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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了生活得更好，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15年前，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在德国一家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巴伐利亚试验”，也称“城乡等值化试验”。15年的试验给南张楼村带来了巨变。这一试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
15年前，严谨的德国人与纯朴的山东人，开始合作了一场旨在证明“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试验。
试验技术——来自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以及在德国的成功经验；试验内容——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试验地点——山东省青州市的南张楼村，一个发展水平属中等偏下的中国北方农村。
项目实施15年来，南张楼村人亲眼目睹和领教了德国人的严谨作风——“无偿的资金援助”绝非只是“给钱了事”，而是身体力行了“受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中国古训，试图建立一个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中国新型农村。“甚至连房子墙上贴瓷砖都不允许”，他们投入的资金只是用于当地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村里的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则一分钱都没投过。但是，南张楼村毕竟发生了巨变。
“巴伐利亚试验”在南张楼村以“先天劣势”获选
该实验项目的官方称谓是“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多项措施。这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怎样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脑儿涌向城市。而德国人的经验来源和根据，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验”。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也因此不堪重负。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此时开始发挥作用，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甚至出现耕地荒芜的现象。此时此景，德国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运用到中国来，复制到南张楼村。
在该项目落户之前，南张楼村在青州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而德国人看中的正是该村当时的这些天然劣势：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没有矿产资源、六是人多地少。当时青岛和烟台有两个更发达的村子也想竞争这个项目，但最后都败给了南张楼村，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南张楼村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争到了这个项目，对朴实的南张庄户人来说，不异于“天上掉下来馅饼”。
对项目落户后的第一次讨论时，妇女组要拖拉机；学生组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工业组要新设备、要接受培训；老年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农民们提的全是“要钱的事”。
“无偿的资金援助”，这是村里人当时对项目的本能理解。
德国人听了讨论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态，只是笑，估摸听出全是在要钱。
而赛德尔基金会对在山东农村进行试验的目标也很明确：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基础设施。
据当时参与项目讨论的村民回忆，项目的德方代表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维尔克，维尔克在讨论会上说，别人曾经给他看过一段录像，内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进城务工的镜头，于是他说：“这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而当时在场的该项目的经理袁祥生对村民补充说：“做这个试验，德国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随着项目的最终落户和启动，这一古老村庄的村民们兴奋异常，并充满期待：德国人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会让我们农村变成什么样？
“实验”重建南张楼村：清晰、完备的四大功能区
1990－2005，15年过去了，作为中德合作试验区，南张楼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地理位置看，南张楼村偏居山东省青州市西北一隅，距离青州市区20多公里，有人家1021户，人口4000。
“如今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南张楼村，”该实验的项目经理袁祥生介绍说，“15年来南张楼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划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个功能区。”袁祥生指着全部用德语说明的全村规划图描述说：“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人们在村子内步行浏览，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这个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条；村民住房多为简朴、舒适的平房，记者经过的街道上也有七八座新建的粉红色三层小楼；每户的大门上都有统一的门牌编号，路两边都有路灯，并设置了垃圾箱。
袁祥生介绍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室内卫生间有沐浴设施等。
在村子的北头，村小学就建在这里，一座清新典雅的红色三层教学楼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接受被德国人称为“双元制”教育的素质教育。据介绍，学校设有微机室、木工室、图画室、玩具室、实验室。学校的老师说，德国人特别重视孩子的动手能力。当其他地方的一些农村小学还在为筹集建造校舍资金发愁，或者是因为告别危旧教学楼而欣喜时，这里的农村孩子已经开始接受真正的素质教育了。
据了解，为提高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教师们的自身素质，巴伐利亚州还经常邀请一些国内外教育专家来学校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在村小学的东边，是南张楼村的文化功能区，这里有南张楼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在文化中心内还建造了一个装备了现代音响设备的大礼堂。礼堂内有1200个座位，正好一户一个，每年3月在这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大家按号入座。村里其他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进行。
文化中心前绿草如茵的广场、造型别致的雕塑，还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让这里看上去与城市的文化活动场所没有什么差距。
在小学的西边，是新建成的村医院，村里为此投资120万元。
村南边是占地150多亩的民营经济园区，织布厂、石油机械厂、面粉加工厂等50多家村办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南张楼村织布厂厂长袁爱民介绍说，他的厂里有110多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剑杆布机，产品销往欧洲、美国等地，去年总产值为1500万元。据了解，去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为2亿元，纳税500多万元，占所在乡镇财政收入的90%。
记者走进一家超市时发现，平时在一些县城都难买到的宽“三五”香烟，在这里竟然货源充足；在超市里逛一圈，发觉超市规模不小，货架上食品、洗涤用品等日用商品种类齐全，不亚于青州城里的超市。据说，这种规模的超市，村里有四五家。
记者在村子里还发现了多家网吧，但这里的网吧外面都没有名称和招牌，走进去发现，显示器上是清一色的游戏画面。正在上网的年轻人袁华对记者说，村里连网吧都有了，“想不出还有什么是城市里独有的了”，所以在城里上学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城市的他，还是选择回到了村里，他们喜欢幼时一起长大的同村伙伴，爱和他们一起玩，城里没啥朋友。
美发店、饭馆、加油站、摩托车销售部……凡是村民们有需要的商品与服务，村民们基本不用出村。即便出村也很方便，村里设有通往附近县城的多条公交路线，如通往“全国蔬菜基地”寿光城的公交车，20分钟一趟，票价一块钱。
记者来到村民袁可贵家。他刚从村里的机械厂下班回来，在屋里安闲地翻阅当天的《潍坊晚报》。他说，这里的工厂每年放两次假：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30分到11时30分，下午12时30分到4时，余下点时间，留给农民工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像袁可贵这样“白天进厂，下班种田，农闲进厂，农忙进田”的作息规律，已经成了南张楼人主要的生活节奏，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劳动力在村上的工厂里上班。村民们的收入不断增长，从1989年的人均1950元跃至去年的6000元。
南张楼人成了榜样：南张楼村干什么邻村就干什么
南张楼村原村党支书袁祥生告诉记者，在这15年里，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一共往南张楼村投了450万元人民币。
袁祥生说，450万元并不算太多，实际上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村子里投的钱占大头，但是，这450万元起了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试验和这450万元，村委会根本不会想到花这么多钱去划分片区、土地整合、修路和发展教育，因为这些优势要到十几年后才能逐渐感受到，而村民们也不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
村民们至今还记得1990年划分片区的情景。当时一些村民很不习惯，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
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分区的好处：生活区安静，没有污染；教学区独立，不受干扰；工厂区则是水、电、路齐全。当时德方规划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村里人认为建个停车场纯属浪费，坚持拿掉了。袁祥生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还是德国专家看得远，随着村里私家车和来往车辆越来越多，现在停车场是非建不可了。
58岁的村民袁寿山是村子里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他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还从来没有人敢想过出国，当时还是村支书的袁祥生通过和德国人的交往以及几次到德国学习的经验，认识到“村民走出去”的重要性，几乎硬逼着当时是村干部的袁寿山去阿根廷，合资创办了一个华生农场。即便如此，当时有袁寿山这样“觉悟”的并不多，那时有好多人有出国打工的机会，多数觉得到国外“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几乎都不愿去；有个别人好不容易做通工作，家里媳妇寻死觅活一闹腾，最后也留了下来。
“可是现在，村子里去过阿根廷、日本、韩国打工的人已经有好几百了，以前人们信奉‘离土不离乡’，现在是想出还出不去。”袁寿山说。
到国外打工回来的人几乎都办起了小工厂，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还有奶牛养殖场。南张楼村搞什么，周围的村子就跟着搞什么，但他们总比南张楼要晚一步，所以外村人称赞说：“南张楼人见的世面多，脑子就是活。”
“土地整理项目让南张楼的人打开眼界、见了世面，让村委会知道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别的村尝到的是改革的甜头，而我们更多的尝到了开放的甜头。”
中德文化也碰撞：“欧式建筑”被德国人嗤为“建筑垃圾”
说起15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单为房子的事就和德国人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口水仗。如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还有新建的文化中心，也因为建成欧式特色而被德国人称为“又一堆垃圾”。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袁祥生还总结了德国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认真，认真到教条，守死理。”
袁祥生讲了一个故事。早在实验初期，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的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袁祥生也没当回事就报了，可几天后，德方代表维尔克竟然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让他把这4.2元还回来。袁祥生觉得大为丢脸，他把那位去杭州的老师叫来臭骂了一顿：“让你去学习，谁让你去看西湖了？为了你这4.2块钱，我招待德国人好几天吃住，得多花一千块钱。”
在南张楼村，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时时刻刻存在着。比如说德国人在南张楼村的中小学里开设了手工课，讲究素质教育，但这一点南张楼村就很难接受。袁祥生自己承认，“开始也就是应付应付，不敢怎么实施，因为农村孩子唯有考大学才能走出去呢。”
与德国人“打架”的除了袁祥生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林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司司长马格尔先生(现在他已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教授)坐上了同一谈判桌。
中德两位教授之间当年的那场激辩被人们看成是中德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张林泉作为一个深谙中国现实的学者，他提出的异议是：“德方想要实现的，是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多层次的目标。这在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现实情况下，难度太大了。”现在看来，中国在当时还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维，所以德国人的想法和计划确实有些超前。
张教授的疑虑依据是，把水利、环境、土地等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真正实现对发展载体的统一整理，这是巴伐利亚州的现实；但在中国，涉及到国土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环境部门、人事部门、防灾减灾部门等等，有可能同时协调所有这些部门吗？
马格尔教授的家乡是慕尼黑郊区的一个小城，那里居住着1000多户人家，其中3户以务农为生。宁静、祥和是他理想中的农村，自己的家乡理所当然成为马格尔为南张楼规划的未来。
据说，两年前，两位教授在北京重逢，两人又展开了一场跨国界的问答。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马格尔不解地问。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在村里留出休闲用地，是让他们业余时间打球、一起活动的，可是现在那里却只有老人带着孙子散步。”
“中国的农民现在要忙着提高收入，他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活动。”张教授给予了现实的解答。
张教授认为，“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行政体系的错综、部门协调的困难，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张林泉看来，这个执拗的德国同行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理解还不够深。“中国农村的首要问题是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大量外流属于劳动力过剩的外溢，而非由于城市的吸引。”
作为该项目的中方专家，张林泉更注重试验的现实效果。如今的南张楼，非农业人口一天天持续增长，青年一代越来越远离农田劳动。农业生产的职业属性，正在超越它的身份属性。南张楼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线上。
没有终结的试验：“改造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德国人在山东实践的“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试验成功了吗？这个问题似乎没人敢回答。
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是应该涌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这一个在中国不曾停止过求解、却从未曾得到过答案的问题。享誉世界的“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试行15年后，看得见的是这样一些变化：
1. 农民收入提高，目前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
2. 兴建了80多个企业；
3. 农民工作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包括石油机械厂在内的好多企业还为农民工买了养老、医疗保险；
4. 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该村居民4000人，目前还是4000人，15年来仅有100位人才走出，他们大都被青州等地的一些企业挖走(该村由基金会设立的职业技术学校名气太大)；
5. 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包括厂区、居民区、文教区、休闲区等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用村里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他们想不出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南张楼没有。
……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试验成功了？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经历了15年实践，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碰撞：
南张楼村的发展方向已经和基金会在开展项目之初定下的三条行动方向背道而驰了，目前改变南楼村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原因与动力还是开办企业而不是德方基金会所期望的和谐发展；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冲突。维尔克是项目的总负责人，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把项目援助理解成为是不停地要钱呢？为什么人们对工业区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大田区、教育区和公共设施区？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现在的南张楼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一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虽然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但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德国人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所以他们的钱只是投给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从没向这100多个小工厂里投过一分钱。大部分小工厂都是出国打工挣钱的村民返村后投资建立的，几乎没有农民会选择把钱投在庄稼地里，这让德国人也很无奈。
至今大多数南张楼村民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选择进城打工。袁祥生也觉得：“中国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看见出国打工挣钱多，就会蜂拥出国去打工，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
村民袁崇勇说，村里出国挣钱多的，几乎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
袁祥生说，他曾问过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15年前，严谨的德国人与纯朴的山东人，开始合作了一场旨在证明“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试验。
试验技术——来自德国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以及在德国的成功经验；试验内容——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试验地点——山东省青州市的南张楼村，一个发展水平属中等偏下的中国北方农村。
项目实施15年来，南张楼村人亲眼目睹和领教了德国人的严谨作风——“无偿的资金援助”绝非只是“给钱了事”，而是身体力行了“受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中国古训，试图建立一个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中国新型农村。“甚至连房子墙上贴瓷砖都不允许”，他们投入的资金只是用于当地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村里的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则一分钱都没投过。但是，南张楼村毕竟发生了巨变。
“巴伐利亚试验”在南张楼村以“先天劣势”获选
该实验项目的官方称谓是“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多项措施。这是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在中国农村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怎样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脑儿涌向城市。而德国人的经验来源和根据，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改善农村设施，将农民成功地留在土地上的“巴伐利亚经验”。
二战结束后的德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大量农业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也因此不堪重负。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此时开始发挥作用，它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甚至出现耕地荒芜的现象。此时此景，德国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运用到中国来，复制到南张楼村。
在该项目落户之前，南张楼村在青州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而德国人看中的正是该村当时的这些天然劣势：一不靠城、二不靠海、三不靠大企业、四不靠交通要道、五没有矿产资源、六是人多地少。当时青岛和烟台有两个更发达的村子也想竞争这个项目，但最后都败给了南张楼村，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南张楼村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争到了这个项目，对朴实的南张庄户人来说，不异于“天上掉下来馅饼”。
对项目落户后的第一次讨论时，妇女组要拖拉机；学生组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工业组要新设备、要接受培训；老年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农民们提的全是“要钱的事”。
“无偿的资金援助”，这是村里人当时对项目的本能理解。
德国人听了讨论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态，只是笑，估摸听出全是在要钱。
而赛德尔基金会对在山东农村进行试验的目标也很明确：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基础设施。
据当时参与项目讨论的村民回忆，项目的德方代表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维尔克，维尔克在讨论会上说，别人曾经给他看过一段录像，内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农民提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进城务工的镜头，于是他说：“这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而当时在场的该项目的经理袁祥生对村民补充说：“做这个试验，德国人不要求任何回报。”
随着项目的最终落户和启动，这一古老村庄的村民们兴奋异常，并充满期待：德国人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会让我们农村变成什么样？
“实验”重建南张楼村：清晰、完备的四大功能区
1990－2005，15年过去了，作为中德合作试验区，南张楼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地理位置看，南张楼村偏居山东省青州市西北一隅，距离青州市区20多公里，有人家1021户，人口4000。
“如今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有个南张楼村，”该实验的项目经理袁祥生介绍说，“15年来南张楼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划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四个功能区。”袁祥生指着全部用德语说明的全村规划图描述说：“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人们在村子内步行浏览，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这个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条；村民住房多为简朴、舒适的平房，记者经过的街道上也有七八座新建的粉红色三层小楼；每户的大门上都有统一的门牌编号，路两边都有路灯，并设置了垃圾箱。
袁祥生介绍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室内卫生间有沐浴设施等。
在村子的北头，村小学就建在这里，一座清新典雅的红色三层教学楼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接受被德国人称为“双元制”教育的素质教育。据介绍，学校设有微机室、木工室、图画室、玩具室、实验室。学校的老师说，德国人特别重视孩子的动手能力。当其他地方的一些农村小学还在为筹集建造校舍资金发愁，或者是因为告别危旧教学楼而欣喜时，这里的农村孩子已经开始接受真正的素质教育了。
据了解，为提高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教师们的自身素质，巴伐利亚州还经常邀请一些国内外教育专家来学校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在村小学的东边，是南张楼村的文化功能区，这里有南张楼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在文化中心内还建造了一个装备了现代音响设备的大礼堂。礼堂内有1200个座位，正好一户一个，每年3月在这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时，大家按号入座。村里其他的娱乐活动也在这里进行。
文化中心前绿草如茵的广场、造型别致的雕塑，还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让这里看上去与城市的文化活动场所没有什么差距。
在小学的西边，是新建成的村医院，村里为此投资120万元。
村南边是占地150多亩的民营经济园区，织布厂、石油机械厂、面粉加工厂等50多家村办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南张楼村织布厂厂长袁爱民介绍说，他的厂里有110多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剑杆布机，产品销往欧洲、美国等地，去年总产值为1500万元。据了解，去年全村的工业总产值为2亿元，纳税500多万元，占所在乡镇财政收入的90%。
记者走进一家超市时发现，平时在一些县城都难买到的宽“三五”香烟，在这里竟然货源充足；在超市里逛一圈，发觉超市规模不小，货架上食品、洗涤用品等日用商品种类齐全，不亚于青州城里的超市。据说，这种规模的超市，村里有四五家。
记者在村子里还发现了多家网吧，但这里的网吧外面都没有名称和招牌，走进去发现，显示器上是清一色的游戏画面。正在上网的年轻人袁华对记者说，村里连网吧都有了，“想不出还有什么是城市里独有的了”，所以在城里上学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城市的他，还是选择回到了村里，他们喜欢幼时一起长大的同村伙伴，爱和他们一起玩，城里没啥朋友。
美发店、饭馆、加油站、摩托车销售部……凡是村民们有需要的商品与服务，村民们基本不用出村。即便出村也很方便，村里设有通往附近县城的多条公交路线，如通往“全国蔬菜基地”寿光城的公交车，20分钟一趟，票价一块钱。
记者来到村民袁可贵家。他刚从村里的机械厂下班回来，在屋里安闲地翻阅当天的《潍坊晚报》。他说，这里的工厂每年放两次假：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30分到11时30分，下午12时30分到4时，余下点时间，留给农民工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像袁可贵这样“白天进厂，下班种田，农闲进厂，农忙进田”的作息规律，已经成了南张楼人主要的生活节奏，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劳动力在村上的工厂里上班。村民们的收入不断增长，从1989年的人均1950元跃至去年的6000元。
南张楼人成了榜样：南张楼村干什么邻村就干什么
南张楼村原村党支书袁祥生告诉记者，在这15年里，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一共往南张楼村投了450万元人民币。
袁祥生说，450万元并不算太多，实际上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村子里投的钱占大头，但是，这450万元起了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试验和这450万元，村委会根本不会想到花这么多钱去划分片区、土地整合、修路和发展教育，因为这些优势要到十几年后才能逐渐感受到，而村民们也不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
村民们至今还记得1990年划分片区的情景。当时一些村民很不习惯，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
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分区的好处：生活区安静，没有污染；教学区独立，不受干扰；工厂区则是水、电、路齐全。当时德方规划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村里人认为建个停车场纯属浪费，坚持拿掉了。袁祥生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误，还是德国专家看得远，随着村里私家车和来往车辆越来越多，现在停车场是非建不可了。
58岁的村民袁寿山是村子里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他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还从来没有人敢想过出国，当时还是村支书的袁祥生通过和德国人的交往以及几次到德国学习的经验，认识到“村民走出去”的重要性，几乎硬逼着当时是村干部的袁寿山去阿根廷，合资创办了一个华生农场。即便如此，当时有袁寿山这样“觉悟”的并不多，那时有好多人有出国打工的机会，多数觉得到国外“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几乎都不愿去；有个别人好不容易做通工作，家里媳妇寻死觅活一闹腾，最后也留了下来。
“可是现在，村子里去过阿根廷、日本、韩国打工的人已经有好几百了，以前人们信奉‘离土不离乡’，现在是想出还出不去。”袁寿山说。
到国外打工回来的人几乎都办起了小工厂，机械厂、塑料厂、纺织厂，还有奶牛养殖场。南张楼村搞什么，周围的村子就跟着搞什么，但他们总比南张楼要晚一步，所以外村人称赞说：“南张楼人见的世面多，脑子就是活。”
“土地整理项目让南张楼的人打开眼界、见了世面，让村委会知道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别的村尝到的是改革的甜头，而我们更多的尝到了开放的甜头。”
中德文化也碰撞：“欧式建筑”被德国人嗤为“建筑垃圾”
说起15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单为房子的事就和德国人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口水仗。如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还有新建的文化中心，也因为建成欧式特色而被德国人称为“又一堆垃圾”。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袁祥生还总结了德国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认真，认真到教条，守死理。”
袁祥生讲了一个故事。早在实验初期，赛德尔基金会曾出钱让南张楼村的中小学老师们去上海进修，后来报销的票据中多出了一张4.2元的从上海到杭州的单程火车票，当时袁祥生也没当回事就报了，可几天后，德方代表维尔克竟然为这4.2元赶到了南张楼，非让他把这4.2元还回来。袁祥生觉得大为丢脸，他把那位去杭州的老师叫来臭骂了一顿：“让你去学习，谁让你去看西湖了？为了你这4.2块钱，我招待德国人好几天吃住，得多花一千块钱。”
在南张楼村，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时时刻刻存在着。比如说德国人在南张楼村的中小学里开设了手工课，讲究素质教育，但这一点南张楼村就很难接受。袁祥生自己承认，“开始也就是应付应付，不敢怎么实施，因为农村孩子唯有考大学才能走出去呢。”
与德国人“打架”的除了袁祥生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林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司司长马格尔先生(现在他已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教授)坐上了同一谈判桌。
中德两位教授之间当年的那场激辩被人们看成是中德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张林泉作为一个深谙中国现实的学者，他提出的异议是：“德方想要实现的，是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多层次的目标。这在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现实情况下，难度太大了。”现在看来，中国在当时还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维，所以德国人的想法和计划确实有些超前。
张教授的疑虑依据是，把水利、环境、土地等等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真正实现对发展载体的统一整理，这是巴伐利亚州的现实；但在中国，涉及到国土部门、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环境部门、人事部门、防灾减灾部门等等，有可能同时协调所有这些部门吗？
马格尔教授的家乡是慕尼黑郊区的一个小城，那里居住着1000多户人家，其中3户以务农为生。宁静、祥和是他理想中的农村，自己的家乡理所当然成为马格尔为南张楼规划的未来。
据说，两年前，两位教授在北京重逢，两人又展开了一场跨国界的问答。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马格尔不解地问。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在村里留出休闲用地，是让他们业余时间打球、一起活动的，可是现在那里却只有老人带着孙子散步。”
“中国的农民现在要忙着提高收入，他们没那么多时间去活动。”张教授给予了现实的解答。
张教授认为，“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行政体系的错综、部门协调的困难，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张林泉看来，这个执拗的德国同行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理解还不够深。“中国农村的首要问题是人地关系紧张，农民大量外流属于劳动力过剩的外溢，而非由于城市的吸引。”
作为该项目的中方专家，张林泉更注重试验的现实效果。如今的南张楼，非农业人口一天天持续增长，青年一代越来越远离农田劳动。农业生产的职业属性，正在超越它的身份属性。南张楼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线上。
没有终结的试验：“改造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
德国人在山东实践的“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试验成功了吗？这个问题似乎没人敢回答。
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中国农民是应该涌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这一个在中国不曾停止过求解、却从未曾得到过答案的问题。享誉世界的“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试行15年后，看得见的是这样一些变化：
1. 农民收入提高，目前年人均纯收入达6000元；
2. 兴建了80多个企业；
3. 农民工作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包括石油机械厂在内的好多企业还为农民工买了养老、医疗保险；
4. 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该村居民4000人，目前还是4000人，15年来仅有100位人才走出，他们大都被青州等地的一些企业挖走(该村由基金会设立的职业技术学校名气太大)；
5. 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包括厂区、居民区、文教区、休闲区等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用村里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他们想不出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南张楼没有。
……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试验成功了？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经历了15年实践，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碰撞：
南张楼村的发展方向已经和基金会在开展项目之初定下的三条行动方向背道而驰了，目前改变南楼村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原因与动力还是开办企业而不是德方基金会所期望的和谐发展；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冲突。维尔克是项目的总负责人，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把项目援助理解成为是不停地要钱呢？为什么人们对工业区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大田区、教育区和公共设施区？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现在的南张楼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一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虽然南张楼村的确比别的村子富裕，离开村子进城打工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每年有几百外乡人来此打工，但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实现机械化耕种的土地，而恰恰是那100多个非农业的工厂，这与“巴伐利亚试验”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德国人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所以他们的钱只是投给教育、土地整合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他们从没向这100多个小工厂里投过一分钱。大部分小工厂都是出国打工挣钱的村民返村后投资建立的，几乎没有农民会选择把钱投在庄稼地里，这让德国人也很无奈。
至今大多数南张楼村民仍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企业，他们还是会选择进城打工。袁祥生也觉得：“中国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看见出国打工挣钱多，就会蜂拥出国去打工，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光靠有限的土地是拴不住农民的。”
村民袁崇勇说，村里出国挣钱多的，几乎都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
袁祥生说，他曾问过维尔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维尔克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