕育着。然而,后现代性却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反对现代性高歌猛进和对世俗的不屑一顾的高傲姿态,反对现代性施赋于人、社会和自然的不平等和奴役,反对现代性对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与现代性相反,后现代性主张有限理性,要求退守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在那里人以及人类凭借莫名的情感、意志乃至于是非理性的方式来对待自身、社会和自然界。这正如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这种不自由,这种枷锁正是理性的扩张和现代性加诸人类自身的,因此必须实现人的解放。尽管后现代性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们开出的药方能发挥多少功效却是未知的。因为现时世界的发展是多级的,存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别,如若离开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似乎有奢谈之嫌,但这并非主张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采取完全妥协和不加以审视的态度。综而述之,现代性面对后现代性的诟病是维护有余而反思不足,而后现代性则是批评有余而建构不足。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从现代性堡垒中冲出了对现代性的建构颇具影响力的哈贝马斯,他提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但是危机已经产生,而要摆脱危机则要求社会活动参与者由对抗转向交往、对话。因此对参与者来说,首先,“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其次,“它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再次,“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7]基于这种主体间性的交往能力和条件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可以规避的,尽管他所开列的解救丹药似乎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所做的交往理论的建构却是值得肯定的。
与哈贝马斯既批判现代性也建构现代性不同,后现代性阵营中的杰出代表福柯、德里达等则坚定地批判现代性。他们不仅寻求纯粹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猛烈地抨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福柯对现代性和人本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还分析了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的结构,构成了当代后现代主义阵营中一道独特“风景”。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福柯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等都是被它构造出来的产物,简言之,是它的构造物。福柯自称,他的目的旨在对启蒙以来的历史时代进行批判,即质疑和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福柯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权力和控制的结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是在法国存在主义衰败之际对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扬弃的结果。解构不是摧毁?熏而是一种策略或叫做建构更为妥当。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德里达的思想代表了法国人的激进的反传统的倾向。总之,他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话语权的争论,至于属优属劣目前还看不出任何征兆。
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它们都同属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都是文化的表征。而对于一个曾经主宰远东数千年,并且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的中华文化而言,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风靡全球之际,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置身事外的,因而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剧烈碰撞的激流之中。但是在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现代性已经初具雏形的19世纪,中国依旧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这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注定中国文化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番阵痛。于是一场以商品贸易为媒介的,而事实上是由资本家们的利己心所怂恿的贸易战争爆发了。这场“商品战争”惊醒了“古老的帝国”这头东方睡狮。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遭遇既是一场偶然的邂逅,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现代理性认为它能操控一切,而资本的本性则是寻求价值的无限增值,因而它必须到处开拓市场、寻求奴役对象,于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注定要不期而遇。然而这次邂逅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8]正当这种以商品为媒介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才登陆中国不久,中国人还没来得及认清现代性为何物时,后现代性也悄然而至。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发展理论,中国人陷入两难抉择的困惑,中国文化对此略显苍白、乏力和无助。因为如若追随现代性,中国传统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致使古老帝国积重难返,其前途堪忧;而追随后现代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无从谈起。这种精神病理学上的“人格二重分裂”的临床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萌芽发展了,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观!
二、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现状
1.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原本是属于一定“主体”的文化,而“主体”则应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没有脱离“主体”的文化,没有“主体”的文化是干瘪的;也没有脱离文化的“主体”,没有文化的“主体”是空虚的。所以费尔巴哈才用他的人本学的语言说道:“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9]但是很奇怪,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尽管人们大谈“以人为本”,殊不知这里的“人”是被他们抽象化了,原本真实的、鲜活的“人”在此仅剩下一堆概念的空壳。造成这种人学“空场”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大众传媒,他们把本该属于“主体”的内容抽象掉,自己反而成为了“主体”,把本该服务于“主体”的工具上升为“主体”必须为之服务的工具,在这里“现实的、真正的“人”变得日愈“单向度”了,主体被“遮蔽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现状令人堪忧。
2.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价值层面来看,可以把“文化”划分为高雅的、大众化的和庸俗的等三类。高雅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所享有,是时代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以至于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化的文化是占有社会成员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它是人们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庸俗文化而言,它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人所诟病的。然而在充斥着金钱、权力、欲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很少有不动意念者,于是高雅的和大众化的文化逐渐疏离人们的视野和生活,而庸俗文化则无所不用其极,日益动摇和蚕食着大众文化的根基。这一点从内地到沿海、从南国到北疆、从城市到乡村概莫能外。也正是有感于这种应然和实然的分野,人们普遍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借用马克斯·韦伯对当今文化发展特征的界定就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0]
3.文化发展的无个性。文化力量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往往成为判断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同时文化还是一种符号,是一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身份标志和象征,它是该民族、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长期历史活动的智慧和结晶,因此可以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活化石。尽管文化昌盛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强大,但文化衰落却是民族危亡的前兆!所以凡是当今的世界大国无不高度重视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发展,以求在国际交往中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同的民族、国家得以区分正是如此。英国文化是绅士的,美国文化是实用的,法国文化是浪漫的,德国文化是严谨的,日本文化是狭隘和实用的。但是,若要反问中国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也许人们会一致地认定为中庸,但无数现实警醒我们这倒未必,也许是实用,但也不尽然。总之很难界定当下的中国文化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因而唯有强为之名为“四不像”了。对于这一“标签”的认定,只要是有文化感悟的,是不会毫无见解的。而要佐证这一点也并非无据可查,以建筑业为例,中西合璧的模式是最易接纳的,但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凡是上规模、上档次的建筑工程几乎都是由国外的设计师完成的,中国风格尽失,以至于人们戏谑地称中国是外国设计师们的试验田;又以百姓生活为例,当前快餐文化风靡全国,它受到了妇孺老幼的青睐,年青一代更是趋之若鹜,很难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国度,它的文化竟能够为几个简单的广告词汇所宰制。
三、中国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
造成上述中国文化状况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须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而长期的历史活动则是这一现状的缘由所在。
1.四次历史转型导致中国文化的四次整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接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现代性以一种粗暴的形式与孱弱的中国文化遭遇了,它迫使中国文化接纳它,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的推动者是来自封建堡垒中的开明阶层,他们倡导西学,学器物、学礼仪、学精神,然而他们都拖着庸人的辫子,他们终究是不彻底的,为了既得利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口号,因此这次转型的结果是毁誉参半。第二次文化整合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它是由一大批先进的并且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推动的,他们充满激情和知识、充满理想和抱负,因此要来个与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要实行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专治。于是要打倒“孔家店”,就连文豪鲁迅也呐喊出“救救我们的孩子”,因为封建礼教会杀人。这次文化转型比上一次更为彻底,整个千年的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中华文化唯有一息尚存。紧接着就是第三次整合,这次文化转型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确立下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为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场由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闪电再次击中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这次“革命”既革掉了历史、文化和传统,也革掉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全社会陷入几近于疯狂的非理性地步,中国和中国文化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就是历史吊诡的体现。历经“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又进行了一次整合,但这次转型很成功,总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得出深刻的见解——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要更加重视思想和文化建设,积极融入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去。
2.商品化的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状的物质诱因。商品经济中国古已有之,曾一度兴盛,交往范围远达南亚、西亚和欧洲。但是,这却是小商品经济而不是扩大化的商品经济,它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交往的频率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交往的范围是特定的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因此它事实上是“王道经济”。相反,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寻求广阔的世界市场和奴役对象,它使人们的需要成为“世界历史”性的需要,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文化的需要和消费也是如此。是资本家和商品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界限消失,地球成为一个日愈联系的整体。但是中国引入的市场机制和体制尚处于完善阶段,各种弊端尤其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不可规避。在利益的驱使下,文化也要包装上市。诚然,文化产品具有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一面,但却不能忽视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和自身文化内隐价值的提升,一味地追求实用和经济价值会迫使文化冲动消减、文化潜力枯萎进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做法,笔者是持谨慎态度的。
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两难处境的外来因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是先发、内生于西方世界,因而从本质上讲是拒斥传统和中国文化的,那么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不期而遇的现实面前,国人应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呢?为此,无数的有识之士付出毕生青春乃至于生命。对于阐述这一问题的最好案例当属王国维了。王国维乃系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博弈,他陷入了迷茫境地,向后诉求找不到历史的回答,向前探索感不到一丝希望,于是他选择了投湖自尽。对于应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带来的冲击,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1]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引入,是否有助于中国文化兴盛,成为一个困扰几代学人的心结。对于后现代性给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相对于现代性的探讨而言,目前这一主题尚处于开启阶段,其影响和作用还不甚明显,在此就不作赘述了。
四、发展中国文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固然与中国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力有关,但更根本的是她那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兼容并蓄的博采精神。但是自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变,发展到今天已经全然失色,我们已经很难重建心灵的家园,我们既生存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排斥自己的文化,甚至于沦落到“失语”,深陷文化的“困顿”,所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很艰辛,中华文明很累人。而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道修远、其时悠悠。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迫切地列入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尤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文化立国,促进大发展、大繁荣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大力发掘、整理、研究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引领时代风貌,重塑价值体系,整合文化资源,引导全民树立民族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心,特别是要激励全民爱护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行动,推动文化建设工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挑战,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发展自身的重要历史机遇,要坚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世界文化为养料,以世界交往为主要手段,突出民族特色,尽显中国风格,力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抢占一席之地。
3.加强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既是今天和未来世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的交往要求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对话和合作,这就是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诉求。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发展与繁荣”。[12]尽管这样,共同的利益结合点促使这一机制得以形成。其中经济的交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文化的交往则创造了“世界美文学”,这为世界和中国的文化整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3][4][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275,276,716.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8.
[7][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8.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143.
[11]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5.
[12]张宇全.论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的对策[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15.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