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1年初，我刚拍完HBO新剧《权力的游戏》第一季，该剧是以乔治·马丁的小说《冰与火之歌》为基础改编创作的。我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演艺经历，却被安排饰演丹妮莉丝·坦格利安，这个角色还有大草原的卡丽熙、龙石岛公主、不焚者、打碎镣铐者、龙之母等头衔。按照编剧大卫·贝尼奥夫和D.B.韦斯的说法，她就像是拿破仑、圣女贞德和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结合体。
　　第一季杀青后一周，我就投身于剧集的宣传和首映等事宜。隐约的兴奋之余，我没有成就感，却担心被关注，担心自己对演艺行业知之甚少，担心演得不好。

　　为了缓解压力，我开始在一名教练的指导下健身。2011年2月11日上午，在伦敦北部克朗奇区的一家健身房更衣室里，我换衣服时忽然感到头疼得厉害，浑身无力，连鞋子都几乎穿不好。开始健身后，我强忍不适，做完了最初的几组练习。
　　接下来教练让我做平板支撑，可我刚一摆好姿势，就觉得脑袋上仿佛箍了一条橡皮筋，拼命地往里挤压着，疼得我实在受不了，就跟教练说要休息一下。然后，我几乎是爬着回了更衣室。我来到洗手间里，跪在地上，不适感加剧袭来。与此同时，头部的疼痛——刺痛、刀割一般的痛、挤压一般的痛——愈加厉害。我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出问题了。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打起精神来，试图驱散疼痛和恶心感，还对自己说：“我不要瘫痪。”我活动着手指脚趾，确认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时候，我聽到旁边隔间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舒服，她于是过来帮我，把我调整至侧卧的复苏体位。接下来的一切立刻变得嘈杂、模糊起来。我记得有救护车的鸣笛声，还听到有人说我的脉搏微弱。就在我呕吐不止时，有人用我的手机给我住在牛津郡的父母打去电话，让他们到惠廷顿医院的急救室来找我。
　　昏昏沉沉中，我被从救护车上抬下来，人们用滚轮床把我推进一条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走廊，那里人声嘈杂，言语间流露出无限担心。因为没人知道我到底怎么了，医生和护士也没法给我用药。
　　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后，不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蛛网膜下腔出血（SAH）。这是一种由于血液流入大脑周围空间导致的中风，可危及生命。出血则是因为我体内有一颗动脉瘤发生了破裂。后来我才得知，大约三分之一的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会立即或不久后丧命。即便侥幸没死，也必须马上接受手术，不然极有可能再次出血。但即使动手术也不能保证把人救回来。
　　我又被救护车送到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神经科与神经外科医院。此时已是午夜，病房内，妈妈斜靠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则在药物引起的晕眩、剧烈的疼痛和持续不断的噩梦中翻来覆去。
　　我被告知要在手术单上签字。脑部手术？那么多工作在等着我，我可没时间动手术。不过最终我还是答应签字，然后就陷入了昏迷。接下来的3个小时，医生为我实施了手术。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接受手术，也不是最坏的一次。我那时才24岁。
　　我在牛津长大，爸爸是一名音效师，妈妈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司的市场部副总裁。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父母一心想给我和哥哥提供最好的条件，他们辛辛苦苦赚钱，供我们读私立学校。
　　我记不太清楚自己何时产生了想当演员的念头。3岁那年，爸爸带我观看音乐剧《演艺船》。我那时是一个又吵又闹、坐不住的普通小孩，却静静地在台下坐了两个多小时，全神贯注地看戏。落幕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高举过头顶，拼命地鼓掌。
　　从此，我像中了魔一般，在家里一遍遍地用录像机播放《窈窕淑女》，以至于录像带因磨损得太厉害而哒哒作响。在我看来，这部取材自萧伯纳舞台剧《卖花女》的电影证明，只要方法得当、排练充分，外加一个好导演，你就能脱胎换骨，一举成名。可当我说要走演艺道路时，我发现爸爸不太乐意。他认识很多演员，在他的意识里，那都是些神经过敏、无事可干的家伙。
　　我就读的松鼠小学位于牛津郡，那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所在，秩序井然又甜蜜温馨。5岁那年，我在一出戏剧中担任主演，可当我走上舞台准备说台词时，大脑里却一片空白，只能静静地站在舞台中央。
　　时光流转，我的演技也在提升。10岁那年，爸爸带我去伦敦西区试镜尼尔·西蒙的《再见女孩》。走进室内，我发现每个参与试镜的女孩都唱了《猫》这首歌，而我能唱出来的只有英国民谣《骑驴子》。工作人员耐着性子听完后说：“能唱点别的吗？现代一点儿的！”我就唱了辣妹组合的《Wannabe》（我就要），唱得老爸难以忍受，用双手捂住了脸。我自然没有被选中，不过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如果选上，报纸上就可能有关于你的负面报道，那更让人难受。”爸爸说。
　　我在学校里扮演过很多角色：《西城故事》里的安妮塔、《萨勒姆的女巫》里的阿比盖尔、《麦克白》里的一名女巫、《第十二夜》里的薇奥拉……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急着读大学，而是休整了一年。在这期间，我当过侍应生，还当背包客去过亚洲。之后我进了伦敦戏剧中心攻读学士学位，从《樱桃园》《火线》等作品中汲取着表演艺术的营养。但那些纯真少女的角色不会落到我头上，而是会找高挑婀娜的金发女孩来演，我则出演过《醒来歌唱》里的犹太妈妈。 　　毕业后，我暗下决心，一年内只接拍那些有意义的戏。我到酒吧打工，到呼叫中心打工，到光线昏暗的博物馆打工，告诉人们“右边就是洗手间”。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但我矢志不移，不接烂戏。
　　2010年春，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HBO有一个新剧集正在伦敦选演员试镜。这便是《权力的游戏》，它的试播集出了岔子，要重选演员来饰演丹妮莉丝。这个角色需要一个“脱俗的、铂金色头发的神秘女子”来演，而我是一个“个子矮小、深色头发、凹凸有致的英国人”。不过我仍然为这个角色作了精心准备。

　　那段日子里，我没觉得自己不健康。因为我经常血压低、心率过缓，所以有时会头晕，偶尔头昏眼花甚至昏过去。14岁那年，我得过偏头痛，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在戏剧学校读书时，我还曾摔倒过。不过总体来说，这些症状似乎只是生活和做演员的压力带来的，而且都是可控的，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想来，它们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
　　我在伦敦苏豪区的一间小摄影棚里完成了《权力的游戏》试镜。4天之后电话来了，让我在3周之内飞往洛杉矶，为编剧贝尼奥夫、韦斯及HBO的管理层读剧本。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我动身前往洛杉矶，票是对方订的，商务舱。在候机厅里，我偷走了所有免费的茶。读剧本时，我憋着不去看从旁走过的一个高挑婀娜、满头金发的漂亮女演员。读完后又忍不住发问：“我能干点别的吗？”
　　大卫·贝尼奥夫说：“你可以跳段舞。”我不想扫大家的兴，就跳了小鸡舞和机械舞。回想起来，这么做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砸，因为我的舞跳得并不好。
　　离开时，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恭喜你，公主！”
　　我得到了出演角色的机会！这让我激动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回到酒店，有人邀请我去参加派对，我谢绝了，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了奥利奥，看了《老友记》，还给每个认识的人打了电话。
　　我接受的第一次手术是微创手术，没有开颅。医生运用了一种名为“血管内栓塞”的技术，将一根金属导丝从我的腹股沟插入股动脉内，导丝一路向上进入脑血管，对破裂的动脉瘤进行封堵。
　　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醒来后，我感到疼痛难忍，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而且不能四处看，因为喉咙里还插着管子。我口干舌燥又恶心作呕。医生把我转到了重症监护室，4天后他们告诉我，要对我密切观察两个星期，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什么并发症，那么我康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渡过那个关键期之后的某天晚上，一名护士叫醒了我，这是一系列认知练习的一部分。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全名是艾米莉亚·伊泽贝尔·尤菲米娅·罗斯·克拉克，但当时我根本想不起来，而是说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让我顿时恐慌起来。我之前从未体验过这样深刻的恐惧，就像末日来临。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记住台词，可现在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
　　我得了失语症，此症源自脑部受损，只能含混不清地说一些没来由的话。妈妈费尽口舌，要我相信自己的意識是清醒的。我明白妈妈是在安慰我，心绪最差的时候甚至一度想要拔管子。演员工作以表达和沟通为主，没有这些，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又被送回了重症监护室，一周后失语症好转，我能说话、能想起自己的全名了。住院一个月后，我出院回家了。泡个热水澡，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甭提多爽了。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投入《权力的游戏》第二季的拍摄中。
　　虽然重回以前的生活，但医生对我说，我脑部的另外一侧还有一个小一点儿的动脉瘤，随时可能发作，不过由于比较小，也可能一直潜伏，不会对我造成伤害，只须密切观察即可，无需手术。此外，病后的康复也非一蹴而就，我要按时吃止痛药。我跟“权游”的上司讲了自己的情况，但我不想公开病情，以免大家对此评头论足，影响剧集的拍摄。
　　甚至第二季就要开拍了，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没把握。我时常头晕体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有一次参加剧集的巡回宣传活动，我们下榻伦敦的一家酒店。在那里，我完全跟不上节奏，思维迟钝、呼吸困难。接受采访间隙，我都要溜出去吃止痛药。
　　“权游”第一季的播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我对此并不清楚。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现在是IMDb上的第一名！”IMDb号称全球最大的电影数据库，可我对其毫不了解，反问：“什么是IMDb？”
　　在杜布罗夫尼克拍摄第二季的头一天，我反复给自己打气：“我很好，我才20多岁，我很好。”我全力投入工作，没有缺席第二季的任何一场拍摄，但是表现得很挣扎。第二季是我演得最烂的一季。
　　拍完第三季后，我在2013年又接演了百老汇戏剧版的《蒂凡尼的早餐》。在纽约为该剧忙活的那段时间里，我抽空做了一次脑部扫描——现在我要定期做，结果显示，我脑部另一侧那颗小点儿的动脉瘤已经长大了一倍，医生说必须动手术，并承诺这次的手术会比上次简单。不久，我就住进了曼哈顿某医院装修得很娘的一间单人病房里，爸妈也赶来了。“两小时后见。”妈妈说。随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金属导线再一次从我的股动脉开启旅程，直抵脑部。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从剧痛中醒来，尖叫着，医生说我出血很多，如果不马上再次实施手术，我活下来的机会渺茫。而且这次手术是传统的开颅术。
　　第二次手术的恢复比第一次更加痛苦，我看上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丹妮莉丝经历过的任何一场都要残酷。因为这场手术，我的脑子里往外出水，一小块头骨被用钛补上。现如今你们看不到那条从我的头皮直到耳朵的疤痕，不过在手术之初它很明显。而最让我担心的是认知能力或感知能力的丧失。手术会影响注意力、记忆和周边视觉吗？虽然如今我已经可以跟人们开玩笑说，那次手术夺走了“我对男人的好品味”，但在当时，它远没有这般轻松。

　　我再次住院一个月，其间一度希望全失，备受焦虑和恐慌摧残。我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抱怨上天不公，被教导总有人比自己更不幸，但经历了两次手术后，我对生活的信心全没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当时我自认为肯定活不下去了，还以为得病的消息会曝光。确实有媒体报道了我的情况——第二次手术6周之后，美国小报《国家问询报》发了一篇豆腐块文章。他们的一个记者问我的病情，我否认了。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真相，请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并非孤例，还有无数人比我的结局更惨。
　　第二次手术后几周，我和“权游”的另外几位演员参加了圣迭戈动漫展。展会上，粉丝们非常热情，我不想让他们失望，但在回答问题环节之前，我突然感到头痛欲裂，那种令人生厌却又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我觉得自己大限已到。我已经骗了死神两次，这次怕是再也骗不过去了。走下舞台时，公关问我怎么了，我说了自己的症状，可她说，还有一个MTV的采访在等着。我当时想，如果去了，在采访期间发病，那可就被现场直播了！
　　好在我挺过来了，挺过了MTV的采访以及之后的好多好多工作。第二次手术后的这些年里，我的恢复超乎预期，现在我已经百分之百地康复了。除了拍戏，我还决定和英国、美国的朋友一起，发起名为“如你”的慈善机构，旨在为那些处在脑损伤和中风疾病康复期的人提供治疗。对于我的妈妈、哥哥，救治我的医生、护士，以及我的朋友，我心怀无限感激。我的父亲因癌症于2016年去世，临终前他还握着我的手。我非常想念他，对他说再多感谢都不够。
　　随着“权游”步入尾声，我很欣慰，也很幸运。我很开心能够看到这部剧的大结局，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也很高兴能看到一个新的开始。
　　[译自美国《纽约客》]