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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与政治从来就是交织相容的。利用政治攫取资产或者利用资产攀取政治权利是金融资本家惯有的策略。陈光甫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金融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和币值改革时期,曾与国民党政府有过两次较亲密的接洽。本文通过介绍陈光甫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参与的政治事件和影响,探讨其政治转变的心路历程和资本与政治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陈光甫 两次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陈光甫(1881-1976),名辉德,字光甫,江苏镇江市人,早年在汉口报关学徒并学习洋文,却成为日后著名的金融家,被称为 “中国的摩根”。对于陈光甫人们关注的多是其商业经营,却鲜少有人关注他的政治活动。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和行政干预都不利于自由竞争,不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他曾这样评价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乃天地之法则。政府横加干涉,则违反自然。罗斯福搞‘新政’,是不得人心的,虽然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①陈光甫极力想摆脱政治控制,实现商业自由发展,这也正是他日后所强调的要和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但在这样一个列强侵略不断,国力衰微动乱渐增的多事之秋的中国,每一个社会人都深受影响,陈光甫也必然不例外。而他所经营的特别企业——银行,在当时的国内环境,更是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事实上当他选择出国留美时就已经开始触及了近代政治的土壤。
早在1904年,陈光甫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认识了当时正在美国留美旅行考察的孙中山,还与后来对他的银行事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孔祥熙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他与国民党的首次“面试”。却也奠定了日后他与国民党千丝万缕的基础。陈光甫在1909年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学士。学成回国后就接受了南洋官员陈琪之约,参加了“南洋劝业会”,之后又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任命,成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而他也不负所望,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改组扩展了江苏的两家官钱局,创办了江苏兴业银行。在他的努力下江苏银行渐渐走上了轨道。1913年,反袁第二次革命失败,袁氏凯操纵国权,张勋担任江苏总督,因陈光甫拒交“银行存户名单”,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陈光甫的第一次政治接触就这样短暂的无疾而终了。
1915年,陈光甫创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股份制行业,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目的在于摆脱传统的封建官僚气息,维持企业的独立性。但在银行经营困难的创办初期,却得到了孔祥熙让孙中山送来的一万元资本,显示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这时的陈光甫一心致力于商业的經营,却也可以看出他与当时政治人物的密切关系。
陈光甫首次积极地参与政治是1927年前后。当时国内正处在宁汉合流的对峙期间,蒋介石逐渐脱离当时的武汉政府,私自要求江浙财阀们筹款以培养自己的势力,而陈光甫早就看中了蒋的势力并把赌注押在了上面。早在这一年的2月蒋还在南昌时,作为江浙财团代表之一的陈光甫就和蒋介石拉上了关系,并秘密借给了50万元。蒋到上海后,陈光甫更是不吝资财,慷慨解囊,很快得到了倚重,被委任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就任后陈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发行推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解了蒋的燃眉之急,并因此委任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次长、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厅长。 参与政治是为了经商环境的更好发展,而这次的政治投资给陈光甫带来的直接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上海银行“分支机构不断增多。1930年增资为二百五十万元,1931年存款增加到一亿零九百六十八万元,较一九二一年增加近九倍。”②
第二次大的政治参与是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谈判签订“白银协定”。1928年11月,政府成立的中央银行远不如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却借助其政治力量,对两行盘剥掠夺,并“实行增资改组,放置于国民党政府控制下,成为两个专业银行”。又利用特权让央行“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以提升央行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度。③陈光甫对此项行径表示出极大地震惊,认为政府已过分的干预了经济, 国民党“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为统制主义。” 他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商业,改变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势力,因此并未敬远政府,反而开始谋求政治的地位了。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会多么长久地保持自己现在这种英明的忍耐,保持对自身的力量和别人的权力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当时贵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④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已经走向了依附美国的道路。中美关系变得举足轻重。早在1934年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通过了《购银法》造成世界银币的飞涨,而作为一个银本位制的中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中国境内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中国财政遭受严重危机。为挽回损失,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希冀他不要高价购买白银,并希望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重整币值。⑤中美之间有关银币改革问题的商讨协议就被提上了日程。
陈光甫当时已是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又是其旧交,加上陈在美留学与当时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是同学,交情不浅。因此一心想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的陈光甫就借此充当了中美关系的连接人。1936年5月陈光甫率中国财政代表团访美,在多方势力奔走的努力下,终于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此后他便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多次历任官职。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又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而相应的陈光甫的金融事业也在不断开展,除了上海银行的不断壮大,他还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合办了宝丰保险公司、大业公司、美国的世界公司,重庆的新纪工程公司,建立了的海光图书馆等。
这一时期陈光甫虽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其理想的资本主义政府,但还是认为国民党的存在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可能与他长期跟国民党不少人物有着深厚的交情有关。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某些政治努力来改良政治,牵制国民党政权独裁的局面,为民族资本企业争取一些权益。显然他的想法过于乐观了。但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还抱有期望则是肯定的,为此在1947年还出任了国民政府委员一职。
随着内战的结束,陈光甫对政治的态度越发的淡漠了。他曾经说过“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压了一宝,险些引火上身。”但却无可避免的与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联合对接,这是因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而相对于普通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对国家经济有者更大的影响力,而操纵这些金融的银行家们和政府的联系自然也就比一般的商人要紧密的多。
对于这样一个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中共双方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极力争取的。国民党的旧识力荐他去台湾,而中共方面也多次派人跟他联络对话,希望他回国参与建设,但这时他已对参与政治淡然冷漠了,既不想追随蒋去台湾,也不愿意听从中共的号召留居上海。于是在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就避居香港,从此游离在国共两党之外了。
金融资本家不同于一般商人,他们有足够的势力来影响政局,而在他们获得某些政治权利时又筹划着为商业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这最终会破坏独裁的专政而不为政局所容,沦为他们的牺牲品。虽然他们“往往出于善良的愿望,希图凭借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良政治,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总是受到现实的嘲弄,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实现。”⑥或许他们的结局有些悲哀,但不能否认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近代金融资产阶级的一种考验。关于中国近代金融资产阶级与政府权力的博弈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
注释
①杨桂和.金融企业家陈光甫.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130.
②杨桂和.金融企业家陈光甫.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131.
③李立侠.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1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八).1958:425.
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3.
⑥邢建榕.徘徊于新旧时代之门:1949年前后的银行家陈光甫.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4.
关键词陈光甫 两次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陈光甫(1881-1976),名辉德,字光甫,江苏镇江市人,早年在汉口报关学徒并学习洋文,却成为日后著名的金融家,被称为 “中国的摩根”。对于陈光甫人们关注的多是其商业经营,却鲜少有人关注他的政治活动。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和行政干预都不利于自由竞争,不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他曾这样评价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乃天地之法则。政府横加干涉,则违反自然。罗斯福搞‘新政’,是不得人心的,虽然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①陈光甫极力想摆脱政治控制,实现商业自由发展,这也正是他日后所强调的要和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但在这样一个列强侵略不断,国力衰微动乱渐增的多事之秋的中国,每一个社会人都深受影响,陈光甫也必然不例外。而他所经营的特别企业——银行,在当时的国内环境,更是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获得生存与发展。事实上当他选择出国留美时就已经开始触及了近代政治的土壤。
早在1904年,陈光甫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认识了当时正在美国留美旅行考察的孙中山,还与后来对他的银行事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孔祥熙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他与国民党的首次“面试”。却也奠定了日后他与国民党千丝万缕的基础。陈光甫在1909年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学士。学成回国后就接受了南洋官员陈琪之约,参加了“南洋劝业会”,之后又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任命,成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而他也不负所望,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改组扩展了江苏的两家官钱局,创办了江苏兴业银行。在他的努力下江苏银行渐渐走上了轨道。1913年,反袁第二次革命失败,袁氏凯操纵国权,张勋担任江苏总督,因陈光甫拒交“银行存户名单”,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陈光甫的第一次政治接触就这样短暂的无疾而终了。
1915年,陈光甫创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股份制行业,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目的在于摆脱传统的封建官僚气息,维持企业的独立性。但在银行经营困难的创办初期,却得到了孔祥熙让孙中山送来的一万元资本,显示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这时的陈光甫一心致力于商业的經营,却也可以看出他与当时政治人物的密切关系。
陈光甫首次积极地参与政治是1927年前后。当时国内正处在宁汉合流的对峙期间,蒋介石逐渐脱离当时的武汉政府,私自要求江浙财阀们筹款以培养自己的势力,而陈光甫早就看中了蒋的势力并把赌注押在了上面。早在这一年的2月蒋还在南昌时,作为江浙财团代表之一的陈光甫就和蒋介石拉上了关系,并秘密借给了50万元。蒋到上海后,陈光甫更是不吝资财,慷慨解囊,很快得到了倚重,被委任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就任后陈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发行推销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解了蒋的燃眉之急,并因此委任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次长、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厅长。 参与政治是为了经商环境的更好发展,而这次的政治投资给陈光甫带来的直接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上海银行“分支机构不断增多。1930年增资为二百五十万元,1931年存款增加到一亿零九百六十八万元,较一九二一年增加近九倍。”②
第二次大的政治参与是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谈判签订“白银协定”。1928年11月,政府成立的中央银行远不如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却借助其政治力量,对两行盘剥掠夺,并“实行增资改组,放置于国民党政府控制下,成为两个专业银行”。又利用特权让央行“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等”以提升央行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度。③陈光甫对此项行径表示出极大地震惊,认为政府已过分的干预了经济, 国民党“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为统制主义。” 他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商业,改变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借助政府的势力,因此并未敬远政府,反而开始谋求政治的地位了。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会多么长久地保持自己现在这种英明的忍耐,保持对自身的力量和别人的权力的尊重,而不打算利用当时贵族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④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已经走向了依附美国的道路。中美关系变得举足轻重。早在1934年美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通过了《购银法》造成世界银币的飞涨,而作为一个银本位制的中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中国境内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市场萧条,商家纷纷破产,中国财政遭受严重危机。为挽回损失,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希冀他不要高价购买白银,并希望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重整币值。⑤中美之间有关银币改革问题的商讨协议就被提上了日程。
陈光甫当时已是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又是其旧交,加上陈在美留学与当时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是同学,交情不浅。因此一心想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的陈光甫就借此充当了中美关系的连接人。1936年5月陈光甫率中国财政代表团访美,在多方势力奔走的努力下,终于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此后他便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多次历任官职。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又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而相应的陈光甫的金融事业也在不断开展,除了上海银行的不断壮大,他还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合办了宝丰保险公司、大业公司、美国的世界公司,重庆的新纪工程公司,建立了的海光图书馆等。
这一时期陈光甫虽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其理想的资本主义政府,但还是认为国民党的存在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可能与他长期跟国民党不少人物有着深厚的交情有关。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某些政治努力来改良政治,牵制国民党政权独裁的局面,为民族资本企业争取一些权益。显然他的想法过于乐观了。但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还抱有期望则是肯定的,为此在1947年还出任了国民政府委员一职。
随着内战的结束,陈光甫对政治的态度越发的淡漠了。他曾经说过“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压了一宝,险些引火上身。”但却无可避免的与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联合对接,这是因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而相对于普通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对国家经济有者更大的影响力,而操纵这些金融的银行家们和政府的联系自然也就比一般的商人要紧密的多。
对于这样一个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中共双方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极力争取的。国民党的旧识力荐他去台湾,而中共方面也多次派人跟他联络对话,希望他回国参与建设,但这时他已对参与政治淡然冷漠了,既不想追随蒋去台湾,也不愿意听从中共的号召留居上海。于是在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就避居香港,从此游离在国共两党之外了。
金融资本家不同于一般商人,他们有足够的势力来影响政局,而在他们获得某些政治权利时又筹划着为商业谋求更大的利益,而这最终会破坏独裁的专政而不为政局所容,沦为他们的牺牲品。虽然他们“往往出于善良的愿望,希图凭借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良政治,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总是受到现实的嘲弄,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实现。”⑥或许他们的结局有些悲哀,但不能否认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近代金融资产阶级的一种考验。关于中国近代金融资产阶级与政府权力的博弈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
注释
①杨桂和.金融企业家陈光甫.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130.
②杨桂和.金融企业家陈光甫.文史资料选编(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131.
③李立侠.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1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八).1958:425.
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123.
⑥邢建榕.徘徊于新旧时代之门:1949年前后的银行家陈光甫.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