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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从地上到地下，为了不迷失在隐藏着国王心意的铭文浮雕之间；行走，从寺内到寺外，为了不失忆在撑裂了巨型砂岩的千年古树之间。让我用触摸过石头的微笑的眼睛，去观察最平凡的鲜活面孔。因为他们，在不自知当中，完美地继承了那神秘的高棉的微笑。那，才是最真实的微笑，那，才是最古老的现在。
吴哥若只如初见
700多年前，元人周达观从水路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初见之彼时的真腊“弥望皆休藤古木，黄沙白苇，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今日的中国人，可以选择从天上来，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自明万历后就改称为柬埔寨的真腊。
只是，我初见之此时的“真腊”，弥望皆昏黄之灯火，稀疏黯淡。坐在我身边的中国女游客在飞机下降之前问到：“柬埔寨还在打仗吗？”
她的失望大概来自于人类喜欢比较已知和未知事物的天性。习惯了夜里降落时，看到灯火通明的城市符号的中国人，来柬埔寨恐怕要花一点时间才会习惯从首都到各大城市都好像是点着煤油灯、戴着老花镜的昏黄夜晚；再花一点时间，也许才知道这里电力资源短缺，不得不去邻国如泰国和越南购电，高电价带来的自然是省电的行为。
我们可能都会如前辈周达观当初那样，多少带着点“大国”的心态来到这个“小国”。目睹一些当初不如中土文明，今日不若中国发展的地方，便忍不住地拿来在心里或者口头比较一番。
直到，遇见吴哥，遇见吴哥鲜活的面孔。
吴哥，如果按绝大多数普通游客的理解，就是大吴哥和小吴哥。大吴哥是吴哥王城，小吴哥是吴哥窟。大吴哥就是周达观书中的“州城”，小吴哥则被他一厢情愿地唤作“鲁班墓”，因为“俗传鲁班一夜造成”。小吴哥在大吴哥城南。这里，我想按考古学家达米恩的新地图扩大范围，把暹粒市也算进来。
吴哥，最典型的模样，其实从金边机场开始就能在各处看到。但如果没有站到柬埔寨国旗上飘扬的图案面前，那份震撼恐怕是无法感受到的。且不说那190米宽扑面而来的护城河让故宫墙外或者某个欧洲城堡外的护城河看上去都像是小人国的玩具，单是铺就寺庙堤道的石板，以及完美地层叠、吻合在一起的巨型砂石，就让人对那个没有起重机和卡车时代的工程场面浮想联翩。
虽然没有机会回到古代亲身体验大象驮石的场面，在这里，还有机会看到现代的鲁班。他们就在某个寺庙的某处，用现代的技术在修补古代的建筑。因为无法让他们同场PK，所以很难判断现代鲁班和古代鲁班谁的手更巧。不过现代鲁班对自己的修补工作，显然有着和古代同行不一般的心情。
在通往吴哥窟西门的堤道的中途，立着一块牌子，上面贴着44个高棉鲁班的照片和姓名，照片上方有两行英文，上面写着“柬埔寨阿布萨拉-索菲亚任务（日本）”，下面写着：“我们柬埔寨人修复了吴哥窟的西堤道”。只是踩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作品的游客，似乎都急着去看吴哥窟内的美景，在这块牌子前稍事停留的人并不是很多。
此类洋雷锋指导下的土鲁班现场，我在巴戎寺微笑的菩萨面孔下面也看到了。正如达米恩所说，绝大部分的考古机构、专家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地上的建筑中。也难怪，让这些面孔和其他地面建筑的各部重现昔日完美带来的好处之一，不仅贡献了12%的GDP（2006年），直追水稻15%的贡献率，而且为这个拥有1400余万人口的国家提供了30万个就业机会。 机会和信仰
从穿着统一编号浅色马甲的TT司机，到戴着红白圣诞帽的酒吧侍者，从坐在挤挤挨挨挂满各种吴哥图画和大象图案的围巾T恤之间的有摊位的小贩们，到举着几本吴哥明信片或者挂满了各色丝布围巾细小胳膊的流动着的孩子们，你可以在吴哥处处看到这种机会的受益者。
Knter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买套明信片吧，只要一美元。”她扬着黝黑的脸，眸子亮晶晶的。我笑着说我已经买过啦。她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重复推销的话，相反，她说，“那请给我一只笔吧。”
我犹豫了一下，我背包里只有一只笔，要用来做工作笔记。于是，我拿出一盒口香糖，倒给她一把。她很开心，在我上车要走前塞给我一张纸：“送给你。”那是一张似乎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的一角，一面写满了工整的英文：
你好！
非常高兴遇到你。
我的名字叫Knter。
我送给你这朵花作个纪念。
我希望你在工作上以及你的家人都有好运。
谢谢你来看吴哥窟。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
我喜欢你的微笑。
我希望你喜欢我的花。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落款是大写的英文“KNTER”。纸的另一面是一朵花，用三色圆珠笔画成，有着黑色的根茎叶子、红色的花瓣，蓝色的花蕊，很像是在吴哥窟的石阶中偶尔探出头的那种小花，不过却腰板挺直，花开八瓣。在花的下方写着：“祝你好运”。
在吴哥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对他们什么时候会去上学的时间很疑惑。后来我遇到的另外在路边推车上卖书的男孩告诉我，他白天只去英文学校半天，是一家NGO开的，免费。别的时间他可以赚点钱。为了表示他真的读书了，他拿出他的英文课本给我看，上面有他认真标记的字迹和作业，他还翻到一页写着我在中学学过的一首英文歌，说，我会唱。那首歌是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不过在他这本配图的书上，不知为什么Indian boy（印第安男孩）被改成了sneaker(运动鞋) 。
达米恩告诉我，其实很多孩子都不去上学，但很多孩子都会说英文。达米恩从来不买这些孩子们兜售的东西，但作为吴哥的常客，他目睹了这些孩子们的变化。几年前，有一个小女孩，穿的破破烂烂、脏兮兮地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卖纪念品，从来不去上学，现在，达米恩再见到的她，虽然还在卖纪念品，但已经衣衫规整，英语流利，显然她的生意很成功。
“如果当初她去读书，她现在不一定能穿这么好的衣服，过这么好的生活。”达米恩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生存，对于我们而言，在这里很难用道德标准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
在过去，柬埔寨的教学在当地寺庙中进行，由和尚负责教授课程。在沦为法国“保护国”期间，接受了法国的教育模式，现在不少学校还是在法式建筑里面。民柬时期，多数学校完全被破坏，大部分老师未能幸免于难。
1979年之后，学校教育系统才慢慢被恢复。现在的柬政府正在致力于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努力确保所有儿童都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从1999年的14.2%已增至2004-2005年的88.9%。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注册了但不去或很少去上学的孩子，我也很难判断，像Knter这样的孩子究竟是这种机会的受益者还是相反。我不会忘了她，我希望还能再见到她，看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变与不变
在吴哥的寺庙间，最常听到导游说的一句话就是：“神住的地方留下来了，人住的地方都没了。”
按周达观的叙述，吴哥时期的佛教寺庙可以用瓦做屋顶，但是普通人只能用茅草做屋顶。在今天的柬埔寨，佛住的地方，依旧比人住的要好。但人们似乎都很知足，或者说，不去想。即使是住在最破烂的房子里的人。
在距离暹粒市只有10分钟车程的路边，有一排挤挤矮矮的房屋。Pol Samnang一家人就生活在其中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屋子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被床占满，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配有充电电池的电视，以及倒放在屋后的自行车。厨房就是搭在屋边的一个简陋的木板台子。
他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目前应该低于2005年34%的贫苦率中的一分子，也是不幸未能跻身于自1993年以来被脱掉贫困帽子的那9%的行列中。
他的老家在马德望省离泰国边境不远的一个村子，地里收成不好。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去泰国打工，主要做建筑工人。但他听说暹粒这边发展得快，工作机会多，于是三年前，他把地卖了来这里谋生，但发现像他这样既不会说英语又没有别的技能的人，工作很难找。于是他和妻子靠卖蚬为生。
他现在想回老家也没有钱可回，回去了，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问这个家庭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男主人，他会否担心生活。这位44岁，有四个孩子的男人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对于未来，他说就是“呆着，没有希望地呆着”。
闲散和自由
在吴哥，在金边，在柬埔寨的很多其他地方，你都能体会到这样的闲散。就如法国人J.P.Dannaud在他的书里写得那样：“现在是闲散和漫步的时间”。
在柬埔寨，似乎处处都是闲散的时间，闲散的人。
一位从北京去金边工作的人的太太告诉我，这里一年四季几乎都在放假。“这里的孩子整天都在玩。还好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要是在这里上，那还得了。”她很怀疑柬埔寨的孩子们在假期之外的短短的时间里能在学校里学到多少东西。
我从2007年12月22日到金边，2008年1月7日离开金边的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经历了圣诞节、元旦和胜利日三个节日。圣诞节西方机构放假，元旦和胜利日政府机关、银行等都放假。
一个从上海来到金边工作的华人，告诉我，他喜欢在这里工作。因为这里不像国内那样压力大，大家也不那么互相攀比，不会问你买房了没，你买车了没。他已经习惯每天晚上10点前就睡觉，早上5点就起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中午回来吃饭睡至少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开始下午的工作，生活简单，规律、悠闲。
那么，这里难道看不到紧张、不悠闲的场面吗？当然也可以看到。在金边早晨7、8点的大街上，挤满了轿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很少能看到走路的人，除了我这样悠闲的游客。金边这一两年也开始塞车了，法国人规划出来的路似乎变得窄了。
汽油涨价了，土地也涨价了，有投机性质的土地买卖让失地的农民数量在增加，但是似乎没有太多的人担心这些问题。我问柬埔寨国家信息交流技术发展办公室的秘书长LeeWood PHU，政府需要做什么来应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他说，柬埔寨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些事情不会太多干涉的。
外来的人如我，却担心一些事情，比如地雷。这让被旅游指南上的说明弄得提心吊胆的地雷，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还有不少，这应该很紧急吧？然而我在从马德望去拜林的路上，看到不少画着白色骷髅头的红色牌子就插在路边房屋不远处的树下田边，房屋前的空地上，有孩子们在玩耍。排雷的士兵在我去时一个都没看到，因为是周末。我想，如果在中国，那部队肯定要加班加点轮班地排，也要尽早把雷排完才会放心吧？
这里的人，如同周达观所述吴哥时期放养的那种“别一种”的水稻：“…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
（注：本文数据均引自徐光发所著《柬埔寨经济评论》一书）
吴哥若只如初见
700多年前，元人周达观从水路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初见之彼时的真腊“弥望皆休藤古木，黄沙白苇，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今日的中国人，可以选择从天上来，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自明万历后就改称为柬埔寨的真腊。
只是，我初见之此时的“真腊”，弥望皆昏黄之灯火，稀疏黯淡。坐在我身边的中国女游客在飞机下降之前问到：“柬埔寨还在打仗吗？”
她的失望大概来自于人类喜欢比较已知和未知事物的天性。习惯了夜里降落时，看到灯火通明的城市符号的中国人，来柬埔寨恐怕要花一点时间才会习惯从首都到各大城市都好像是点着煤油灯、戴着老花镜的昏黄夜晚；再花一点时间，也许才知道这里电力资源短缺，不得不去邻国如泰国和越南购电，高电价带来的自然是省电的行为。
我们可能都会如前辈周达观当初那样，多少带着点“大国”的心态来到这个“小国”。目睹一些当初不如中土文明，今日不若中国发展的地方，便忍不住地拿来在心里或者口头比较一番。
直到，遇见吴哥，遇见吴哥鲜活的面孔。
吴哥，如果按绝大多数普通游客的理解，就是大吴哥和小吴哥。大吴哥是吴哥王城，小吴哥是吴哥窟。大吴哥就是周达观书中的“州城”，小吴哥则被他一厢情愿地唤作“鲁班墓”，因为“俗传鲁班一夜造成”。小吴哥在大吴哥城南。这里，我想按考古学家达米恩的新地图扩大范围，把暹粒市也算进来。
吴哥，最典型的模样，其实从金边机场开始就能在各处看到。但如果没有站到柬埔寨国旗上飘扬的图案面前，那份震撼恐怕是无法感受到的。且不说那190米宽扑面而来的护城河让故宫墙外或者某个欧洲城堡外的护城河看上去都像是小人国的玩具，单是铺就寺庙堤道的石板，以及完美地层叠、吻合在一起的巨型砂石，就让人对那个没有起重机和卡车时代的工程场面浮想联翩。
虽然没有机会回到古代亲身体验大象驮石的场面，在这里，还有机会看到现代的鲁班。他们就在某个寺庙的某处，用现代的技术在修补古代的建筑。因为无法让他们同场PK，所以很难判断现代鲁班和古代鲁班谁的手更巧。不过现代鲁班对自己的修补工作，显然有着和古代同行不一般的心情。
在通往吴哥窟西门的堤道的中途，立着一块牌子，上面贴着44个高棉鲁班的照片和姓名，照片上方有两行英文，上面写着“柬埔寨阿布萨拉-索菲亚任务（日本）”，下面写着：“我们柬埔寨人修复了吴哥窟的西堤道”。只是踩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作品的游客，似乎都急着去看吴哥窟内的美景，在这块牌子前稍事停留的人并不是很多。
此类洋雷锋指导下的土鲁班现场，我在巴戎寺微笑的菩萨面孔下面也看到了。正如达米恩所说，绝大部分的考古机构、专家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地上的建筑中。也难怪，让这些面孔和其他地面建筑的各部重现昔日完美带来的好处之一，不仅贡献了12%的GDP（2006年），直追水稻15%的贡献率，而且为这个拥有1400余万人口的国家提供了30万个就业机会。 机会和信仰
从穿着统一编号浅色马甲的TT司机，到戴着红白圣诞帽的酒吧侍者，从坐在挤挤挨挨挂满各种吴哥图画和大象图案的围巾T恤之间的有摊位的小贩们，到举着几本吴哥明信片或者挂满了各色丝布围巾细小胳膊的流动着的孩子们，你可以在吴哥处处看到这种机会的受益者。
Knter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买套明信片吧，只要一美元。”她扬着黝黑的脸，眸子亮晶晶的。我笑着说我已经买过啦。她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重复推销的话，相反，她说，“那请给我一只笔吧。”
我犹豫了一下，我背包里只有一只笔，要用来做工作笔记。于是，我拿出一盒口香糖，倒给她一把。她很开心，在我上车要走前塞给我一张纸：“送给你。”那是一张似乎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的一角，一面写满了工整的英文：
你好！
非常高兴遇到你。
我的名字叫Knter。
我送给你这朵花作个纪念。
我希望你在工作上以及你的家人都有好运。
谢谢你来看吴哥窟。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
我喜欢你的微笑。
我希望你喜欢我的花。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落款是大写的英文“KNTER”。纸的另一面是一朵花，用三色圆珠笔画成，有着黑色的根茎叶子、红色的花瓣，蓝色的花蕊，很像是在吴哥窟的石阶中偶尔探出头的那种小花，不过却腰板挺直，花开八瓣。在花的下方写着：“祝你好运”。
在吴哥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我对他们什么时候会去上学的时间很疑惑。后来我遇到的另外在路边推车上卖书的男孩告诉我，他白天只去英文学校半天，是一家NGO开的，免费。别的时间他可以赚点钱。为了表示他真的读书了，他拿出他的英文课本给我看，上面有他认真标记的字迹和作业，他还翻到一页写着我在中学学过的一首英文歌，说，我会唱。那首歌是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不过在他这本配图的书上，不知为什么Indian boy（印第安男孩）被改成了sneaker(运动鞋) 。
达米恩告诉我，其实很多孩子都不去上学，但很多孩子都会说英文。达米恩从来不买这些孩子们兜售的东西，但作为吴哥的常客，他目睹了这些孩子们的变化。几年前，有一个小女孩，穿的破破烂烂、脏兮兮地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卖纪念品，从来不去上学，现在，达米恩再见到的她，虽然还在卖纪念品，但已经衣衫规整，英语流利，显然她的生意很成功。
“如果当初她去读书，她现在不一定能穿这么好的衣服，过这么好的生活。”达米恩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生存，对于我们而言，在这里很难用道德标准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
在过去，柬埔寨的教学在当地寺庙中进行，由和尚负责教授课程。在沦为法国“保护国”期间，接受了法国的教育模式，现在不少学校还是在法式建筑里面。民柬时期，多数学校完全被破坏，大部分老师未能幸免于难。
1979年之后，学校教育系统才慢慢被恢复。现在的柬政府正在致力于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努力确保所有儿童都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从1999年的14.2%已增至2004-2005年的88.9%。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注册了但不去或很少去上学的孩子，我也很难判断，像Knter这样的孩子究竟是这种机会的受益者还是相反。我不会忘了她，我希望还能再见到她，看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变与不变
在吴哥的寺庙间，最常听到导游说的一句话就是：“神住的地方留下来了，人住的地方都没了。”
按周达观的叙述，吴哥时期的佛教寺庙可以用瓦做屋顶，但是普通人只能用茅草做屋顶。在今天的柬埔寨，佛住的地方，依旧比人住的要好。但人们似乎都很知足，或者说，不去想。即使是住在最破烂的房子里的人。
在距离暹粒市只有10分钟车程的路边，有一排挤挤矮矮的房屋。Pol Samnang一家人就生活在其中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屋子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被床占满，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配有充电电池的电视，以及倒放在屋后的自行车。厨房就是搭在屋边的一个简陋的木板台子。
他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目前应该低于2005年34%的贫苦率中的一分子，也是不幸未能跻身于自1993年以来被脱掉贫困帽子的那9%的行列中。
他的老家在马德望省离泰国边境不远的一个村子，地里收成不好。村子里的很多人都去泰国打工，主要做建筑工人。但他听说暹粒这边发展得快，工作机会多，于是三年前，他把地卖了来这里谋生，但发现像他这样既不会说英语又没有别的技能的人，工作很难找。于是他和妻子靠卖蚬为生。
他现在想回老家也没有钱可回，回去了，也不知道能做什么。我问这个家庭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男主人，他会否担心生活。这位44岁，有四个孩子的男人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对于未来，他说就是“呆着，没有希望地呆着”。
闲散和自由
在吴哥，在金边，在柬埔寨的很多其他地方，你都能体会到这样的闲散。就如法国人J.P.Dannaud在他的书里写得那样：“现在是闲散和漫步的时间”。
在柬埔寨，似乎处处都是闲散的时间，闲散的人。
一位从北京去金边工作的人的太太告诉我，这里一年四季几乎都在放假。“这里的孩子整天都在玩。还好我们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要是在这里上，那还得了。”她很怀疑柬埔寨的孩子们在假期之外的短短的时间里能在学校里学到多少东西。
我从2007年12月22日到金边，2008年1月7日离开金边的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经历了圣诞节、元旦和胜利日三个节日。圣诞节西方机构放假，元旦和胜利日政府机关、银行等都放假。
一个从上海来到金边工作的华人，告诉我，他喜欢在这里工作。因为这里不像国内那样压力大，大家也不那么互相攀比，不会问你买房了没，你买车了没。他已经习惯每天晚上10点前就睡觉，早上5点就起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中午回来吃饭睡至少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开始下午的工作，生活简单，规律、悠闲。
那么，这里难道看不到紧张、不悠闲的场面吗？当然也可以看到。在金边早晨7、8点的大街上，挤满了轿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很少能看到走路的人，除了我这样悠闲的游客。金边这一两年也开始塞车了，法国人规划出来的路似乎变得窄了。
汽油涨价了，土地也涨价了，有投机性质的土地买卖让失地的农民数量在增加，但是似乎没有太多的人担心这些问题。我问柬埔寨国家信息交流技术发展办公室的秘书长LeeWood PHU，政府需要做什么来应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他说，柬埔寨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对这些事情不会太多干涉的。
外来的人如我，却担心一些事情，比如地雷。这让被旅游指南上的说明弄得提心吊胆的地雷，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还有不少，这应该很紧急吧？然而我在从马德望去拜林的路上，看到不少画着白色骷髅头的红色牌子就插在路边房屋不远处的树下田边，房屋前的空地上，有孩子们在玩耍。排雷的士兵在我去时一个都没看到，因为是周末。我想，如果在中国，那部队肯定要加班加点轮班地排，也要尽早把雷排完才会放心吧？
这里的人，如同周达观所述吴哥时期放养的那种“别一种”的水稻：“…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
（注：本文数据均引自徐光发所著《柬埔寨经济评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