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湘山志》《罗浮山志》二书，提要关于其作者、卷次等存在明显纰缪。本文考证认为《湘山志》撰者为谢允复，非徐泌，实际为五卷，非八卷。《罗浮山志》的作者为陶敬，非陶敬益。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 地理类 辨证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2-76-80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问世以来，即有人对其进行考辨订误，相关成果丰硕，余嘉锡等前辈学者均有相关专著，考订文章数量众多。由于《总目》体量庞大，有些问题前哲时贤或尚未注意，或一带而过，仍需进一步讨论。兹于《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湘山志》《罗浮山志》二书提要中发现一些纰缪，有必要予以辨明。
一、《湘山志》提要辨证
《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泌撰。泌，字鹤汀，衢州人，康熙中官全州知州。以州有湘山寺，祀无量寿佛，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1
按，全州湘山寺及湘山无量寿佛信仰，始于唐代，南宋蒋擢辑《湘山事状》十二卷，保存颇多早期文献，价值甚大。该书明初尚存，《文渊阁书目》《菉竹堂书目》均有著录。正德间，全州士人腾晖等刻《湘山事状全集》十二卷，以蒋擢《湘山事状》十二卷为基础，略有增补。正德刻本《湘山事状全集》今存九卷，国家图书馆藏六卷，临海县博物馆藏三卷，近年已经整理出版2。但因该书长期湮没不易得，学者多以《湘山志》作为研究基础。
“《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泌撰”，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是清代人汇辑全州湘山寺及湘山寺全真祖师（后世称之为无量寿佛化身）史料文献的专书。关于该书的著录情况，《清文献通考》3《清通志》4亦均著录为“《湘山志》八卷，徐泌撰”5。实际上，关于该书编撰者及卷数的著录均存在谬误。
其一，《湘山志》实际上是全州士人谢允复编撰，与全州知州徐泌无关，《提要》言徐泌“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亦与事实不符。
今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湘山志》，其署名为：“全州知州三衢徐泌鹤汀父主修，郡人谢允复文山氏纂修，嗣曹洞宗大圆德鉴分校，湘山嗣祖沙门通训、通攸、通识、通俱授梓。”1这应是《总目》提要中署为“徐泌撰”的原因，但实际修纂情况却并非如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泌作《湘山志序》称：
及余治全之四年，郡乡先生文山谢翁纂《湘山志》成，僧通攸稽首再进，请余一言弁其首。余始不甚怿，意谓山川虽胜，只宜附之郡志，况郡志散失，构修未能，旋且文献难征，削色名邦。若湘山之志，不过志其梵刹耳、仙释耳，安事所急耶？因备览其书，考其实而知，夫刹之所崇祀者，虽为释氏，然水旱疾疫能为郡人庇，固吾民福神，非他淫祠萧寺可比。……倘胶附见郡志之说，则挂一漏万，遗憾实多。文山先生其有见于此乎？余何敢吝一语以赞其成。虽然，斯志之成，郡志之渐也。郡之仰先生，其急谋构修，以副余望。否则，离郡县而别言山川，舍祠庙而独言梵刹，略人物而详言仙释，余恐不能不为佰生诮。2
据此序文，“文山谢翁纂《湘山志》”“余始不甚怿”，可知纂修《湘山志》与徐泌完全无关，且徐泌认为“山川虽胜，只宜附之郡志”，对编纂此书颇有不同意见。“文山谢翁”即谢允复，才是《湘山志》的真正编纂者。
谢允复，字子贞，号文山，全州人。生卒年不详。崇祯六年（1633）中举，任苍梧县教谕，入清后自顺治元年（1644）至顺治八年（1651），历任景州（治今河北景县）知州、河南按察司佥事分巡汝南道、河东兵粮道。康熙《全州志》称其官至陕西参议、宁夏河东兵粮道3，在顺治八年左右谢允复可能结束仕宦生涯。他的同乡蒋琦龄（1816—1875）说他无书不读，“精通内典”“性耽禅悦”4。据《湘山志》卷首谢允复《序》以佛、儒、“性”之分别，阐述佛教神道设教、治民安世之功，末署名“康熙辛酉秋八月朔，郡人谢允复文山氏盥沐题”，可知谢允复完成此书便当在康熙二十年（1681），上引徐泌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谢允复当仍在世。
《湘山志》纯属谢允复个人编撰之作，但在署名上却冠以“全州知州三衢徐泌鹤汀父主修”，这应是《四库总目提要》以降的诸家书目，将之寄在徐泌名下的原因所在。对此全州人蒋琦龄批驳谢允复“推州牧为主修，殊远大雅，吾所弗取”5。所以《提要》称徐泌“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云云，实属臆测之词，并非《湘山志》编纂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湘山志》乃谢允复个人编撰，非徐泌撰。
其二，《湘山志》的卷数实际上只有五卷，并非如《总目》提要所称八卷。
《总目》提要称“《湘山志》八卷”。据上引序文，《湘山志》成书于康熙二十年，徐泌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其最早版本也刻于康熙二十一年。然而实际上，今所存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湘山志》均只有五卷。从内容上看，卷一分为星野、图考、因缘、镜像、灵应五部分，其中因缘、镜像、灵应三部分系统建构湘山全真禅师得法因缘、灵异神迹等。卷二分为佛宗志，阐述湘山无量寿佛佛法宗旨，其中辑有《湘山百问》6。卷三分为敕封、古迹、岩泉、塔院、田赋、僧正、名僧等内容。卷四为《艺文志》，收录自唐李知玄《古塔记》至谢允复本人的多篇记文，以及偈、颂、赞、引等文。卷五为《吟味志》，收录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等诗作，诗作的下限亦至谢允复本人。作为该书的全部，这五卷内容上是完整的。
嘉庆《广西通志》著录：“《湘山志》（国朝徐泌），《四库全书目》，五卷。存。”1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亦著录：“《湘山志》国朝徐泌撰，见《四库全书目》，五卷，今存。”2二志据《总目》，但均著录为五卷。因此此书原本应只有五卷，《总目》提要所称八卷应是错误的。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与现存九卷的《湘山事状全集》比对，《湘山志》中有关湘山祖师全真禅师和湘山无量寿佛的一系列史料文献，乃是经过了纂修者谢允复的大量纂改和系统建构。在编纂该书时，谢允复可能只见到南宋蒋擢《湘山事状》或正德刻《湘山事状全集》的残本。在该书卷五的小序中，谢允复提到“再考《湘山事状》旧刻，内载七言古，则王丞相安中、李丞相邦彦……”，以至“黄郡守伸有经颂、苏道州森有佛像赞、赵昭州崇场有佛偈”，但这些宋代诗文“皆因板毁，阙之以俟补辑”3。可见，谢允复当时只见到了《湘山事状》残本或其目录，仅知道《湘山事状》中保存有诸多宋代诗文，但当时他没有办法辑补。《湘山志》与《湘山事状全集》存在的诸多抵牾、歧异之處，既与编纂者谢允复个人的佛学修养、观念倾向有关，也与他修纂《湘山志》时正值明末清初，丧乱之后，文献缺乏有一定关系。因此，在相关研究中便有必要对《湘山志》中的材料予以慎重采择。 二、《罗浮山志》提要辨证
《罗浮山志》十二卷（内府藏本）。国朝陶敬益撰。敬益，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县知县。是编因黎惟敬旧志，益以僧尘异《名峰图说》，互相补辑，合为一书。然首有图经，又有名峰图，又有岩洞志。前后繁复，殊无义例。是则兼取两家，未能融铸剪裁之故也。4
按，罗浮山志编纂始于北宋郭之美《罗浮记》，南宋王胄《罗浮图记》标志着罗浮山志编纂走向成熟，明永乐间陈琏在王胄《图记》基础上编成《罗浮志》（存十卷）是现存最早罗浮山志。明代编纂之罗浮山志今尚存世者有黎民表《罗浮山志》十二卷、王希文《罗浮山志》十四卷、韩鸣鸾《罗浮志略》二卷、韩晃《罗浮野乘》六卷四部。5
《总目》著录之“《罗浮山志》十二卷内府藏本，国朝陶敬益撰”，是清代编纂的第一部罗浮山志。《清文献通考》《清通志》亦均著录“《罗浮山志》十二卷，陶敬益撰”6。《八千卷楼书目》、道光《广东通志》著录亦与《总目》相同。然提要颇有值得斟酌之处。
其一，此《罗浮山志》撰者当为陶敬，非陶敬益。
考陶敬益，《总目》提要言其“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县知县”。然查《江宁府志》等地方志中未见收录陶敬益其人，《惠州府志》《博罗县志》等地方志中亦没有陶敬益为博罗知县的记载，而陶敬在地方志中记载较为详明。道光《上元县志》载：“陶敬，字肃公，号雪樵，康熙丙午（1666）乡荐，由泰兴教谕擢广东博罗令。罗俗剽悍多盗，不识礼让，敬一以忠诚格人，学宫义塾遍刊《孝经》、小学，朔望亲与士民讲诵，期年俗为之变。……所著有《偶存集》三十卷。”1光绪《泰兴县志》载：“陶敬，上元人，康熙十六年由举人任。”2陶敬在博罗知县任上纂修《博罗县志》，该志今存，其自序云“敬不佞待罪下邑”，末尾署“康熙丁卯季秋，知博罗县事江宁陶敬撰”3，则知康熙二十六年（1687）陶敬在博罗知县任上。又该书卷二《政纪》载“陶敬，江南上元人，举人，二十五年任”4。综上可知，陶敬是康熙五年（1666）举人，康熙十六年（1677）任泰兴县教谕，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博罗知县，在任纂修《博罗县志》。不过这些记载未言陶敬纂修《罗浮山志》。
关于陶敬编撰《罗浮山志》的记载，详细地见于康熙间宋广业编辑的《罗浮山志会编》。如该书卷首《纂辑书目》中列有“陶敬 肃公 《罗浮山志》”5。该书《艺文志》中收朱宏祚《題陶肃公罗浮山志序》称：“陶子宰博罗三年，政事之暇，攟摭逸事，抄撮异闻，成志十二卷。”6还收有陶敬本人所写《罗浮山志序》，称“小子敬幼慕名山，长希学道”“丙寅（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奉命莅于博邑”，后从潘耒（字次耕）处得黎民表《罗浮山志》，从僧尘异得《名峰图说》三卷，“因是网罗放失，搜辑旧闻，凡黎志后百馀年来高人轶事，诹访无遗。编辑成书，得十二卷”，末署名“康熙己巳孟春，博罗县知县白下陶敬撰”7。据此，陶敬修纂《罗浮山志》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完成。综上，陶敬，字肃公，江宁府上元县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任博罗知县，在任纂修《博罗县志》《罗浮山志》。
实际上，沈津先生较早发现并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中指出《总目》提要的这一错误，只不过他将该书撰者定为“陶益”。《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称：“存目有‘内府藏本’之《罗浮山志》十二卷，为清陶益撰8。益，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知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黎民表撰’。上海图书馆藏，存九卷，为四至十二。”9持此说者似应见过此书，而将撰者纠正为“陶益”。《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也据《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称“此书作者名陶益。”10不过“陶益”之名，全然不见于地方文献记载。而如笔者上文所考，编撰者为陶敬，当可以确定。鉴于现存该书版本不易见到，笔者一时难以核对。倘确如《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所称“为清陶益撰”，那就值得再作一番考证了。
其二，陶敬仅是对罗浮山二种旧志合二为一予以重刊，算不上其个人编撰之作。
提要言：“是编因黎惟敬旧志，益以僧尘异《名峰图说》，互相补辑，合为一书。”“黎惟敬旧志”指嘉靖年间黎民表编纂《罗浮山志》十二卷，实为黎民表、黄佐共同完成，道光《广东通志》考辨甚明：“黎民表志十二卷，即黄志也。观后序，黎为初编，而黄修饰成之。及作志11时不欲自以为功，故以民表著录云尔。”12前引陶敬序称“网罗放失，搜辑旧闻，凡黎志后百馀年来高人轶事，诹访无遗”，或在黎民表《罗浮山志》基础上陶敬做了进一步增补。《提要》称其“前后繁复，殊无义例。是则兼取两家，未能融铸剪裁”，陶敬应是把黎民表《罗浮山志》十二卷与僧尘异《名峰图说》三卷简单地合而刊之，署以己名。
这一推断可从时人的非议中窥见一斑。同是康熙间，东莞士人卢挺（字松士，号鹤亭）在《罗浮山囊序》中称：
今仅存者黎惟敬山志耳。惟敬即琴轩所为志而纂修之，黄泰泉括以图经，表以论赞，凡十有二卷。近人刊其姓氏，窃为己有。余甚怪今纂辑家割章裂句袭为己说，况攘取全书乎？甚矣哉，世风之不古！久假而不归，不惟行于辑书，亦且流于时艺以猎取声利者比比。1
卢挺这番议论便当针对陶敬窃取黎民表《罗浮山志》而发。康熙末惠州知府吴骞《惠阳山水纪胜·罗浮纪胜》凡例云“罗浮，旧有博罗令陶肃公重刊山志”2，亦仅言陶敬是对原有山志的重刊。可见，时人并不认可陶敬修撰了《罗浮山志》。这或是《上元县志》等地方志陶敬传记中未言其编撰《罗浮山志》的原因所在。
三、结语
在利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两部地方文献《罗浮山志》《湘山志》时，注意到《总目》提要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作出考证辨析。《总目》中列为存目的古籍达六千七百九十三种，流传至今，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者四千五百零八种。对这些四库存目类古籍的研究、利用还存在较大的空间，随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广泛利用，更多问题有待发现、研究，也将推动《总目》研究的深入。
Abstract：Luo Fu Shan Zhi and Xiang Shan Zhi are two important local documents about Taoism and Buddhism. There are obvious mistakes in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about its author and volume number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author， volume numbers and compilation of the two books， which will help to corr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issues and the use of relevant literature.
Key words：Si Ku Quan Shu Complete Contents;Shi Bu;Geography Classes;Justify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 地理类 辨证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2-76-80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问世以来，即有人对其进行考辨订误，相关成果丰硕，余嘉锡等前辈学者均有相关专著，考订文章数量众多。由于《总目》体量庞大，有些问题前哲时贤或尚未注意，或一带而过，仍需进一步讨论。兹于《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湘山志》《罗浮山志》二书提要中发现一些纰缪，有必要予以辨明。
一、《湘山志》提要辨证
《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泌撰。泌，字鹤汀，衢州人，康熙中官全州知州。以州有湘山寺，祀无量寿佛，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1
按，全州湘山寺及湘山无量寿佛信仰，始于唐代，南宋蒋擢辑《湘山事状》十二卷，保存颇多早期文献，价值甚大。该书明初尚存，《文渊阁书目》《菉竹堂书目》均有著录。正德间，全州士人腾晖等刻《湘山事状全集》十二卷，以蒋擢《湘山事状》十二卷为基础，略有增补。正德刻本《湘山事状全集》今存九卷，国家图书馆藏六卷，临海县博物馆藏三卷，近年已经整理出版2。但因该书长期湮没不易得，学者多以《湘山志》作为研究基础。
“《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徐泌撰”，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是清代人汇辑全州湘山寺及湘山寺全真祖师（后世称之为无量寿佛化身）史料文献的专书。关于该书的著录情况，《清文献通考》3《清通志》4亦均著录为“《湘山志》八卷，徐泌撰”5。实际上，关于该书编撰者及卷数的著录均存在谬误。
其一，《湘山志》实际上是全州士人谢允复编撰，与全州知州徐泌无关，《提要》言徐泌“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亦与事实不符。
今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湘山志》，其署名为：“全州知州三衢徐泌鹤汀父主修，郡人谢允复文山氏纂修，嗣曹洞宗大圆德鉴分校，湘山嗣祖沙门通训、通攸、通识、通俱授梓。”1这应是《总目》提要中署为“徐泌撰”的原因，但实际修纂情况却并非如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泌作《湘山志序》称：
及余治全之四年，郡乡先生文山谢翁纂《湘山志》成，僧通攸稽首再进，请余一言弁其首。余始不甚怿，意谓山川虽胜，只宜附之郡志，况郡志散失，构修未能，旋且文献难征，削色名邦。若湘山之志，不过志其梵刹耳、仙释耳，安事所急耶？因备览其书，考其实而知，夫刹之所崇祀者，虽为释氏，然水旱疾疫能为郡人庇，固吾民福神，非他淫祠萧寺可比。……倘胶附见郡志之说，则挂一漏万，遗憾实多。文山先生其有见于此乎？余何敢吝一语以赞其成。虽然，斯志之成，郡志之渐也。郡之仰先生，其急谋构修，以副余望。否则，离郡县而别言山川，舍祠庙而独言梵刹，略人物而详言仙释，余恐不能不为佰生诮。2
据此序文，“文山谢翁纂《湘山志》”“余始不甚怿”，可知纂修《湘山志》与徐泌完全无关，且徐泌认为“山川虽胜，只宜附之郡志”，对编纂此书颇有不同意见。“文山谢翁”即谢允复，才是《湘山志》的真正编纂者。
谢允复，字子贞，号文山，全州人。生卒年不详。崇祯六年（1633）中举，任苍梧县教谕，入清后自顺治元年（1644）至顺治八年（1651），历任景州（治今河北景县）知州、河南按察司佥事分巡汝南道、河东兵粮道。康熙《全州志》称其官至陕西参议、宁夏河东兵粮道3，在顺治八年左右谢允复可能结束仕宦生涯。他的同乡蒋琦龄（1816—1875）说他无书不读，“精通内典”“性耽禅悦”4。据《湘山志》卷首谢允复《序》以佛、儒、“性”之分别，阐述佛教神道设教、治民安世之功，末署名“康熙辛酉秋八月朔，郡人谢允复文山氏盥沐题”，可知谢允复完成此书便当在康熙二十年（1681），上引徐泌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时谢允复当仍在世。
《湘山志》纯属谢允复个人编撰之作，但在署名上却冠以“全州知州三衢徐泌鹤汀父主修”，这应是《四库总目提要》以降的诸家书目，将之寄在徐泌名下的原因所在。对此全州人蒋琦龄批驳谢允复“推州牧为主修，殊远大雅，吾所弗取”5。所以《提要》称徐泌“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云云，实属臆测之词，并非《湘山志》编纂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湘山志》乃谢允复个人编撰，非徐泌撰。
其二，《湘山志》的卷数实际上只有五卷，并非如《总目》提要所称八卷。
《总目》提要称“《湘山志》八卷”。据上引序文，《湘山志》成书于康熙二十年，徐泌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其最早版本也刻于康熙二十一年。然而实际上，今所存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湘山志》均只有五卷。从内容上看，卷一分为星野、图考、因缘、镜像、灵应五部分，其中因缘、镜像、灵应三部分系统建构湘山全真禅师得法因缘、灵异神迹等。卷二分为佛宗志，阐述湘山无量寿佛佛法宗旨，其中辑有《湘山百问》6。卷三分为敕封、古迹、岩泉、塔院、田赋、僧正、名僧等内容。卷四为《艺文志》，收录自唐李知玄《古塔记》至谢允复本人的多篇记文，以及偈、颂、赞、引等文。卷五为《吟味志》，收录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等诗作，诗作的下限亦至谢允复本人。作为该书的全部，这五卷内容上是完整的。
嘉庆《广西通志》著录：“《湘山志》（国朝徐泌），《四库全书目》，五卷。存。”1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亦著录：“《湘山志》国朝徐泌撰，见《四库全书目》，五卷，今存。”2二志据《总目》，但均著录为五卷。因此此书原本应只有五卷，《总目》提要所称八卷应是错误的。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与现存九卷的《湘山事状全集》比对，《湘山志》中有关湘山祖师全真禅师和湘山无量寿佛的一系列史料文献，乃是经过了纂修者谢允复的大量纂改和系统建构。在编纂该书时，谢允复可能只见到南宋蒋擢《湘山事状》或正德刻《湘山事状全集》的残本。在该书卷五的小序中，谢允复提到“再考《湘山事状》旧刻，内载七言古，则王丞相安中、李丞相邦彦……”，以至“黄郡守伸有经颂、苏道州森有佛像赞、赵昭州崇场有佛偈”，但这些宋代诗文“皆因板毁，阙之以俟补辑”3。可见，谢允复当时只见到了《湘山事状》残本或其目录，仅知道《湘山事状》中保存有诸多宋代诗文，但当时他没有办法辑补。《湘山志》与《湘山事状全集》存在的诸多抵牾、歧异之處，既与编纂者谢允复个人的佛学修养、观念倾向有关，也与他修纂《湘山志》时正值明末清初，丧乱之后，文献缺乏有一定关系。因此，在相关研究中便有必要对《湘山志》中的材料予以慎重采择。 二、《罗浮山志》提要辨证
《罗浮山志》十二卷（内府藏本）。国朝陶敬益撰。敬益，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县知县。是编因黎惟敬旧志，益以僧尘异《名峰图说》，互相补辑，合为一书。然首有图经，又有名峰图，又有岩洞志。前后繁复，殊无义例。是则兼取两家，未能融铸剪裁之故也。4
按，罗浮山志编纂始于北宋郭之美《罗浮记》，南宋王胄《罗浮图记》标志着罗浮山志编纂走向成熟，明永乐间陈琏在王胄《图记》基础上编成《罗浮志》（存十卷）是现存最早罗浮山志。明代编纂之罗浮山志今尚存世者有黎民表《罗浮山志》十二卷、王希文《罗浮山志》十四卷、韩鸣鸾《罗浮志略》二卷、韩晃《罗浮野乘》六卷四部。5
《总目》著录之“《罗浮山志》十二卷内府藏本，国朝陶敬益撰”，是清代编纂的第一部罗浮山志。《清文献通考》《清通志》亦均著录“《罗浮山志》十二卷，陶敬益撰”6。《八千卷楼书目》、道光《广东通志》著录亦与《总目》相同。然提要颇有值得斟酌之处。
其一，此《罗浮山志》撰者当为陶敬，非陶敬益。
考陶敬益，《总目》提要言其“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县知县”。然查《江宁府志》等地方志中未见收录陶敬益其人，《惠州府志》《博罗县志》等地方志中亦没有陶敬益为博罗知县的记载，而陶敬在地方志中记载较为详明。道光《上元县志》载：“陶敬，字肃公，号雪樵，康熙丙午（1666）乡荐，由泰兴教谕擢广东博罗令。罗俗剽悍多盗，不识礼让，敬一以忠诚格人，学宫义塾遍刊《孝经》、小学，朔望亲与士民讲诵，期年俗为之变。……所著有《偶存集》三十卷。”1光绪《泰兴县志》载：“陶敬，上元人，康熙十六年由举人任。”2陶敬在博罗知县任上纂修《博罗县志》，该志今存，其自序云“敬不佞待罪下邑”，末尾署“康熙丁卯季秋，知博罗县事江宁陶敬撰”3，则知康熙二十六年（1687）陶敬在博罗知县任上。又该书卷二《政纪》载“陶敬，江南上元人，举人，二十五年任”4。综上可知，陶敬是康熙五年（1666）举人，康熙十六年（1677）任泰兴县教谕，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博罗知县，在任纂修《博罗县志》。不过这些记载未言陶敬纂修《罗浮山志》。
关于陶敬编撰《罗浮山志》的记载，详细地见于康熙间宋广业编辑的《罗浮山志会编》。如该书卷首《纂辑书目》中列有“陶敬 肃公 《罗浮山志》”5。该书《艺文志》中收朱宏祚《題陶肃公罗浮山志序》称：“陶子宰博罗三年，政事之暇，攟摭逸事，抄撮异闻，成志十二卷。”6还收有陶敬本人所写《罗浮山志序》，称“小子敬幼慕名山，长希学道”“丙寅（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奉命莅于博邑”，后从潘耒（字次耕）处得黎民表《罗浮山志》，从僧尘异得《名峰图说》三卷，“因是网罗放失，搜辑旧闻，凡黎志后百馀年来高人轶事，诹访无遗。编辑成书，得十二卷”，末署名“康熙己巳孟春，博罗县知县白下陶敬撰”7。据此，陶敬修纂《罗浮山志》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完成。综上，陶敬，字肃公，江宁府上元县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任博罗知县，在任纂修《博罗县志》《罗浮山志》。
实际上，沈津先生较早发现并在《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中指出《总目》提要的这一错误，只不过他将该书撰者定为“陶益”。《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称：“存目有‘内府藏本’之《罗浮山志》十二卷，为清陶益撰8。益，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知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作‘黎民表撰’。上海图书馆藏，存九卷，为四至十二。”9持此说者似应见过此书，而将撰者纠正为“陶益”。《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也据《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称“此书作者名陶益。”10不过“陶益”之名，全然不见于地方文献记载。而如笔者上文所考，编撰者为陶敬，当可以确定。鉴于现存该书版本不易见到，笔者一时难以核对。倘确如《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所称“为清陶益撰”，那就值得再作一番考证了。
其二，陶敬仅是对罗浮山二种旧志合二为一予以重刊，算不上其个人编撰之作。
提要言：“是编因黎惟敬旧志，益以僧尘异《名峰图说》，互相补辑，合为一书。”“黎惟敬旧志”指嘉靖年间黎民表编纂《罗浮山志》十二卷，实为黎民表、黄佐共同完成，道光《广东通志》考辨甚明：“黎民表志十二卷，即黄志也。观后序，黎为初编，而黄修饰成之。及作志11时不欲自以为功，故以民表著录云尔。”12前引陶敬序称“网罗放失，搜辑旧闻，凡黎志后百馀年来高人轶事，诹访无遗”，或在黎民表《罗浮山志》基础上陶敬做了进一步增补。《提要》称其“前后繁复，殊无义例。是则兼取两家，未能融铸剪裁”，陶敬应是把黎民表《罗浮山志》十二卷与僧尘异《名峰图说》三卷简单地合而刊之，署以己名。
这一推断可从时人的非议中窥见一斑。同是康熙间，东莞士人卢挺（字松士，号鹤亭）在《罗浮山囊序》中称：
今仅存者黎惟敬山志耳。惟敬即琴轩所为志而纂修之，黄泰泉括以图经，表以论赞，凡十有二卷。近人刊其姓氏，窃为己有。余甚怪今纂辑家割章裂句袭为己说，况攘取全书乎？甚矣哉，世风之不古！久假而不归，不惟行于辑书，亦且流于时艺以猎取声利者比比。1
卢挺这番议论便当针对陶敬窃取黎民表《罗浮山志》而发。康熙末惠州知府吴骞《惠阳山水纪胜·罗浮纪胜》凡例云“罗浮，旧有博罗令陶肃公重刊山志”2，亦仅言陶敬是对原有山志的重刊。可见，时人并不认可陶敬修撰了《罗浮山志》。这或是《上元县志》等地方志陶敬传记中未言其编撰《罗浮山志》的原因所在。
三、结语
在利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的两部地方文献《罗浮山志》《湘山志》时，注意到《总目》提要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作出考证辨析。《总目》中列为存目的古籍达六千七百九十三种，流传至今，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出版者四千五百零八种。对这些四库存目类古籍的研究、利用还存在较大的空间，随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广泛利用，更多问题有待发现、研究，也将推动《总目》研究的深入。
Abstract：Luo Fu Shan Zhi and Xiang Shan Zhi are two important local documents about Taoism and Buddhism. There are obvious mistakes in the Si Ku Quan Shu Zong Mu about its author and volume number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author， volume numbers and compilation of the two books， which will help to correct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issues and the use of relevant literature.
Key words：Si Ku Quan Shu Complete Contents;Shi Bu;Geography Classes;Justify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