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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以及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党中央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部署，明确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只有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系统性深刻变革。
“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线。中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这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贡献了关键力量。
作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担负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大国重任。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签订，开启了人类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篇章。按照《巴黎协定》规定，2020年是各缔约方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通报面向21世纪中叶的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关键一年。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通过全方位低碳转型实现“绿色经济复苏”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向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碳达峰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轨迹由快到慢不断攀升、到达年增长率为零的拐点后持续下降的过程，直到碳排放量与碳清除量相抵，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从相对脱钩走向绝对脱钩的过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
近年来，中国正在寻求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要求中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化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在经济基础、思想认识和技术保障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的客观条件。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48.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完成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自主减排承诺。“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只有尽早实现碳达峰，才能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打好基础。
碳达峰碳中和是系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工作，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科学的行动方案，有助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正在抓紧制定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和履行国际承诺的重要任务，也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全球碳排放达峰创造有利条件，是关系“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路线图需要以“自上而下”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稳步推进，要求地方政府、重点行业制定积极明确的达峰时间表，已有部分省份、行业和企业宣布了鼓舞人心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部分省市更是明确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
中国的低碳行动经历了由碳强度控制、碳总量控制向碳中和的“质”的飞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在“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期间落实。生态环境部表示将碳排放达峰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表明了中国坚决推动碳减排的决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作出新部署，明确了“十四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下降的目标及年度分解目标。
碳达峰需同时满足碳生产率年提高率大于GDP年增长率、单位能耗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两个必要条件。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将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重点，以能源脱碳为主线加速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大规模去碳化，争取实现部分地区提前碳达峰。碳达峰的本质是能源转型。“碳达峰”不是“攀高峰”，“十四五”期间乃至很长一个阶段，新增的能源消费量应该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满足。必须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一手抓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总量控制和利用效能提高，一手抓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替代。
经过长期节能减排政策引导，中国已基本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面临单位GDP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难度逐渐加大、煤炭消费时有反弹的难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在做好应对方案的情况下，避免碳达峰对经济增速的显著影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义。由于中国区域间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差异化的行动方案。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思路下，碳达峰碳中和有赖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深度融合，通过地区分工协作和产业再构，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十一五”以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中国敢于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的底气。反过来，碳达峰与碳中和又为改革发展设定了目标和约束，将倒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的模式转变。在工作思路上，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在工作举措上，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政府和市场双手发力，在改革创新中推进落实。
进入“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承载着新使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汇聚生态文明制度合力，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既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又需要上下联动，更需要好的治理体系和系统工具，为长期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要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碳定价政策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激励减排的有效工具。通过总量控制和碳价格机制，形成对碳减排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有利于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减排。中国采取基于总量控制与配额交易的碳市场作为减排手段，并于2011年开始陆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20年1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启动在即，计划在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不能只依靠节能提效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也不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而必须依靠各经济部门和各能源行业的全面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呼唤着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市场的有效激励，需要有突破性技术支撑。特别是常规减排技术或替代技术难以实现深度减排的领域，技术尚不太成熟、成本较高，必须通过碳定价机制，加快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化。有了碳市场的价格机制，企业通过碳交易市场补偿减排成本甚至获取收益，从而促进其参与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当然，碳市场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须多种市场机制协同发力。
（摘自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碳达峰碳中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线。中国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这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行动贡献了关键力量。
作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担负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大国重任。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签订，开启了人类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篇章。按照《巴黎协定》规定，2020年是各缔约方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通报面向21世纪中叶的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关键一年。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通过全方位低碳转型实现“绿色经济复苏”越来越成为广泛共识。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向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碳达峰碳中和是二氧化碳排放轨迹由快到慢不断攀升、到达年增长率为零的拐点后持续下降的过程，直到碳排放量与碳清除量相抵，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从相对脱钩走向绝对脱钩的过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提出将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
近年来，中国正在寻求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要求中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化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在经济基础、思想认识和技术保障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的客观条件。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48.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完成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自主减排承诺。“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只有尽早实现碳达峰，才能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打好基础。
科学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路线图
碳达峰碳中和是系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工作，覆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科学的行动方案，有助于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正在抓紧制定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和履行国际承诺的重要任务，也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全球碳排放达峰创造有利条件，是关系“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行动指南。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路线图需要以“自上而下”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方式稳步推进，要求地方政府、重点行业制定积极明确的达峰时间表，已有部分省份、行业和企业宣布了鼓舞人心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部分省市更是明确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
中国的低碳行动经历了由碳强度控制、碳总量控制向碳中和的“质”的飞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在“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期间落实。生态环境部表示将碳排放达峰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表明了中国坚决推动碳减排的决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作出新部署，明确了“十四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下降的目标及年度分解目标。
碳达峰需同时满足碳生产率年提高率大于GDP年增长率、单位能耗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大于能源消费年增长率两个必要条件。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将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重点，以能源脱碳为主线加速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大规模去碳化，争取实现部分地区提前碳达峰。碳达峰的本质是能源转型。“碳达峰”不是“攀高峰”，“十四五”期间乃至很长一个阶段，新增的能源消费量应该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满足。必须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一手抓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总量控制和利用效能提高，一手抓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替代。
经过长期节能减排政策引导，中国已基本扭转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面临单位GDP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难度逐渐加大、煤炭消费时有反弹的难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在做好应对方案的情况下，避免碳达峰对经济增速的显著影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义。由于中国区域间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差异化的行动方案。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思路下，碳达峰碳中和有赖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深度融合，通过地区分工协作和产业再构，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为碳达峰碳中和创造制度、市场和政策环境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十一五”以来，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中国敢于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的底气。反过来，碳达峰与碳中和又为改革发展设定了目标和约束，将倒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的模式转变。在工作思路上，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在工作举措上，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政府和市场双手发力，在改革创新中推进落实。
进入“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承载着新使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汇聚生态文明制度合力，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既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又需要上下联动，更需要好的治理体系和系统工具，为长期绿色低碳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要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碳定价政策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激励减排的有效工具。通过总量控制和碳价格机制，形成对碳减排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有利于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减排。中国采取基于总量控制与配额交易的碳市场作为减排手段，并于2011年开始陆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20年1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启动在即，计划在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不能只依靠节能提效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也不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而必须依靠各经济部门和各能源行业的全面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呼唤着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市场的有效激励，需要有突破性技术支撑。特别是常规减排技术或替代技术难以实现深度减排的领域，技术尚不太成熟、成本较高，必须通过碳定价机制，加快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化。有了碳市场的价格机制，企业通过碳交易市场补偿减排成本甚至获取收益，从而促进其参与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当然，碳市场不可能“包打天下”，必须多种市场机制协同发力。
（摘自3月29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